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之“雅言”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人类之恒情。以今日人事之繁，舟车之便，犹且燕、闽异声，秦、越殊语，甚至一省之内，刚柔不同，百里之中，轻重悉异，则上推秦汉以前，别国方言，必更仆难数。扬子云区区掇拾，恐犹未及十之一二。观《孟子》所记，许行自楚之滕，而受“南蛮鴃 舌”之讥；又谓，有楚人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均见《滕文公》篇）则知楚国方言，迥异中夏，而楚人欲学齐语，且若是之不易。然春秋自闵、僖以降，蠢尔蛮荆，抗衡上国，征之《左传》、《国语》，中土卿士，南聘楚廷，楚国君臣，北盟诸夏，尊俎揖让之时，坛坫折冲之际，未见舌人之通邮，亦无语言之隔阂。且非独深受华化之楚国为然，即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而戎子驹支且能对赵宣之责，赋《青蝇》之诗。（《左传》襄公十四年）窃意当时于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种共同之语言，如今日所谓“官话”或“国语”者，绝国之人，殊乡之士，可借以通情达意，虽远无阻也。
或曰：“以情理度之，斯固然矣。惟所谓当时之官话者，于故书雅记，亦有征乎？”曰，《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正言也。”郑注：“读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刘台拱《论语骈枝》曰：“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然则《论语》之所谓“雅言”，盖即当时之官话矣。惟官话何以名曰“雅言”？孔、郑皆以“正”释“雅”，“雅言”之义，殆如今人曰“标准语”。刘台拱曰：“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刘宝楠申之曰：“周室西都，当以西都音为正。”（《论语正义》）以“雅言”为西都之音，其义较孔、郑为精。西周之诗称《小雅》、《大雅》。秦为周之故地，李斯《谏逐客书》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皆以“呜呜”为秦声。“雅”、“呜”古同声，“呜”即“雅”也。（说本章太炎《小疋大疋说》，见《太炎文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闻歌《秦风》，曰：“此之谓夏声。”“夏”、“雅”音近，“夏”亦即“雅”也。雅为西周之音，或曰呜，或曰夏。周建都丰镐，官话必以京都之言为准，故当时称共用之语为“雅言”。《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以“楚”、“越”与“雅”、“夏”对言，可见“雅”即是“夏”，有别于楚、越等方言，雅言亦自有别于楚、越等方言也。犬戎乱后，周室东迁，而共用语言，犹循西周之旧，承“雅言”之名，此亦如晋室南渡，宅京建康，而言谈犹以北音为正也。（东晋南朝之时，史籍记人言谈常有“楚”、“夏”、“吴语”等词，“楚”殆指各地土语，“吴语”为江南之音，“夏”为当时官话，盖仍以中原之音为准，即西晋洛京旧语。唐张籍《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亦北音南流之证。当时北方诸国，虽据中原故土，然皆为塞外内迁诸族，又杂本族语言。《颜氏家训》论音辞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又曰：“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盖当时语音，无论南北，皆以洛京旧音为正，所谓“金陵”语音，亦即洛京旧音之南移者也。）
雅言虽是西周王畿之音，然未必即尽为其地之土语。周人本僿野之民，从事农穑，自古公迁岐之后，以“陶复陶穴”之族，骤进为声明文物之邦，其受商之沾溉者必甚多。近人研治殷墟出土之古器物，知商代确有光辉灿烂之文明，则其时可能亦有标准语言，为东方诸国（即与商有关系之诸国）所公用。自来文化低之国家，往往摹习文化高之国家之语言文字。周未剪商之前，已受侯伯之命，蒙嫁女之惠（《诗·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交往之频繁可知。商代公用之语言，可能已早在西周植其基础，虽或稍杂西周方音，而大致无殊。周室灭商称王之后，因商之旧，而推行所谓雅言于东方诸国，其势甚易。惜乎文献不足，此说仅能推测，无从证实也。
周代雅言详情，亦难尽知，仅其迹象略可征考。清人据群经诸子有韵之文以求古韵部之分合，至江有诰、王念孙二十一部之说而已精，至黄侃二十八部之说而益密。兹本黄氏之分部，就《诗经》二《南》、十三《国风》、《小雅》、《大雅》、《鲁颂》、《商颂》诸篇之韵考之。（所以不计入《周颂》者，以《周颂》之声较《风》、《雅》为缓，故多无韵，即偶有用韵者，其韵例亦极参差，各家说法不同，难定准的。）其在同部者不计，异部合韵者约九十条。《诗经》三百五篇，除《周颂》三十一篇，尚馀二百七十四篇。统计此二百七十四篇用韵之处，共一千六百五十四（据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四）。《诗》三百篇，以时论，上下五百年，以地言，纵横十馀国，且当时作诗，皆本唇吻自然之音，非若后世之有韵书，而在一千六百五十四处用韵之中，异部合韵者仅约九十条，其馀均在同部，可见当时必有一种标准语，即所谓“雅言”，为诗人所据，故虽绝国殊乡，用韵乃不谋而合。其能普及各国，历久不变，则周代推行雅言之效也。（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曰：“昔人于有周一代韵文，除群经、诸子、《楚辞》外，所见无多。余更搜其见于金石刻者，得四十馀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迄战国之初，其国则知杞、鄫、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此亦可为周代雅言通行之一证。）
周代推行“雅言”，成绩所以如是显著者，厥初必有一种政治力量存乎其中。《周礼》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周礼》晚出之书，所言多属后人之理想，未必皆周代实有其制。然所谓理想者，亦必依据相当事实，如绚彩之施于质素，非尽凿空虚造。故周代之王，固未必于七年或九年之中，聚各国之象胥、瞽史于天子之宫（本郑注），正其语言文字，如《周礼》所述之精密，然此种类似之制度，容或有之，文献虽难确征，而吾人因《周礼》之言，固可以心知其意矣。东迁以后，王政式微，校正语言文字之制，殆已不行，然雅言并未废坏，则有赖于《诗经》者甚大。盖《诗经》为当时受教育者必读之书。（春秋战国时人语言与著述之中，时时引《诗》，观《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可知。）《诗经》诸篇，既多用雅言所作，读者亦必用雅言。（孔子读《诗》，即用雅言。）故《诗经》几无异于雅言之教本。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固指辞令之美，然亦可解为“不学《诗》则不能说官话”之意，此益可见《诗经》与雅言关系之密矣。
雅言虽甚通行，然亦非人人能之。士大夫受教育者，皆有雅言之训练，庶民则盖用土语，即士大夫亦未必尽操雅言。（《论语》谓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子平日言谈亦常用鲁语。）且有因好奇之故而效夷言者。（《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归，效夷言。”）惟著诸竹帛，则必用雅言，盖非是则不能共喻，亦如今之作白话文者必用国语，若以苏白或粤语写之，则非异地人所能读。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谓“鄙倍”者，盖指方言俗语，雅言可远鄙俗，亦非雅言不能文也。《左传》为战国时人所作，其中所载列国士大夫辞令之美，虽不免稍有润饰，然大体必仍当时之旧，非作《左传》者所杜撰。吾人观春秋辞令，犹可想见当时雅言之情况，后人徒赏《左传》文章之精，而不知此正由于当时语言之美也。且由此可知，所谓“雅言”者，非仅读音之正，其用字及句法亦必有相当之标准，要以平易简洁为尚，不得有生僻之词字、特异之句法，而著诸竹帛，因工具不便之故，尤贵简练，无取冗长，《论语》之文，即其一证也。
降及战国，王室益微，七雄并峙，如齐，如秦，如楚，如三晋，其声明文物，皆自成风气，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虽士大夫亦不必尽能操雅音，惟著书时用字及语法犹袭春秋以来相传雅言之标准。然因不能操雅音之故，其所作雅言，不免时杂方语。此亦如今之粤人，虽不能操国语，亦可用国语作白话文，然终不免时杂一二广东话也。史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夫能应对宾客，接遇诸侯，则不但娴熟雅言，必兼能操雅音，然屈原作品中亦不免楚语之迹，如“扈”（《离骚》：“扈江离与薜芷兮。”王注：“楚人名被为扈。”）；如“宿莽”（《离骚》：“夕揽洲之宿莽。”王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为宿莽。”）；如“凭”（《离骚》：“凭不厌乎求索。”王注：“楚人名满曰凭。”）；如“羌”（《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王注：“羌，楚人语词也。”）；孟子邹人，且居齐久，其弟子公孙丑亦齐人，《孟子》一书乃孟子与万章、公孙丑之徒所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故时有齐言。“揠苗助长”之“揠”，东齐海岱间语也（《方言》：“东齐海岱之间谓拔曰揠。”）。“汝焉能浼我”之“浼”，东齐间语也（《方言》：“东齐之间谓污曰浼。”）。“螬食井李”之“螬”，亦齐俗名也（《文选》刘伶《酒德颂》李善注引刘熙《孟子注》曰：“螬者，齐俗名之，如酒糟也。）《荀子》书中，方言尤多，且非限于一地。《修身》篇：“倚魁之行，非不难也。”倚，秦晋间语也。《方言》：“倚，奇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全物而体不具谓之倚。”《不苟》篇：“穷则弃而儑。”杨倞注：“儑当为湿。”（按，“湿”亦秦晋间语也。）《方言》：“湿，忧也。秦晋之间或曰湿。”《荣辱》篇：“恈恈然惟利饮食之见。”“恈”与“牟”通。“牟”，宋鲁间语也。《方言》：“牟，爱也。宋鲁之间曰牟。”《荣辱》篇：“陋者俄且僩 也。”杨倞注：“僩 与撊 同。”按，“撊 ”，晋魏间语。《方言》：“撊 ，猛也。晋魏之间曰撊 。”《王制》篇：“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按，“党”是楚语。《方言》：“党，知也。楚谓之党。”《富国》篇：“躁者皆化而慤。”王引之谓：“躁当为劋。”劋，楚语也。《方言》：“劋，狯也。楚谓之劋。”《大略》篇：“流丸止于瓯臾。”按，“臾”通“㼶 ”。“㼶 ”，陈魏宋楚间语也。《方言》：“罃，陈魏宋楚之间曰㼶 。”盖荀子生于赵，游于齐，尝一入秦，而仕于楚，卒于楚，足迹几遍天下，其弟子亦必兼有东西南北之人，故著书时，于不知不觉间杂用各地方言，亦意中之事。然就屈赋及孟、荀书之大体观之，其词汇及文法犹皆雅言。
先秦诸子去雅言最远者，厥为《墨子》一书。其文重复沓冗，既无春秋卿大夫辞令之美，而较诸《孟》、《荀》、《庄》、《韩》诸子之简洁，亦相去远甚。其句法语词，尤多特异者。如：
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
（《尚贤》下）
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
（《尚贤》下）
何故之以也？
（《尚同》中）
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
（《尚同》下）
将奈何可？
（《尚同》下）
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
（《兼爱》下）
今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
（《兼爱》下）
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
（《明鬼》下）
亦孰为闻见鬼神有无之物哉！
（《明鬼》下）
又如以“若苟”作假设连词，（《兼爱》中：“若苟君说之。”）以“若”作指示形容词，（《节葬》下：“若法若言行若道。”《非命》中：“自古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明鬼》下：“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亦皆他书所罕见。盖近于庶民之口语，远于士大夫之雅言。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其书中时引《诗》、《书》，非不能雅言，而墨子之徒著书时，所以特为异体者，盖亦有故。墨子以质变文，非乐短丧，勤生薄死，反对当时之文化，故对于周代文化所孕育之雅言，亦不重视。雅言通行于士大夫间，先秦诸子之论政者，如儒如法，虽持说不同，皆欲引庶民上就士大夫，惟墨子一反其道，独欲抑士大夫而下就庶民。（《荀子·王霸》篇称墨子为“役夫之道”。）故墨家行文多杂庶民口语，鄙倍沓冗，亦非所计。当时之人颇有怪墨家之言过于质俚者，而墨家亦自有其理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王先慎曰：“《御览》引无‘令晋’二字。”）为之饰妆，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此句据王先慎说校改），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翡翠二字，据陈奇猷说校改），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而不辩。”
墨家恐人赏玩文采而忽略内容，固亦言之成理。然九流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若文辞鄙倍，人将厌而不取。《荀子·非相》篇曰：“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殆讥墨家之徒。《墨子》一书，所以自汉以后沉埋晦暗，若存若亡者，其文词朴拙，使人读而思卧，未必非一因矣。
犹有一书应注意者，即《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乃吕不韦集四方宾客所撰，兼备儒、道、名、墨、农、兵、阴阳诸家之言，而其文如出一人之手，在先秦诸子中最为整洁平易。秦之政治，向重整齐划一，故平天下后，即“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为相时，秦统一之势已成，是书撰著之时，或吕不韦授意诸宾客，纯用雅言，借以树立一种文词之标准。又所谓悬诸国门，一字不易者，其事亦大可研寻。盖可更易者不外三点：一为意义之精粗，一为修辞之优劣，一为言文之雅俗。意义精粗与修辞优劣，无一定准的，作者虽精心结撰，固犹可有商榷之馀地。若言文雅俗，则标准显明，苟纯用雅言，自一字不能易。吕不韦当时所以悬诸国门，或即偏重此点，时人不能更易一字，则因其书已绝无方言俗语，未必尽畏吕不韦之势也。
秦汉以后，帝国建立，疆域益拓，闽、粤、巴、蜀，尽入版图，各地方言，愈繁变化，必赖一种超时空而有固定性之标准语言以维系此纵横万里之大邦。口语虽难以骤改，而书面语言必须统一。周代以来相传之雅言，适足以应此需要。秦、汉以降，凡著竹帛，悉用雅言，秦、吴、燕、粤之人，对面莫能通语，而达之于书，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其后口语随时变迁，而书辞相承不易。吾国文与语所以相去较远者以此，而二千年来，维系此广土众民，以分为变，以合为常，始终为一大国，不致如欧洲之诸邦分立，此种雅言固亦有其贡献也。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1940年。收入《冰茧庵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