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出自魏晋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诗词原文是：“……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作品原文】
《咏史·郁郁涧底松》
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译文注释】
自己二十岁就擅长写文章，博览群书，才能卓异。
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准则，作赋以《子虚赋》为典范。
边疆苦于敌人的侵犯，告急的文书驰传到京师。
我虽然不是将士，但也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的兵书。
放声长啸，啸声在风声中激荡，志气豪迈，哪里把东吴放在眼里。
自己的才能虽然像铅刀那样柔软，但仍然有一割之用。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
消灭江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
要学习鲁仲连那样，为平原君却秦兵，功成身退。
茂盛葱翠的松树生长在山涧底，风中低垂摇摆着的小树生长在山顶上。
由于生长的地势高低不同，山顶径寸的小树，却能遮盖百尺之松。
世家子弟能登上高位获得权势，有才能的人却被埋没在下级官职中。
这种情况恰如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造成的，其所从来久矣。
汉代金日磾和张安世二家就是依靠了祖上的遗业，子孙七代做了高官。
冯唐难道还不算是个奇伟的人才吗？可就因为出身微寒，等到白头仍不被重用。
我仰慕段干木，使秦国偃旗息鼓不敢进犯魏国。
我仰慕鲁仲连，谈笑之间使秦军撤退。
可贵的是在世上不受富贵笼络，在人家遭难时替人家排难解忧。
立了大功却不受赏赐，高尚的气节与众不同。
交给他们官印不肯接受，难道还肯接受圭璋？
（对于他们来说）成串的官印光耀门庭的事，却好像浮云一样与自己无关。
京城内王侯的住宅富丽堂皇，达官显贵的冠服车盖充满道路。
朱色的车轮在长街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从早到晚，不是在金、张家，就是在许、史家。
这些贵族高官之家不是这家“击钟罄”，就是那家“吹笙竽”。
寂静的扬雄家，门前没有一辆卿相的车。
扬雄在幽静空廓的屋子里写《太玄经》，阐述玄远虚无的道理。
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拟司马相如赋写作《长杨》《甘泉》等赋。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扬雄的名字闻名于四面八方。
荆轲在燕国的都市里饮酒，酒性正浓，气概则更为不凡。
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旁若无人。
虽然没有像壮士那样取得成功，但与世俗的人们比较明显不同。
荆轲高视不凡，四海尚且觉得小，那些豪门势族难道还值得一提吗？
高贵的人虽然自以为贵，我看他却像尘埃。
卑贱的人虽然自以为贱，我看他重如千钧。
晴朗的天空，耀眼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地。
洛阳城皇宫里一排排高耸的建筑，飞檐如同浮云。
在一座座高门大院里，居住着许多王侯。
自己本来就不是追随帝王以求仕进的人，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游览呢？
穿着粗布衣服走出阊阖门去，迈开大步去追赶许由。
因都城生活龌龊，所以坭衣高岗，濯足长流，以去尘杂污秽。
主父偃游学还未发达时，他的父母兄弟都很轻视他。
朱买臣未做官时以打柴为生，他的妻子引以为耻改嫁而去。
陈平没有产业，居住在背靠着城墙的破败的房子中。
司马相如偕卓文君回到成都，家中一无所有，徒立四壁。
这四个贤人难道不伟大吗？他们的遗业垂名青史。
但当他们没有发迹的时候，担心因穷困而死。
英雄也有艰难处境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哪个时代没有奇才？有的人一生不遇埋没在草野之中。
被关在笼中之鸟，虽然屡次要飞，但扇动翅膀就碰上了笼子的四边。
与人疏远难舍的穷巷的士人，抱着自己的影子独守空空的草房。
出门去没有畅通的道路，枳壳树和荆棘挡住了前进的路途。
虽然有好的计策也不被人采用，处境困难好像干涸的池塘之鱼。
在外没有微有的俸禄，回顾家里没有一斗米的储藏。
亲戚们都轻视他，朋友也一下子就疏远了。
苏秦向北方游说燕、赵等六国合纵抗秦，李斯西入秦国上书。
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荣华富贵，不久又被杀死。
偃鼠到河里饮水不过喝饱肚子，并不想有什么余存。
鹪鹩在深林里栖息，只是借一枝树枝，它们实在可以为达士的楷模。
【赏析】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作者左思简介】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
左思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晋武帝时，因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晋惠帝时，依附权贵贾谧，为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永康元年（300年），因贾谧被诛，遂退居宜春里，专心著述。后齐王司马冏召为记室督，不就。太安二年（303年），因张方进攻洛阳而移居冀州，不久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