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原文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杜甫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
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大剧干。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
惟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赏析
先生赠李白诗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先生之诗已到极细。极细，则为人所不易窥。其谁复款以酒杯耶？篇中云“晚岁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当日之闷，闷在此二句。不关雨不雨也。非路十九，谁与拨闷者？特以长途雨湿，路既不能来邀，先生亦复不能遂往，而意又急欲往，故先戏呈，期于一拍即上耳。路曾官拾遗，在西省，故以曹长称之。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
黄莺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雷声喧”者，见其雨大，是昨夜如此。“动微寒”者，春寒多雨，见天未即晴也。莺极怕雨。鹭，水鸟，不怕雨。“黄莺”句，承“春城”句。“白鹭”句，承“江浦”句。莺于林木为宜，鹭于野浦为宜也。“并坐交愁”妙，“群飞太剧”妙。“并坐”者，当是雄雌相并也。“剧”，即是戏。“太剧”者，喜其羽毛得干也。此二句，寓二种意在：若依黄鸟，只好坐在家里；若依白鹭，又好走出门去。先生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去，写来不觉直如戏语。诗到此，岂非化境！
晚岁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
惟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
“诗律细”“酒杯宽”，用一路逼法，逼到路十九身上去。路十九爱先生，是爱其律之细也。却偏以“清狂”二字替之，妙绝。不然，便是以诗为酒杯地也。今之“酒杯宽”者，算来只有一个路十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闷，除路十九，更到谁家？“百遍相过”者，我两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顾有雨无雨。一遍不止，两遍不休，即至百来遍，亦无不可。何以故？度君爱我之意，正未阑也。路十九家，真是遣闷之地。是日雨中，性急要去，语语作相逼之势，是为“戏呈”也。〇妙诗妙批。
此诗是遣闷，不可因“百遍相过”句，便谓与“江阁邀宾许马迎”一首是一意也。每见粗心人，见题中有一戏字，便谓先生老饕馋吻，动以杯酒赖人，殊可嗤也！〇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惟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然不搜求出一同志人作伴，则众醉指摘，百口莫辩，方将搔揉无路，又焉望其自遣哉？此诗题是“遣闷”，先生独能找出一路十九相陪，便知必定心满意足。若夫“戏”字，则落魄贫人不戏，又焉得遣去闷乎？非但要看先生诗是妙诗，切须要看先生题是妙题。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
黄莺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闷，莫闷于他人闹热之至，而自己寂寞之极。乃闷尤闷于因自已寂寞之极，转觉他人闹热之至。如江浦雷声，喧闻昨夜，即先生有诗，所谓“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是也。彼即岂顾春雷乍动，细雨生寒，白屋茅斋之下，有人伏处难堪者乎？三四“黄莺”“白鹭”，黄鸟有求友之德，白鹭有弃旧之讥，是诗家用字一定之律。先生诗“两个黄鹂”“一行白鹭”，职此意也。〇黄莺曰“并坐”。“并坐”者，此身之外仅得一路十九也。“交愁”者，正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惟我愁路之湿，惟路愁我之湿也。写得真已闷极，却又怪他白鹭作队成群，偏不畏湿。不但不畏湿，而且太卖弄其干。“剧”之为言尽情极致，真使人不堪闷杀也。〇前解，纯是写闷。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
惟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
后解，纯是写遣。〇人而至于晚节，发既苍苍，视既茫茫，成名乎？就利乎？老妻可以免于交谪，稚子可以免于饥寒乎？要之无一也，然则闷极矣。乃顾盼自雄，鼓腹自诩：独不知我诗律之渐细乎？不知者谓是满足自夸，岂知全是十成无赖；所谓“戏”也，所谓“遣”也。烦郁既极，所冀信步稍舒，然而亲戚友朋，一去而亲，再去而渎，三去而厌矣！谁家可以数去？且谁家可以数去而一任持杯自宽者乎？白眼自恣之言，所谓“戏”也，所谓“遣”也。岂尚顾他人之难当其傲睨乎？七句“惟”字，“最”字，八句“百遍”字，总图极畅，不怕笑破人口也。〇凡题有“戏”字诗，只如此。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