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常说，盛唐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人们未必经常想到，黄金时代过去以后，接着来的是什么。历史不管人们想到与否，总会把这一道试题出到人们面前。如果把李白、杜甫八年之间相继逝世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盛唐时代结束的标志，那么，试题就是这样出的：此后中国诗歌会怎么发展？盛唐的“盛况”，会不会成为“止境”？这道试题只能由这样的继起者来答复，他既要能从照耀盛唐诗坛的李杜的万丈光焰中点燃炬火，继续高举，不使人亡炬熄；又要能跨过李杜的高峰，找到新的道路，哪怕只能是下山路也得继续走。高峰虽好，总不能在峰顶踏步不前，“化作山头望夫石”。
历史的需要，迟早总会找到它的实现者；这回是来得相当及时，就在杜甫逝世的那一年（770年），韩愈已经三岁了。正是这个韩愈，后来唱出了这样的颂歌：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调张籍》
这不仅是赞颂，不仅是捍卫，而且是对于李杜的双悬日月照耀乾坤的崇高地位和相互关系第一次做出明确的评价，并为千秋万世所公认。他接着唱道：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
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调张籍》
对李杜的仰慕，是这样的深情！对李杜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甘苦，体会得又是这样准确和深刻！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这一段歌唱：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调张籍》
这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了跨过李杜高峰继续前进的道路：惟其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出八荒、跨汗漫的捕逐，这才真正能以精神与李杜相交通。于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正是这个韩愈，把继续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任务担当了起来。他以优异的成绩，答复了历史的试题。
历史也公正地评了分数。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并称之后，只有“杜韩”并称（“杜诗韩文”之说，并不意味着把韩诗排斥在外）。虽然并不能说韩愈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是李杜而下的第三人，但此外再没有第三个诗人得到这种崇高荣誉，却也是事实。
二
诗人韩愈从杜甫那里继承到一些什么呢？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
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
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
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
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
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
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
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
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韩愈这样的诗，会叫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那些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韩诗这些关切民瘼、为民请命的内容，当然是很可珍贵的。但是，如果说，韩之所以能成为与杜并称的大诗人，主要就凭着这个，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种关切民瘼、为民请命之作，在韩诗中毕竟是极少数。只有一点，就是使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这才是韩诗继承杜诗传统的最主要之点。
我们都熟知，杜甫主张“熟精《文选》理”，但杜诗决不是《文选》诗的简单的因袭。我们翻看《文选》各家诗，好像除了陶渊明之外，很少有诗人能在诗里面写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现实生活。所谓“选体”诗的末流，写来写去，不外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咏怀，游览行旅……笔墨浮泛，语言庸熟，结果是千人一面，难分彼此。诗歌的任务，虽然不在于叙事，但诗歌的根干永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浮泛庸熟的诗，当然不可能把根扎进这个土壤中去。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诗歌同国运民生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且由于他是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的诗人，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同国运民生不可分的，所以他也总是能在诗篇中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衣食住行，动作云为，否泰穷通，生老病死，乃至一饭一羹，引水补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把人生最实际的面貌引入诗歌，从而也使诗歌回到《国风》《小雅》的沉着切实的轨道。
韩诗正是循着这个轨道继续前进。
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
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黾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这写的是他805年（永贞元年）因疏请宽免关中租徭而被贬斥，仓皇辞别妻儿时的情形。读者会立刻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诗中，关于鹑衣百结的瘦妻，“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的痴女，“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的娇儿那些著名的描写。还有：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
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
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
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韩愈这首诗有一个很长的题目，云：“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这写的是819年（元和十四年）他因谏迎佛骨第二次被贬斥时的事情。这种直书天伦骨肉的惨痛之作，又会使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些惊心动魄的诗句：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这样的诗篇，真有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味道。
此外，韩诗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或居或作，或动或静，有大有小，有苦有乐，方面非常的广，几乎一一可与杜诗相印证。例如，韩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刻画道途辛苦之处，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巨制；而韩诗《郑群赠簟》，把日常生活里一件微物小事，写得如此生动风趣，又令人联想到杜诗中《棕拂子》《桃竹杖引》等隽妙的小品；甚至也不妨说，令人从反面联想到杜甫那篇小题大做、有些古怪的《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那是把区区一个织成褥段联系到节镇大官杀身赐死那样严重的事。
韩诗还善于细节描写。例如：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
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
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
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赠刘师服》
这简直是小说式的家庭生活幽默小景。
韩愈的著名的《石鼓歌》，继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之后，开拓了咏金石碑帖诗的途径。摩挲金石，赏玩书画，本来就是文人的文化生活。所以这种诗，原来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可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却又成了脱离现实。韩诗中还有《病中赠张十八》，记与张籍辩论诗学；《寄崔二十六立之》，描写考试场中“战词赋”的情形，都是实写文人的文化生活的。
韩诗不但善写自己的事，也善写别人的事。例如，孟郊、贾岛、卢仝、崔立之等人的坎坷潦倒的身世，都在韩诗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画。乃至刘辟如何造反，朝廷如何征讨，刘辟如何失败，这样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复杂曲折，头绪纷繁，通常用散文来叙述都很吃力，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却能用四言诗这样局限性最大的形式把它写得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如果说，杜甫使诗歌恢复了《国风》《小雅》的传统，那么，韩愈写这首《元和圣德诗》，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更进一步恢复《大雅》和《周颂》的传统。至于他这个意图实现了多少，自是另一个问题。樊汝霖就说这首诗并不像《周颂》那样简约庄严以颂圣德，却像《鲁颂》那样，于德不足者，只好侈词以夸功。
三
樊汝霖的话未必是对的。韩诗代表作，多是着力刻、尽情铺张的古体长篇，岂仅一首《元和圣德诗》而已。这就要说到韩愈在杜甫之后开辟新道路的问题。
杜诗中已经有刻，有铺张，主要是用来写实，用来穷形极相地刻画民生的疾苦和诗人自己身世的颠连，铺张扬厉地展现时代的大动荡大变化。韩愈虽然担当了杜甫的继承者的使命，但是他远不能像杜甫那样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他的视野，他需要反映的世界，比杜甫狭小得多。因此，他从杜甫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刻之笔，铺张之文，就不全是用来写实，而是用于艺术的夸张。韩愈诗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二者都可以说是用夸张的手段，或者说是在近于夸张的程度上来塑造一种新的美。而这也就是韩愈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力破余地，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
什么是韩诗中的“狠重奇险”的境界呢？实质上就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以及其他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而创造出某种“反美”的美，“不美”的美。
韩诗中好用舂、撞、劈、戛、崩、刮、斫、捩、拗……这一类的动词，这些就是那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的反映。用了这样的力量，居然能把蝎子这样可怕可憎的毒虫，写得可喜：“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送文畅师北游》）用了这样力量，居然能把太阳神羲和所操的火的鞭子，和“赤龙拔须血淋漓”（《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这样两个壮伟而又有些恐怖的形象，来形容珍异的赤藤杖。“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时，坼裂肝与肠。”（《孟东野失子》）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却是用来安慰老朋友的丧子之痛，极言有儿子也未必都是好事。“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如此的“可鄙”“可憎”，却更加道尽老友久别重逢时回首华年、相惊老大的深情厚谊。韩愈一生两次贬斥南荒，他对南方的一切充满成见，每一写到，都写成火焰地狱一般的可怕，然而同时也就写出一种蛮荒的“可怕的美”。他的奇特的《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写一场山林大火，写尽火神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水神一败涂地，上帝也让它三分。最后上帝虽然还是帮助水神熄灭了大火，但又郑重肯定大火的存在的合理性，使水与火结成婚姻。这个上帝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诗人像上帝一样征服了火，肯定了火，同时也欣赏了火。
韩愈自称“慢肤多汗”，非常怕热。他善于写秋景。一到秋天，他就有精神。但是，他偏偏又要写出这样的诗句。“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郑群赠簟》）“毒雾恒熏蒸，炎风每烧夏。”（《县斋有怀》）诗人已经用艺术的力量征服了自己所感受的暑湿熏蒸之苦。不仅如此，韩诗中还生动地写出了种种生理上不愉快的经验，例如牙齿将落未落之苦《落齿》，眼花之苦《寄崔二十六立之》，头秃之苦《感春》其二，腥臊入口之苦《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虾蟆惊眠之苦《答柳柳州食虾蟆》，等等，显然都是艺术地征服了这些，反转来使它们成为“不愉快的美”。
现实里面，污浊的泥沟并不美，然而韩诗中偏有这样的描写：“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题张十八所居》）干涸的河床并不美，而韩诗中又偏有这样的描写：“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赠侯喜》）其实诗人这次同侯喜来到干涸的洛水上钓鱼，从头到尾都非常扫兴，来的路上是毫无可观：“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赠侯喜》）垂钓时是非常疲困：“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赠侯喜》）结果是所得极微：“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赠侯喜》）韩愈能把这些丝毫不美的景和事写入诗，使之成为“不美之美”，正是他的创造。
更确切地说，《赠侯喜》所写的，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此外，如《古意》极言太华峰头莲花莲藕之美，而终于求之不得。《岣嵝山》极赞禹碑字画之美，而终于寻访不着。著名的《山石》诗中写得更有趣：“僧言古壁佛画好”，下句似乎该是把这壁画赞美一通了，不料却是“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似乎该是精美的素馔了，结果却是“疏粝亦足饱我饥”。接连两联，都是下一句直接否定了上一句。这种“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更是韩诗的独创。
所有这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硬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这就是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的具体内容。
四
韩诗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风格的散文化。
我们都知道，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其实也就是文体的革新。六朝的骈俪之文，把文章写得像格律诗。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要使文章像文章，不要像格律诗。可是，他在诗的方面，却又努力把诗写得不像诗，倒像文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韩诗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有所谓“韩愈以文为诗”，含有贬义，所指的也就是这个事实。
韩诗的散文化，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例如：“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这些都像信笔写来的家书、日记。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炼。例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恍难为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苦寒》）有些句子，在一句话里概括了复杂曲折的意思，完全是“古文”式的简括。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的纡徐委曲。例如：“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无能食国惠，岂异哀癃罢。久欲辞谢去，休令众睢睢。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不能前死罢，内实惭神祇。”（《寄崔二十六立之》）本来是一两句说得尽的，却充分伸展开来，说了这许多。为了助成语气的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例如：“后日更老谁论哉。”（《李花赠张十一署》）“次第知落矣。”（《落齿》）“破屋数间而已矣。”（《寄卢仝》）“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咏雪赠张籍》）有时则又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使语气显得硬健。例如：“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心之纷乱”本来完全可以作“中心纷乱”或“愁心纷乱”之类。
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例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之中，有人有我，有今有昔，有哀有乐，有虚有实，有正有反。在表面的文章逻辑上，人所歌的昔日哀景，是虚写回忆，是被否定了的陪衬之意；我所歌的眼前乐景，是实写今夜，是结论性的主意。但在实际的情感的逻辑上，昔日的患难哀愁，才是真正要追溯的主意；眼前的反面的行乐，不过是故作宽解，反衬一笔，以加强主意。诗中的反与正，宾与主，在实质上和在表面上正好相反。又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开头就说岳神的威灵显赫，诗人自己的虔诚拜奠，说到庙令殷勤相助，向岳神卜问吉凶，一路说下来，真是神乎其神。然后，“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两句，忽然翻转去，才出人意外，力挽千钧。像这样的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的章法，不仅上述长诗中经常运用，短篇的古体诗中同样运用。前面说过的那些表现“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的短篇古体如《古意》《岣嵝山》等诗中，往往更集中地把这些“古文”章法之妙发挥尽致。
韩诗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是中国旧体诗形式方面对称均衡和谐圆润之美的极致。唐代诗人从四杰和沈、宋起，把这种格律诗做得越来越成熟，杜甫尤其是集大成者。在律诗的势力影响之下，古体诗也逐渐律诗化了。所谓“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大概就是指此而言。于是这又产生另一方面的危险，即那种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有日益消亡的危险。杜甫已经努力把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引进律诗，特别是七律中来，使这种对称均衡和谐圆润的形式里，巧妙地融入了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的成分。韩愈则针对着唐人古诗的律诗化趋势，努力把古诗散文化，就是继续杜甫的这种努力，韩愈为了力避对称均衡，在长篇古体诗中，往往通首彻底散行，没有一个骈偶对仗；有时又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可以对而不对。他为了避免和谐圆润，遣词用字力求生僻，爱用人所少用乃至人所不识的字；造句往往故意造成散文调，不是诗调，有时故意违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而做成上三下四的拗句。韩诗为了在音韵上避免和谐圆润，往往越是长篇越不转韵，韵脚越押越险。例如《赠崔立之评事》《病中赠张十八》之类，使人读之，有如攀登一线直上的险峰，喘不过气来，偏又没有一处可以停步换气。而一些短篇古诗，一篇之中，偏偏多次转韵，而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例如《三星行》《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之类，使人读之，好像走着一条十步九曲的小道，总不能潇潇洒洒地走，放开大步地走。
通常含贬义的所谓“韩愈以文为诗”，还包括“以议论为诗”的意思。韩诗中议论的成分确实不少，从艺术上看，未必都是不好的，其实往往倒是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例如《荐士》一篇，全是议论：前半概论中国诗歌史，高瞻远瞩，显然深受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的影响。后半接连用了许多比喻，把贤士要有人提携和进贤要抓紧时间的道理，从各方面说得透而又透。《诗经》的“六义”中原有“比”，那是“以彼物喻此物也”。韩愈在诗中很会运用那种“比”，例如《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又连用十四个叠字，就是大规模地用种种形象来比喻南山。又如《听颖师弹琴》，以种种形象来比喻琴声，也成了公认的名篇。但韩愈独特的创造，尤在于用一连串的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种手法，除上述《荐士》诗外，又如《送区弘南归》《孟东野失子》等其他好多诗篇中都用过。这是遥承先秦诸子寓言的遗风，特别是近接汉、晋“连珠”的“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的传统。这样的发议论，表现了诗人的胸襟和机智，形成高远的美，明彻的美，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的美，又岂是局限于“形象思维”所能达到的呢？
五
以上说的，可以综合为两句话：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就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分寸都很不好掌握；过一点，差一点，可能就只剩下了“非诗”和“不美”。韩愈自己，就并不总是成功的。
韩诗中散文化的字句篇章，有些实在流于拙劣。例如，《双鸟诗》中的“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路傍堠》中的“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简直不知所云。又如《别鹄操》中的“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这两个“之”字加得实在无必要，只能使语气缓弱，前代评论者早有人指出了。
韩诗失败之处，更多的是由于没有掌握好“狠重奇险”的分寸。诗人韩愈原也能够出色地写出种种传统的美，如自然情韵，清润华腴，一气清空，淡朴深挚，和平冲淡，秀丽明媚，艳冶缠绵，等等。他的好诗，往往是把“狠重奇险”之美同其他的美调融起来。例如《感春三首》其三中的“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形容美人的明眸而用上了“刺剑戟”的形象，这是在传统的艳冶之美中，融入了“狠重奇险”的成分。《南山诗》虽然通首都是“狠重奇险”，其中却也有“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这样绝世丰神的丽句，也有“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这样幽微深细的描写。又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一首，前半是游青龙寺，描写柿叶柿实的一片彤红，用了“赫赫炎官张火伞”和“金乌下啄赪虬卵”这样一些十分“狠重奇险”的比喻；后半是赠崔大，却说道：“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又说道：“须知节候即风寒，幸及亭午犹妍暖。”评论家们一致推崇这些诗句逸趣飘然，下句轻圆，意境闲远。整个这首诗，就是从“狠重奇险”之美，自然地转入清逸闲远之美，使两种美互相调剂，互相映照，有的评论者甚至推崇这首诗为韩愈的七言古诗中的第一。
相反地，如果“狠重奇险”之美不与他种美相调剂，单独过分发展，就往往过了“美”的界限，成为“恶态”，甚至成为“杀气”。韩诗中确有一些这种败笔。例如，嘲笑别人鼾声之大，比喻为彭越、英布的“呼冤受菹醢”（《嘲鼾睡》）。这一首是集外诗，过去已有人怀疑它是否韩愈所作，但大致看来，仍与韩愈的作风相近。虽是开玩笑，实在是恶态，并且已经有了杀气。又如《月蚀》诗中要杀蛙，要钻龟。《题炭谷湫祠堂》中要屠龙。《叉鱼招张功曹》中描写叉鱼的情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诗人似乎对于屠杀、流血有一种特别的欣赏。一到诗人自己真有了杀人之权，就更加可怕。他作河南县令时，卢仝来控告一个隔墙恶少，事情不过是“每骑屋山下窥阚”而已，韩愈就想到“操权不用欲何俟”打算“尽取鼠辈尸诸市”（《寄卢仝》）了。登峰造极的自然还是《元和圣德诗》，有一大段津津有味地描写刘辟失败被俘以后，凌迟灭族，刑场上如何屠戮妇孺，如何尸骸堆积，最后对刘辟如何挥刀碎割的详情，这是恶性地追求“狠重奇险”，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文学。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艺术上没有掌握好分寸的缘故。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中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中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年，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诗中说道：“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竟然把谋反篡位的大罪名硬加在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过去的评论者对这样的诗句都看不下去，例如何焯评云：“二连过矣，有伤诗教。”又云：“叔文欲夺中人兵柄，还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锡’‘天位’等语，直欲坐之以反，公于是失大人长者之度矣。”其实，谋反篡位，正是凌迟灭族的罪名。韩愈写这几句诗的时候，就是希望看到王叔文集团像刘辟一样的下场，又岂止“失大人长者之度”而已呢？
当然，韩诗中求“狠重奇险”而失之太过的地方，不能说都是直接由于利禄之情，恩仇之念，置人死地的怨毒之心；但是，有这样的气质，习惯于这样的精神状态的诗人，又在艺术上追求“狠重奇险”之美，是容易失之太过的。文学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未必容易察觉；只有气质和精神状态，往往流露在作品中而不可掩。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早有指出过这一点的，这是相当有道理的。
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中国古代大作家当中，韩愈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这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六
但是，解放以后，整理出版韩愈的各种选集和全集，又列入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陈迩冬同志的这部《韩愈诗选》，就是二十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选注的。这是因为，解放以后，大家学了马克思主义，会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对韩愈这样的古代作家，既看到他的气质精神上的庸俗性、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专制主义倾向，又看到他的博学高才，看到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然而，历史又毕竟不是直线的。这部《韩愈诗选》的成稿，在出版社一压就是二十年，现在才终于能够出版（不久以前出版的童第德先生选注的《韩愈文选》，也是二十年前就交了稿，出版时选注者已经逝世）。陈迩冬同志由于年龄和疾病的缘故，已经无力来写这篇序言，却把这副担子加到我肩上来了。
我对韩愈素来没有研究，陈迩冬同志并非不知道。他一定要我来写这篇序，是因为我们平日闲谈时，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我们都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极盛之后，正是难以为继之时，如果没有宋诗这一大变化，中国诗就会停滞，槁死。宋诗的总的成就，有人认为不亚于唐诗，有人认为不及唐诗。即使它不及唐诗，它也是发展，是生命，否则就是停滞和槁死。当问题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发展和生命是第一义的，发展得高些还是低些，则是第二义的。谈中国诗史，唐诗以后，赞也要赞宋诗，骂也要骂宋诗，总之绕不开它；而元诗和明诗，基本上因袭唐诗，就完全可以略过不提。此中消息，值得深思。
我们都认为，杜甫于集大成之中，已经兼有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韩愈正是专门把杜甫的开来的方面，更突出地加以发展。他实在是宋诗的先驱者，因此也就是在李杜之后的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把中国诗继续推向前进的人。
我们都认为，韩愈并非孤立的一个。在他的周围，还有孟郊、贾岛、卢仝、张籍……这样一个诗人之群。这些诗人的境界和风格各不一样，成就也各有高低，但是，他们隐隐然有共同的东西，就是都在探索某种“不美之美”和“非诗之诗”；卢仝的怪异，张籍的古淡，以及通常所谓“郊寒岛瘦”，都是探索的结果。所以，韩愈的时代，就是唐诗自身在求变、求新、求否定自己，来为宋诗那个大变化开辟道路的时代，韩愈就是这个时代要求的完满的体现者。
我们都认为，诗人韩愈对后来者的影响和启发，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李贺亲及韩门，受的影响最大。李贺诗中好用刮、轧、割、拗……这些动词，好以金、铜、玻璃、琥珀……这些坚硬沉重之物为喻，这是钱锺书先生指出过的。李贺还着力塑造“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这一类的带有“蛮风”和“血丝”的美，有现成轻艳字面可用之处却偏偏换上词感庄重的字面，如“夫人飞入琼瑶台”，诸如此类，都是直接来自韩愈。李商隐又从李贺的路上稍稍转了一弯，把李贺惯用的“生色”换成调过的“熟色”，把李贺的大块镶嵌换成细丝刺绣；但是，他的《韩碑》一首，表明了他无论怎样转变，而不变的“坐标”还是韩愈。中晚唐这两个大诗人，可以说就是韩愈的一传再传弟子。到了宋代，欧阳修首先高举起韩愈的旗帜，诗和文都专学韩愈的“文从字顺”的一面。苏轼则被后代评论家称为“韩潮苏海”，说明他的诗和文都在铺陈排比这一点上与韩愈相通；特别是运用比喻来状物说理，纵横历乱，千变万化，更是把韩愈所开创的突破“形象思维”、进入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之美发挥尽致。江西诗派奉为宗主的黄庭坚，在诗境上力探“不美之美”，在诗格上追求“非诗之诗”，都完全同韩愈一样，不过把韩愈的“雄奇”换成“清奇”，把韩愈的“粗砂大石”换成“紧筋硬骨”罢了。
我们都认为，任何发展过程，都是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异化和同化的过程。就中国诗而论，从《诗经》《楚辞》到艾青、田间，始终是诗，越来越是诗，这就是不断的自体肯定。由风骚而汉魏，而六朝，而三唐，而两宋，而词曲，终于新诗代替了旧诗，这又是不断的自体否定。一方面，一代之诗，成就越高，对后世的影响越大，因袭模仿就越多，这是诗不断地化为“非诗”，必须清除这些“非诗”，发展才能继续，这就是不断地自体异化。另一方面，每一代之诗，都必须突破上一代的诗境诗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不美”的东西变为“不美之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非诗”的东西变为“非诗之诗”，这才能不断扩张诗的国土，这就是不断异体同化。应该从这个规律的深度，来认识韩愈在中国诗史上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来体会苏轼的几句深有见地的话：“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1982年5月12日
（本文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五期，本文据《舒芜集》）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