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鹰原文
画鹰
杜甫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画鹰赏析
这首是题画诗，大约与上一首《房兵曹胡马》写作于同一时期。诗中赞美了画家高超的画技，歌颂苍鹰的威猛，同时也寄托了诗人自身奋发进取的精神还有疾恶如仇的个性。本诗题画而不局限于画，律句当中拥有古风的意味，开创了一个题画诗的时代。
句句是鹰，句句是画，犹是家常所讲；至于起句之未是画已先是鹰，此真庄生所云“鬼工”矣。末句不知其指谁，然亦何必问其指谁；自当日以至于今，但是凡鸟坏人事者，谁不为其所指。
“㧐身”“侧目”一联，已曲尽鹰之态势精神，末以“击凡鸟”作结，更是痛快淋漓，足见诗人自家之胸襟气魄也。仇兆鳌《杜诗译注》评曰：“末又从画鹰想出真鹰，几于写生欲活。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唐宋诗举要》引吴（汝纶）之语曰：“咏鹰、咏马，皆杜公独擅。”
句句是鹰，句句是画，犹是家常所讲。至于起句之未是画，已先是鹰，此真庄生所云鬼工矣！〇末句不知其指谁，然亦何必问其指谁。自当日以至于今，但是凡鸟坏人事者，谁不为其所指？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画鹰必用素练，只是目前恒事。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来，作一解。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只如此诗，“㧐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绦镟、轩楹，是画鹰者所补画，则亦咏画鹰者所必补咏也。看“堪摘”“可呼”语势，亦全为起下“何当”字，故知后人中四句实填之丑。“击凡鸟”妙，不击恶鸟而击凡鸟，甚矣，凡鸟之为祸，有百倍于恶鸟也！有家国者，可不日颂斯言乎？“毛血”五字，击得恁快畅，盖亲睹凡鸟坏事，理合如此。
画鹰句解
㧐：古“竦”字。
1、素练，画鹰时用的是白绢。风霜起，描写出一种特别的肃杀之气，用来形容画鹰的凶猛，犹如裹挟着风霜的肃杀之气，写出画鹰的威猛可畏。
2、殊，奇异、特殊，指画得很出色。
3、这两句用真鹰来描写画鹰。身，竦身，形容若有所思。愁胡，一方面指发愁的猿猴；一方面指胡人，因为胡人是碧眼，因此以此为比喻。
4、这两句又从画鹰写到真鹰。绦，丝绳，指系鹰的绳子。镟，指转轴（即辘轳），这里是指以绦绑住鹰足绑在镟上。轩楹，画鹰所在的位置。势可呼，是说这一画鹰能够呼唤它一同出去打猎，形容画鹰的形态逼真，呼之欲出。
5、何当，何时。凡鸟，普通的鸟。平芜，荒野。最后两句从题画写到自己，寄予诗人自己的非同寻常的抱负与进取精神，我们可以从这里体察到诗人那种奋发有为的激情还有疾恶如仇的个性。
画鹰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