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原文
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
杜甫
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
锦席淹留还出浦，葛巾欹侧未回船。
尊当霞绮轻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圆。
不但习池归酩酊，君看郑谷去夤缘。
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赏析
此诗是崔姓一人重邀先生泛湖而作也，乃不著姓名，而特溯其遥遥华胄，复及其外家，重叠反复，似乎推重也者，而不知正言外不然之极也。先生制题，每用《春秋》详略之法，以寓抑扬。书名书官及书行次，各不相等。“宇文晁尚书”“崔彧司业”云者，非所亲厚之人，而其人足重，故既书官必书名也。“尚书之子”云者，尚书当是崔彧子，彧名而彼不名，以其人无足重，故但书官不书名也。先生此题，明明与崔氏一人同泛，而但曰某人甥，某人孙若子，其人影迹不露，是其人岂复为宇文宅相，强爷跨祖之人乎哉？先生虽与同泛，有甚不乐此重泛意，而浑厚自然，真三百篇之遗也。〇制题出人意表，当与《陪李金吾花饮》等同看。
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
锦席淹留还出浦，葛巾欹侧未回船。
郊扉既已远俗，则幽寂固所甘。春水更尔接连，则出入尤不易。何乃有此重泛之役乎？“锦席”曰“淹留”，“淹留”二字妙，既无酬和之乐，自觉留连之苦。“葛巾”曰“欹侧”，“欹侧”二字妙，无有风范可亲，不觉简傲自恣。玩此两上半句，乃是先生满肚皮不耐烦，不能说出。主人顾命舟重泛，“还出浦”“未回船”，是亦不可以已乎？此节专写“重泛”字，借郊扉、野水，映带郑监前湖，而实则未写也，要留在下半节写。
尊当霞绮轻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圆。
不但习池归酩酊，君看郑谷去夤缘。
“霞绮”，喻当时声伎杂然，所谓“锦席”也。刹那聚散，夫岂有常？“荷珠”，先生自喻也。处处皆圆，谁能碎却？不知者谓是写景，味制题之意，真无景可写也！“习池酩酊”，先生以山简自居。奇在“郑谷夤缘”句，彼一贵介在坐，夤缘之态至不可说，得无耸动郑监亦作此想耶？读此句，想一时泛湖声势，正自入眼不得。〇有谓前解“郊扉”“野水”二句，说郑监前湖者，非也。先生卜居，正与水近耳。
古人诗，有诗从题出者，有题从诗出者，有诗之所无题补之者，有题之所无诗补之者，有题与诗了不相关者，有诗与题融然一片分开不得者。如此律，固诗与题一片者也。
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
锦席淹留还出浦，葛巾欹侧未回船。
先以起二句，立定自家人品。下却写连日之趋承，而以后四句辨白之。淋漓痛哭之文也。
尊当霞绮轻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圆。
不但习池归酩酊，君看郑谷去夤缘。
富贵无常，沧桑不定，我看破已久。“还出浦”“未回船”，岂真周旋权要哉？夫前湖宛然，而郑监何在？若彼尚能夤缘，我亦不妨为之也。
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