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原文
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饮中八仙歌赏析
这首诗约写于天宝五年（746），是杜甫刚刚来到长安时所写的，基调相对高昂欢快，而此后的生活则日益困顿，再也没有心情去抒写这种欢喜的诗歌。这首诗是在追述，诗歌当中的八人，虽然都曾经在长安居住过，但又没能同时都在长安，其中苏晋已在开元二十二年去世，而贺知章与李白，也都在天宝三年离开长安，是杜甫将他们都放在一起写的。诗中描写了他们嗜酒的爱好及各自在醉后的表现，既写了他们在一起的豪放不羁，天真而浪漫，又勾勒出他们不同的鲜明个性。在这首诗当中，浪漫幻想当中也带有一定的真实面目，特别是李白与张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当作史料来看。
这首诗在体裁上也堪称富有创新性。乍一看起来似乎很凌乱，实际上却非常具有条理和组织，八人当中，贺知章的资历最老（贺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比杜甫大五十二岁），于是就将其放到第一位。剩下的人则是依照官职，从王公宰相直到平民布衣。分别吟咏了八个人，每人以二、三、四句不等，写李白的诗句最多，也许是因为八人当中李白的成就最大，有意将他作为重点。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结构相当独特，独具匠心。
诗分写八个人物，神气活现，于无连贯中体现出连贯性，可谓神来之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论说：“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篇中记八名狂士，亦透出杜甫自家的裘马轻狂之态。
饮中八仙歌句解
1、知章，即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嗜好饮酒，性格狂放不羁。似乘船，形容他骑在马上的憨憨醉态，摇摇晃晃。据说他刚看到李白，于是径直称呼他为“谪仙人”，因为没有酒钱，就直接把自己佩带的金龟袋解下，换酒为乐。眼花，醉眼昏花。
2、汝阳，指汝阳王李琎，唐玄宗的侄子，杜甫曾是他的宾客。
3、曲车，酒车。涎，口水。
4、移封，改变封地。酒泉，即酒泉郡，据说郡城下有泉，其水味如酒，所以叫“酒泉”。
5、左相，即李适之。《唐书》本传及《玄宗纪》中记载，李适之在天宝元年（742）担任左丞相，天宝五年（746）四月，被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同年七月被贬为宜春太守，到任后服毒自杀。
6、长鲸吸百川，用来形容李适之豪饮的狂态。
7、衔杯，指贪杯。
8、宗之，即崔宗之，吏部尚书之子，官至侍御史，也是李白的友人。
9、觞，酒杯。白眼，晋代阮籍能作青眼与白眼，对那些庸俗迂阔者，就以白眼轻蔑视之。
10、玉树临风，形容崔宗之的醉态摇曳，由于宗之长相英俊，所以将其比喻为玉树。写出了宗之的年少自负，狂放不羁的样子。
11、苏晋，开元年间曾担任户、吏两部的侍郎。长斋，长期斋戒，指佛教徒不吃荤腥，不饮酒等。绣佛，以彩色丝线绣成的佛像。
12、逃禅，指不遵守佛教的戒律。这里写他一方面长期斋戒，一方面却又贪杯好酒，所以称为“逃禅”。
13、这四句所写的是就算是天子也没有被李白放在眼里，把李白那豪放桀骜的性格刻画得非常生动。一斗诗百篇，是说饮酒只要一斗便能够写出诗作百篇，不但酒兴豪爽，而且文思敏捷。
14、张旭，吴中人，性嗜酒，善狂草，时人称之为“草圣”，即草书之圣，张旭有“三杯草圣传”的佳话。据说张旭每当大醉时，呼叫狂走，挥洒下笔，有时居然会以头蘸墨书写，世人又称其为“张颠”。
15、脱帽露顶，描写张旭狂放不羁的神态。
16、如云烟，形容张旭的草书风格飞动鲜活，犹如天上云烟。
17、焦遂，当时的布衣之士。卓然，神采飞扬的样子。五斗方卓然，是说喝掉五斗酒后才开始卓然起兴，高谈阔论。
18、惊四筵，是指让四座的人都因此惊起。通常的筵席都是分四面而坐，故称“四筵”。
饮中八仙歌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