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蟋蟀》《唐风·山有枢》及时行乐与居安思危
唐国疆土在今山西南部，都城最初在翼城县南。《诗经》中没有晋风，《唐风》便是晋风。
周代以前，本有唐国，传说为唐尧后代。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唐国发生战乱，周公便将唐平灭而属于周。有一次，成王和他幼弟叔虞玩耍，削一片桐叶为玉珪给了叔虞，说：“拿这个封你。”臣僚史佚即请择日举行典礼，成王说：“我是说着玩的。”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说了便写在史册上了。”于是封叔虞于唐。到叔虞儿子燮时，因地方有晋水，便称晋侯。
这件事虽见于《史记》，却有传奇意味，并不可靠，当时成王和叔虞都是娃娃，不然，成王怎么会这样做呢？柳宗元就撰过《桐叶封弟辨》以辩驳。这里只是当做谈助，用以说明唐与晋的渊源。
《唐风》的第一篇为《蟋蟀》，今录第一、第三两章：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岁暮天寒，蟋蟀已钻入堂下，役车也已停息不出，想到岁月逐渐消逝，不禁悲从中来，因而很想及时行乐，但又常常想到自己所处地位和国家忧患，所以不能过分安逸，必须快活而不沉湎荒怠，保持一个贤士警惕和谨慎之情，也即居安思危之意。
及时行乐是人的一种活动，它对人起的作用是有益还是有害，要看他的实践内涵，既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手段，又可以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因而成为放纵颓废。要求生活里增加一些乐趣和兴奋，原没有错。《蟋蟀》里的主人反映的思想，还是上轨道的。但像周宣帝与宫人夜中连臂蹋蹀而歌“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这里的把烛夜游，就不是几个晚上的事，而是代表一种人生观。夜晚尚想把烛夜游，白天更不必说了，古乐府《西门行》所谓“为乐当及时”，“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仙窟》中赠十娘诗：“生前有日但为乐，死后无春更著人。只有倡佯一生意，何须负持百年身。”这就是说，其他都无关重要，肉体上、官能上的刺激才是最现实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便是其中的代表。
李白的作品中也流露出这种及时行乐，不过他不是只求肉欲上的，因而也是高级的，而且表现出一种矛盾，例如他的《将进酒》，一面是虚无消沉，想在长醉中了却一切，一面又很自负，对现实似尚有期待。他的这种矛盾，并非表现在个别几篇作品中。
奢侈固然应当反对，吝啬也不足为训，两者都是极端，《唐风》的第二篇为《山有枢》：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诗中人是一个富豪，衣食住行的条件很优越，他却样样舍不得用。诗的末两句是说：有一天你死，你的一切便被别人所有。这也说明，当时觊觎富豪家产、因而等候着他死去的事件也必常在发生。
这首诗紧接在《蟋蟀》之后，仿佛是互相呼应，朱熹《诗集传》便说“此诗盖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忧”。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这首诗是在讥诮前一首“今我不乐”者：“子以好乐无荒为戒者，不过为子孙长保此富贵计耳。岂知富贵无常，子孙易败，转瞬之间，徒为人有，则何如及时行乐之为善乎？此类庄子委蜕，释氏本空一流人语，原不足以为世训。然以破唐人吝啬不堪之见，则诚对症之良药，故二诗可以并存也。”方氏的话说得也对，但也只是在破吝上才有意思，用死的恐怖感虚空感作为“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理由，实也世俗之见。按照这种说法，人的一切努力和建树到头来都是空的，正如《庄子·知北游》说的，连子孙也“非汝有”了。
及时行乐和居安思危之间应该是可以统一的。
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