曹植与五言诗体
中国文学以抒情诗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亦鲜佳什。《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还，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言、七言均出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自建安时即为文学主要体裁，其后虽新体代兴，而五言诗体并未被淘汰，迄今仍可应用，故在中国各种诗体中，能流行二千年尚未僵化者，惟有五言。五言诗体发生虽在汉代，而其正式成立，则在建安、黄初之间，曹植为最重要之作者。钟嵘《诗品》乃专论五言诗之书，其称美曹植，“譬之人伦之有周孔”，良非无以。五言诗既为中国诗中最重要之体裁，而曹植即奠定五言诗体之人，故“曹植与五言诗体”，乃治中国文学史者所不可不注意之事也。
旧传西汉人五言诗，如枚乘《古诗》、苏李赠答、卓文君《白头吟》、班婕好《怨歌行》，皆不可信据。古今学者，多已言及，近逯钦立氏《汉诗别录》（1945年12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六同别录》卷中），论证尤详，兹不复赘。西汉虽无有作者主名之五言诗，而民谣短歌，多用五言，逯氏文中亦举例说明之。其所举民谣最早者，为《汉书·禹贡传》所载武帝时俗语“何以孝悌为”云云。其所举短歌最早者，为《汉书·李延年传》所载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并谓：“此歌第五句多出三字，当系歌者临时所加之趁字。此通篇既与《乌生八九子》之杂言不同，又与含兮字之楚歌亦迥乎有异，虽多出三字，固可谓五言首次用于倡乐之例也。”又谓：“延年以故倡而善新声，则此非四言非楚歌之《北方佳人》，其为新曲可知，其为五言之首用于倡乐亦可知。”逯氏所举最早之五言民谣短歌均在武帝时，因此推论五言发生于武帝之世。钺按，西汉人用五言作短歌者，李延年之前，亦尚有迹象可寻。《汉书·外戚传》载高祖戚夫人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首二句虽为三言，下四句皆五言，似亦可视作五言短歌。用五言为短歌，乃汉初以降自然之趋势，非必李延年故意创制之新乐，亦不必拘定起于武帝之时也。又汉代乐府中之《相和歌辞》，多出民间，（《晋书·乐志》所谓：“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也。”）其体裁无定，有四言者，如《箜篌引》、《善哉行》等；有杂言者，如《乌生八九子》、《平陵东》、《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有五言者，如《江南》、《鸡鸣》、《陌上桑》、《长歌行》、《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艳歌行》、《白头吟》等。以五言者为多，此亦可见五言体在街陌谣讴中滋长之盛。
中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无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韦孟《讽谏》、《在邹》，及韦玄成《自劾》、《戒子孙》诸四言诗，殊板重少诗意。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民谣短歌自然产生一种五言体，其后渐发展为较长之乐歌。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变化，胜于四言。（钟嵘《诗品序》：“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即说明五言所以胜于四言之故。）文人觉得适用，故有模仿五言乐府者，如辛延年作《羽林郎》，宋子侯作《董娇饶》。（此两诗皆仿《陌上桑》描述之体。）有采乐府之五言体以抒情言志而不必被诸管弦者，是为五言诗之滥觞。据文献可征者，以班固《咏史》诗为最早，馀如傅毅《古诗》（冉冉孤生竹）、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赵壹《疾邪》，皆其伦也。
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然成绩并不佳，盖此新体尚未被重视，作者不过偶尔尝试，非郑重为之。班固、张衡文学之天才，卓绝一代，所作《两都》、《二京》诸赋，殚精结撰，蔚为辞宗，而其作五言诗，则掉以轻心，并不经意，故钟嵘谓班固《咏史》“质木无文”。此种情形，亦如中唐之时，词体初兴，白居易、刘禹锡于诗造诣虽高，而偶作小词，则率意为之，无甚精彩也。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以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为《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钟嵘《诗品》谓：“《古诗》，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则钟嵘所见有五十九首。），其中不乏佳制。然既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主名亦无考，盖新体初兴，标准未定，作诗者多出于自然之尝试，故东汉一代，未有专以五言名家之诗人。
《古诗》虽非一人之作，然其中亦颇有共同之特点。《古诗》虽无作者主名，大抵出自文人。五言之体，采自乐府歌辞，而《古诗》有与乐府不同者。乐府出自民间，多纪事之篇，写社会情况，重绚烂之描绘，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而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古诗》为文人抒情之作，表现作者个性，情思深远。故《古诗》乃用乐府五言之体裁而提高其境界者。此一特点也。钟嵘谓《古诗》“原出于《国风》”，实则其中多含《骚》意，如：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可足贡（贡或作贵），但感别经时。
其芳馨悱恻轻灵幽渺之致，非《国风》所有。《楚辞》盛行于汉，其形式衍为赋，而其精神意味则融于五言诗，故东汉五言诗兼承《风》、《骚》，而得于《骚》者尤多。此其特点二也。
在班固《咏史》之后百馀年，当三国纷扰之际，建安、黄初之间，作五言诗之风气大盛。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陈琳、徐幹、刘桢、阮瑀、繁钦、应玚等，莫不从事于五言诗之创作，而曹植专精努力，造诣最高，从此遂奠定五言新体之基础。
建安时文人，喜仿乐府，所谓“依前曲，作新声”，（曹植《鼙舞诗序》语）故曹植作乐府甚多。兹就朱绪曾《曹集考异》统计之，（朱绪曾《曹集考异》，于曹植作品，搜辑校勘，最为详密，故依据之。所统计只取完篇，零章断句不计入。又如《善哉行》“来日大难”篇，非曹植作，亦不计入。）乐府共四十三篇，其中五言者三十篇。建安时文人作乐府之风气，有两件事可注意者。第一，旧传汉曲之四言或杂言者，至此多以五言代之。如《善哉行》，古辞“来日大难”篇四言，曹操“自惜身薄祜”篇，曹丕“朝游高台观”篇皆为五言；《薤露》，古辞“薤上露，何易晞”篇杂言，曹操“惟汉二十世”篇则为五言；《蒿里》，古辞“蒿里谁家地”篇杂言，曹操“关东有义士”篇则为五言。（此意逯钦立氏所说，见所著《汉诗别录》。）第二，建安时文人作乐府，往往借旧题自抒怀抱，不必尽用原题之意旨。如《薤露》、《蒿里》本挽歌，而曹操作《薤露》、《蒿里》，则伤感汉末时事；《陌上桑》本叙罗敷采桑拒过路官人相挑之事，而曹操作《陌上桑》，则言游仙之意，曹丕作《陌上桑》，则言弃乡离家远从军旅之苦；《善哉行》古辞言人命不可保，当酒歌行乐，或驾龙求仙，而曹操作《善哉行》，则言少罹孤苦，不闻督教，曹丕作《善哉行》，则言宴饮奏乐乐极哀来之情。凡此诸篇，虽借乐府之题，等于咏怀之什。曹植作乐府，亦依上述两种风气。《薤露》古辞本杂言，曹植作《薤露行》“天地无穷极”则为五言，《薤露》本挽歌，而曹植《薤露行》则言自己立功立言之志。《苦寒行》本言冰雪之苦，而曹植拟《苦寒行》，作《吁嗟篇》，则言转蓬之随风飘荡，以慨十年而三徙都之事。《长歌行》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莫至老大乃伤悲，而曹植拟《长歌行》为《吁嗟篇》，则言壮士之怀非世人所能解，隐以自喻。
曹植之诗，亦多五言，兹仍依朱绪曾《曹集考异》统计之（零章断句不计入），共诗三十三篇，其中五言二十六篇。
建安文人中，曹植对诗最努力，所作最多，而诗中尤以五言为多。就以上所统计，其作品传世者，乐府四十三篇，诗三十三篇，共七十六篇，其中五言五十六篇，几占全数四分之三，可见曹植特喜尝试五言。曹植作乐府虽不少，然既多自抒怀抱，不拘原题，且亦不必被诸管弦，（《文心雕龙·乐府》篇：“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可见曹、陆等人作乐府已不尽歌唱。）则其五言乐府与五言诗无异。
上文已言，东汉人试作五言，有两种途径。或仿乐府，叙述故事，描写社会，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饶》是也。或用五言抒自己之怀抱，如《古诗十九首》之类是也。曹植创作五言，似偏重第二种途径。（钟嵘《诗品》谓《古诗》：“《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按，“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二句，在《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篇中，《北堂书钞·乐部·筝》引为曹植作，当别有所据。故《古诗》中是否杂有曹植之作，虽难一一确考，然就上引两事观之，可见昔人视曹植诗与《古诗》极近似，盖二人撰作之途径与态度相同也。）惟《古诗》作者虽已将五言诗境提高，然未有专精为之者。曹植同时文人，如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天才虽卓，而于五言之创作，皆不如曹植之努力。曹植殚精竭虑，创作五言，做多方面之尝试，其人格个性，皆渗透于五言诗中，遂增扩内容，提高境界。《楚辞》之体，出于楚国民间，（《楚辞》体与《诗》三百篇不同者，即在其句调曼长而悠扬，句中多用兮字，此盖南方民歌之体裁。屈原以前，南方歌谣，如《论语》、《庄子》中之《接舆歌》，《左传》中之《庚癸歌》，《孟子》中之《沧浪歌》，《说苑》所载之《越人歌》译文，均已如是。）有志洁行芳之屈原出，用此体裁，发抒哀怨，楚辞之体始昌。五言源出于汉代民间之乐歌，有曹植出，用此体裁，写其深厚之情思，树立高浑之风格，五言诗体始定。就中国文学史中考之，每一种新文学体裁之产生，必经多年之酝酿，多人之试作，至伟大之天才出，尽其全力，多方试验，扩大其内容，增进其技巧，提高其境界，用此种新体裁作出许多高美之作品，树立楷模，开辟途径，使后人有所遵循，于是此种新体裁始能成立，始能盛行，而此伟大作家遂为百世尸祝，奉为宗匠，曹植在五言诗中即居如此之地位。故以含思深远、造境旷逸而论，阮籍、陶潜、谢灵运之作，或有超过曹植之处，而后人论五言诗者，仍奉曹植为典型。钟嵘论曹植诗，譬之“人伦之有周孔”。周孔为人伦之规范，曹植为最早奠定五言诗体之人，故其所作亦为五言诗之规范也。（温庭筠在词中之地位，与曹植在五言诗中之地位相似。盖词虽发生于中唐，而温庭筠以前，未有以词名家之作者，温庭筠始专精作词，树立规范，故《花间集》以温庭筠冠首，选录最多，可见五代词人奉温为宗匠。五代、北宋之词家，其作品或超出温氏之上，而温氏在词中始终居重要地位，即以其有奠定词体之功也。）
逯钦立氏《汉诗别录》论五言诗体谓：“自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之时，应定为此一体裁之发生期，自东汉章帝至献帝建安以前，应定为此一体裁之成立期。”此固是一种看法。钺之愚见，则以为西汉时仅有五言民谣短歌，班固《咏史》为现存文献中文人作五言诗之最早者，此后百馀年，虽不乏尝试五言诗者，然未有专以五言名家之诗人，至曹植出，树立规范，而五言诗体始确立，后之作五言诗者奉为楷模。曹植以前，似只能称为五言诗之发生期，建安、黄初间，始为五言诗之成立期，与逯氏看法不同。谨志于此，以供商榷。
研究文学体制之流变，除注意于其表面之形式以外，对于内容，亦应探索。盖每一种新体制，往往兼具新内容、新意境。《楚辞》之不同于《诗》三百篇者，不仅在其句调之曼长悠扬，而尤在其芳馨悱恻之思。词之不同于诗者，不仅在其长短句之参差相间，而尤在其幽约凄迷之境。五言诗为东汉时发生之新体，成立于建安、黄初之间，滋盛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其内容上承《诗》、《骚》，而融合佛道两家思想，歌咏自然，描绘山水，为其所增辟之新境。曹植之诗，在此方面关系如何，亦可加以研讨。
建安、黄初之间，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由两汉变为魏晋，此时实为一转关，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之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严辑《全三国文》。以后引曹植文不注明者，均本严辑。）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就大体论，则曹植思想仍本儒家，故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之情感。《责躬》、《应诏》两诗，君臣之情也。《赠白马王彪》，兄弟之情也。《七哀》、《弃妇诗》、《代刘勋妻王宋诗》、《寡妇诗》，夫妇之情也。《送应氏诗》、《离友诗》、《赠徐幹》、《赠丁仪》、《赠王粲》、《赠丁仪王粲》、《赠丁翼》，朋友之情也。
曹植之儒家思想，虽承汉人，而汉人五行迷忌之思，神仙方士之说，则均在摒弃之列。其《荧火论》辨熠耀之非鬼火，《说疫气》谓疫气：“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压之，亦可笑也。”《辨道论》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谓其父曹操招致方士甘始、左慈、郗俭等，集之于魏国，乃恐其“挟奸宄以欺众，行隐妖以惑民”，并非信奉其术。又谓甘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凡此均可见曹植之重理智，一扫汉人迷信之思。（《抱朴子》内篇《论仙》引曹植《释疑论》：“初谓道术直呼愚民作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全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与《辨道论》所言乖牾。疑此乃葛洪伪托，非曹植之言。）又佛学自东汉桓、灵以来已渐盛，而曹植曾作论曰：“昔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太公，并享百年之寿，六圣三贤，并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损神，贤宰一国，不足劳思，是以各尽其天年。桀放鸣条，纣死牧野，犬戎杀幽，厉王不终，周祚八百，秦灭于二世，此时本无佛僧。”（按，此文严辑曹植文未载，朱绪曾《曹集考异》卷一○载此文，题曰“失题论”，注云：“《辨正论》内九箴陈子良注引陈思王论。”）可见曹植亦不信佛。至于《法苑珠林》、《高僧传》、《广弘明集》诸书所载，曹植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响，遂摹其声节，写为梵吹，亦出后人附会。
曹植虽不信方士之说，而其作品中颇喜言游仙，乐府中如《升天行》、《仙人篇》、《游仙》、《五游咏》、《苦思行》、《远游篇》、《桂之树行》、《飞龙篇》、《驱车篇》，均言神仙飞腾遨游之乐，盖假此放旷之思以抒其郁轖 ，上承屈原《离骚》、汉人《远游》（《远游》乃汉人所撰，非屈原作）之旨也。
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说，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
（《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1948年5月。收入《冰茧庵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