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
鲁迅说过：“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二心集·中华民国的新“唐·吉诃德”们》）的确，《聊斋志异》里那许多托之鬼狐的恋爱故事，就总是美女先来向书生挑逗。中国古典诗歌里，男子追求女子的情诗，相当地少。这是同中国封建社会里相当缺少近代意义的真正爱情的因素分不开的。
《诗经》里的民间情歌，据我计算，直接表现男子追求女子的有十二篇，女子追求男子的有十一篇，倒还相等。男求女的诗篇中，既有《关雎》的热烈，也有《汉广》的凄凉，既有《出其东门》的专一，也有《将仲子》的大胆，更有名篇《蒹葭》那样的远韵深情，清词丽句……女求男的诸篇，更是多彩多姿，充分展现了人类感情这一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试看《王风·大车》和《郑风·褰裳》，就可以感到唱着这样的情歌的周代民间的勇敢泼辣的姑娘，同后代那些憔悴呻吟在政、族、神、夫四权的压迫之下的女性，是大不一样的。
民歌让位于文人诗歌以后，情况一变。一般认为，文人学子登上中国文学史，始于屈、宋。屈原其实还不能说只是文人学子，他的《离骚》里还敢于唱出“求宓妃”“求有氏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这些话，然而已经托之鬼神，不是人间。至于宋玉，真是第一个最典型的文人学子了，听听他说些什么吧—“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若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这样的盖代美人，这样长时间的勾引挑逗，还打不动他的心，显得他是多么高啊！美人又是多么贱啊！尽管她怎样容颜绝世，还不是活该供给愿意玩弄的人去玩弄么？
自此以后，中国古典诗歌以男女为题材而比较得情之正的，只有那些“思妇”“闺怨”“寄外”“寄内”和“悼亡”的诗。古代战乱的频仍，后来商业的发达，交通的不便，音讯的难通，造成多少家庭的长期离散，特别是商人妇和征人妇只能困守家园，在孤单寂寞中更多地承受着生活和感情的重担。《诗经》中已经有《卷耳》《采绿》等篇，开了“思妇”诗的头。这一题材遂为历代诗人所爱采用。今天就拿一本最通俗的《唐诗三百首》来翻翻，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就有不少是这个题材的。李白的《长干行》，李益的《江南曲》，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都是写的商人妇，诗中如“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等句，似乎已经把这类题材上面能说的都说尽了。写征人妇的更多一些，其中如“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关山月》）、“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的惊心动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一往情深，也都教后人很难再措手。大概由于男女的不平等，以及出征、经商、求名、求宦在外的男子分心的事不少，所以离家的丈夫怀念妻子的诗，就少得多，但也不是没有；自秦嘉《赠妇诗》三首之后，杜甫的《月夜》一首，便是此题的绝唱。以上都是“生离”的范围。（“犹是春闺梦里人”也仍然以为还是生离。）转入“死别”的范围，则潘岳首标《悼亡诗》的题目，“悼亡”一词遂专用于夫妻之间，成了一类诗的名目。这一类诗中最高的成就，当然是元稹的《遣悲怀》三首。诗中所写的女性，不是女神，不是女妖，不是娇花，不是小鸟，不以“德言容工”任何一项见长，也没有遭遇任何特别的不幸而成为动人哀怜的对象；而只是非常现实的、平平常常的、温柔贤惠的、出身娇贵而甘心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的好妻子，等不到丈夫升官加俸，家境改善，便逝去了。先前没有人写过，所以是空前的；能把这种平凡现实的生活写得如此牵动心魂，所以又是绝后的。但是，毕竟由于这种题材能有深切的真情，所以后代还是不断有佳篇出现，例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李清照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陆游的《沈园》诗，甚至也不妨算上厉鹗的《悼姬人月上》，都是读者忘不了的。
说这些“思妇”“闺怨”“寄外”“寄内”“悼亡”诗歌，比较得情之正，是因为这些诗歌里面的感情，比较最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爱情。好多年来，我们解释、介绍、评论这些诗歌（以及古典戏剧中大批类似题材的剧目）时，往往直接就称之为“坚贞的爱情”“美好的爱情”“为爱情而歌唱”，等等。当然，随便这么说说，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记牢一点：接近于爱情，并不等于爱情，不等于科学意义上的近代意义的真正的爱情。因为，这些诗歌（以及戏剧）中写的，都没有越出夫妇的情爱的范围。而恩格斯明确地说过：“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一条科学的界限，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如果我们忘记了这条科学的界限，而把那些“思妇”诗之类径自当作真正的爱情诗，把其中的夫妇之情径自当作“古代人民的美好坚贞的爱情”来宣扬，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也不能把任何封建性的糟粕当作民主性的精华来肯定，来继承，甚至稍加改装就当作无产阶级的武器来挥舞了。赵五娘、王宝钏都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重。但是，我们如果请了她们二位来参加批判会，作中心发言，批判安娜·卡列尼娜和薇娜·巴夫诺芙娜的“淫奔失节”（我们作总结发言时自然会改为“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并且通知蔡文姬（不知是不是赵五娘的女儿！）和唐琬来接受教育，那就会使批判者反而落到了可笑的地位，而这责任是不该由她们自己来负的。
什么是近代意义的爱情呢？恩格斯的著名的定义，大家都知道了。据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平等互爱；第二，爱情重于生命；第三，爱情与婚姻一同成为性道德的标准。这在封建社会里当然不可能有。但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的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我们前面说过的，《诗经》中反映的周代民间男女相互之间地位平等的爱情追求，就是一个实例。
《诗经》以后，民间的情歌当中，女求男的，历代还是不少，男求女的，便越来越少见。《陌上桑》和《羽林郎》之类，写的不是平等的追求，而是贵官豪奴对民间女子的调笑。而文人诗歌当中，地位平等的男求女的诗，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绝迹。张衡的《四愁诗》，表面上好像是这一类，但其实是寄寓某种理想的作品，并非实写。陶潜的《闲情赋》，幻想倒是大胆，但终于“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到了诗风大盛的唐代，虽是李、杜两位大诗人，也并未留下一首以平等地位去追求恋慕的爱情诗。杜甫能写出“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北征》）、“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这样一些深情之句，但这些都只是“婚姻的附加物”的夫妇之情。李白则连夫妇之情也缺少深度，他的天上飞仙似的形象，令人遗憾地竟也出现在这个领域。他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题目已经古怪，诗中一则曰：“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再则曰：“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简直对妻子入山学道持赞成的态度。而他的《南流夜郎寄内》诗云：“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如此的烦冤患难之中，死别生离之际，寄给妻子的诗，竟然写得这样浮浮泛泛，实在叫人难于理解。其他初、盛、中唐的所有诗人，就更没有写出一首真正平等态度的追求之作。
直到晚唐李商隐出来，久已坠绝的《关雎》《蒹葭》，才得到继承和重振。
一提到李商隐，首先总会想到他的《无题》（以及虽有题而实应并归《无题》一类的）。尽管这类诗在他的全部现存诗中只占着极小的比例，尽管他的诗歌的境界、风格、气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始终是这么想。人们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在《关雎》《蒹葭》的传统久已坠绝之后，复兴和重振了这个传统，而这就是李商隐的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对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最突出的贡献。看他的《无题》诗中这样一些诗句吧：“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这些都是什么声音？显然，不是女性的声音，而是男性的声音；不是轻薄调笑的声音，而是真挚严肃的声音；不是施以爱宠的声音，而是祈求允诺的声音；不是“任由我去享受她”的声音，而是“惟恐她不理睬我”的声音；总之，我们又听到辍响千年的地位平等的男求女的声音了。是的，是地位平等的。不管李商隐这些情诗写给什么样的对象，是女道士也好，是宫眷也好，是别的什么样的女子也好，这些诗歌本身所表现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是以平等的地位在对待她，是在“征求她的同意”，这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封建的压力和阻力更重更强了，所以这些诗句里又添加了《关雎》《蒹葭》等诗中所没有的缠绵悱恻的成分，从而也添加了凄艳迷离的魅力，这些诗句强烈地打动了多少恋爱中追求着的青年读者—特别是男读者的心，使他们立刻敏感到这是李商隐的最独特的成就。然而，更加惊心动魄，更加打动了一切恋爱着追求着的少男少女们，成为他们的共同的宣誓词的，还是更著名的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已经接近恩格斯说的第二个特征，纵使还不是为爱情拼掷生命，也已经是向爱情献上生命了。
然而，晚唐离近代毕竟太远了。李商隐这样带有相当程度的近代色彩的爱情，奇迹似地出现在那个时代，必然只能是一现的昙花，以后又是千年辍响。直到《红楼梦》出来，才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写出了更近于近代的爱情，但已经出了诗歌的领域。
正因为是一现昙花，倒也更觉珍贵。所以我一向极不赞成把李商隐的爱情诗硬解释成别的什么诗，例如政治或是感遇诗之类。我以为，李商隐是有政治诗，例如《重有感》，也是有感遇诗，例如《九日》，都清清楚楚；加上爱情诗，可分三大类，而不必硬把爱情诗往那两类去扯。我曾有《读玉溪生集三首》，即写此意，录之以结本文：
名不挂朝籍，归期未有期。
忧时赓杜律，胼手写韩碑。
非关金屋怨，不作白头呤。
秋水蒹葭意，春蚕蜡炬心。
牛李猜嫌急，襟期锦瑟高。
交情存姓字，屡见令狐绹。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1月11日，后作为文学评论集书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