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原文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其三、其四）
杜甫
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竹。
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
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
五马旧曾谙小径，几回书札待潜夫。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
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
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
肯藉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饮醉如泥。
常恐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赏析
广德二年（764）正月，杜甫因为生活没着落，携带家眷从梓州赶赴阆州，准备出峡，离开四川。二月，听到朋友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同时，严武又有信邀请他回川，于是决定重返成都。这几首诗就是从阆州返回成都的途中所作。广德元年（763），严武被封为郑国公，因此称其为严郑公。这里选取了其中的第四首，写诗人途中想起在老朋友的资助下能够重建草堂，过一段安乐的日子。我们从诗里能够感觉到诗人表达出来的那种欣喜的心情，还有对严武的感激之情。其中“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是名句，含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读杜心解》曰：“五诗之致严也：首篇述来因，二篇邀游赏，三篇再速驾，四篇诉生计，末篇预归功。其自叙也：首篇，提出将赴之由；二篇，泛说堂边野趣；三篇，悬揣目今荒秽；四篇，逆计归时整顿；末篇，申缴将赴之故。”选其一、其三、其四，读之可明大略。《杜诗镜铨》引邵子湘语曰：“五诗不作奇语高调，而情致圆足，景趣幽新，遂开玉谿、剑南门户。”篇中“新松”一联有去恶扬善意，是杜集中名联，并广为后世所征引，其寓意远出老杜之上，正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也。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句解
1、起始的四句都是准备整理草堂所应当做的事。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时曾设水槛，是为了避免沙岸崩塌，破坏药栏。如今一年多都没回去，恐怕药栏也已随江槛一起落进水里了。准备回去之后重新修补栏槛。沙崩，指沙岸崩塌。药栏，指花圃的栏杆。江槛，指杜甫在成都草堂临近浣花溪处修建的水槛，大约是护岸的堤栅一类的东西。湍，指水的湍流。
2、这两句说的是返回草堂之后还要清理所有花木。新松，指此前亲手栽种的四棵小松。
3、这两句诗人诉说自己穷困潦倒，希望可以得到朋友的支援，这是寄诗的本来用意。生理，指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时，中书及门下这两省官员被呼为“阁老”。严武这时凭借黄门侍郎的身份担任成都尹，因此被称为“黄阁老”。衰颜，衰老的面容，这里指杜甫自身。紫金丹，指烧炼的丹药，传说能够延年益寿。这句是说，恐怕只有神仙的灵丹妙药才可以挽回我的衰老。
4、这两句说的是，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诗人饱尝人世的疾苦。三年，762年7月，杜甫与严武分离后，在梓州、阆州等地不断漂泊，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三个年头了。空皮骨，是说瘦得皮包骨头，说明生活的极度艰难。信有，想不到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以前听说这话，如今得以亲身经历，所以说“信有”。行路难，曲牌名，古乐府当中有《行路难》曲。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