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作品原文
闲居
司马光
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
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
闲居作品赏析
昔日那些过从甚密的故交旧友忙于去结交新贵，早就断绝了往来，门外没有喧闹的车马声，寂静得简直可以安放捕捉鸟雀的网罗。读开章两句，人们不由顿感诧异：司马温公身居要职，是国家砥柱之臣，朝廷大员们还不是像众星拱月般聚集在他的周围，为什么突然感到门庭冷落呢？
熙宁初，司马光由龙图阁直学士被提拔为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权力是够显赫的吧。因为政见不同，熙宁三年(1070)他致书王安石反对新法。哪知新法却得到神宗的支持，你说，谁有能力与当代皇帝相抗衡？较量的结果当然是退居洛阳，任西京御史台，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坐享俸禄，全无所掌”(《乞西京留台状》)的闲散虚职。于是他只好经营小筑，专意编撰《资治通鉴》罢了。
司马光之所以要反对新法，在这首小诗里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政见作辩护，读者当然无需对这一历史事件妄加臧否。不过诗章中提出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倒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如果你在政坛上大红大紫，趋之者生怕不前；一旦你受到官场冷落，避之者惟恐不及，这难道不是典型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从前，有些读书人如果遇到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就发牢骚，说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照他们看来，好像古代就一定是人心淳朴宽厚，处处是人间的伊甸园。真的是这样吗？
第二句中引用的“门可罗雀”的典故，就是源于司马迁的《史记·汲郑列传》：
“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罗雀。”
《史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可见，我们中华民族固然号称文明礼仪之邦，可是这种趋炎附势的劣根性也算渊源有自。纵然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文明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这种人性的恶之花，不是仍然有它孳生的土壤么？
面对洛阳闲居的现实境况，在后两句中诗人不由触景生情，抒发一番感慨——
人生的惰性就是在散漫的生活中慢慢养成，像这样整天无所事事，我也渐渐变得闲散、疏懒了。自己一疏于管理，家僮们更学会偷闲爱懒，连庭院也不打扫，花草也不修剪。你看，一场春雨过后，庭院里长出这么多杂草来。这真个是：闲居无事情怀懒，百忧如草雨中生啊！
这就耐人寻味了，东晋诗人陶渊明当年丢掉彭泽知县的乌纱帽毅然归去来的时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庭园里除了几丛秋菊，小径上不也长满了杂草？可是，当兴之所至，或登上东皋放声歌唱；有了灵感，就面对清流吟诵新诗。生活虽然穷困，还是那么自得其乐，日子过得舒适而惬意。司马光怎么啦？俸禄优厚，生活无忧无虑，可是刚刚放松一点，不但感觉到自己疏懒了，甚至连院子里长了几株小草也看不顺眼呢？
仔细一琢磨，他之所以感到“我已幽慵”，那弦外之音，不正是为了激励自己，要振奋精神，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之所以不愿意看到滋生的杂草，还不是不甘于闲居生活无所事事的寂寞？
与其说，这是一支退居洛阳的闲居小唱；倒不如说，正是因为百无聊赖而发出的忧愤歌吟。
闲居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初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旋判西京御史台，哲宗即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为相八月，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有《资治通鉴》、《司马文公正文集》、《稽古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