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追求富贵与傲视权贵的矛盾
对于儒家提倡的固穷思想，李白颇不以为然，其乐府《白马篇》云：“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山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波涛）。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李白此篇乃拟曹植《白马篇》而来，写五陵豪少既武艺超群，亦奢华招摇，因斗鸡而得到皇帝赏识。但其一旦发愤从军，就叱咤战场。立功而归，依然侠气未改，纵酒使气，未肯为权贵折腰。这显然是诗人极为欣赏的生命经历和生活态度。诗之最后一句十分关键，它应该是此诗的诗眼，即揭示了诗之义旨的关键句。诗人极力渲染五陵豪少的生活，就是为了烘托、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耻于原宪那种固穷的生活。上引李白的《少年子》也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态度：“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此诗 向来多被误解和曲解。朱谏《李诗选注》：“言贵哉少年之子，乃出于青云之上，是贵游之少年 也。挟弹驰马，而骋于章台之左。人马飞驰，散蹄而迸出者，突如流星之迅速；黄金为丸，弹落飞 鸟。游盘至晚，入卧琼楼，其骄奢淫逸之气洋洋然而自得也。“”言是贵游之子，一皆不义而贵且 富者，又安知有高洁之士如伯夷、叔齐食西山之薇，而甘于饿死者乎？盖流俗之颓势如澜倒，而 趋之众，孑然而特立者亦鲜矣。”王琦注亦云：“此篇是刺当时贵家子弟骄纵侈肆者之作。末引 夷、齐大节以相绳，而叹其有天渊之隔也。‘是何人’，谓彼二人亦是孤竹之贵公子，乃能弃富贵 如浮云，甘心穷饿而无悔，民到于今称之，视彼狂童，宁免下流之诮耶？”奚禄诒曰：“刺时之作，谓游冶而无行者也。”然唯安旗注得此诗义旨：“此诗末二句与《侠客行》末二句‘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相类，亦不以夷、齐为然。”李白所选择的是少年风流倜傥的生活，而非伯夷、叔齐那样饿死以守节的生活。李白所欣赏的也是这样快乐的生命态度，其《侠客行》曰：“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也是把扬雄白首以著书的寂寞生活作为侠少充满生命激情生活的对立面来写，何所弃、何所取，其意甚明。
在李白的诗中，集中表达其追求荣华富贵、不甘穷贱思想的是《少年行》：“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毬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亲姻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此诗与前写少年侠客的诗不同，通篇勃郁着激荡之气，似是激愤的感情影响到了诗的表达，语言直白浅俗，以致历代被视为伪作。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入也。”萧士赟“：末章十二句辞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朱谏《李诗辨疑》：“此之少年者，粗俗妄诞，如病狂失心之徒，语无伦次，若出恍惚，而叫嚣不已之态，使人丧其所守。真厕鬼李赤之乱道耳。”但《文苑英华》已经选此诗为李白之作，在宋初就被视为李白作品。而“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不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另一种写法吗？“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不正是李白一年散尽黄金三十万的写照吗？如此看来，李白就是淮南少年游侠客的原型。诗人所说不是出于激愤的反话，而是正面提醒自己，也在告诉朋友，作为男儿就应该快乐当世，就应该获得荣华富贵，而不应为后世的身名徇书、徇节，放弃眼前的快乐。
李白追求荣华富贵、追求现世享受的生命观，的确有悖于儒、道两家忧道不忧贫的思想，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其实，先秦以来士人不以贫贱为耻，固穷安贫，是以守道为前提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关键不在富贵，而在于是否合“义”，即是否取之有义。只要合道，只要取之有义，士人就没有必要再固守贫寒，所以追求荣华富贵未必有悖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但是应该看到，李白对待富贵与节操的态度，的确与传统儒、道之士不同。李白虽然说过“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但其意乃在于把功名富贵与著述相比较，以说明功名富贵不能永存，能够代代流传不朽者莫若文章，即“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是在突出著述之于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意义，并非否定功名富贵之于人当世的意 义。
对于节义，李白在《少年行》里明明白白说：“何须徇节甘风尘？”这说明，李白宁要功名富贵，也不愿做节义的奴隶。李白的这种意识除了上面所说的《列子》的影响之外，与其特殊的身世有很大关系。李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他出身低微，生于西域。微贱的身世对李白心理有重要影响，他期望改变出身、光宗耀祖。如《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所言，要实现“事君之道“”荣亲之义”。因为急于改变出身，所以比起固穷守道的节士来，李白更看重现世的富贵。
当然，李白所说的节义，是指贫贱以守道的节义，并非士人的人格尊严。李白一生的行迹，都表现出他不肯向权力屈服的布衣之傲。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以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岂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大体属实。李白一生，除了以王者师的心态称臣于唐玄宗和永王璘外，从不肯俯首王侯。李白的诗亦反映了傲视权贵的思想：“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于似杨贵妃、高力士那样的宠妃和内侍权臣，则更不在李白的眼中：“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就是他对待宠臣的态度。李白傲视王侯的处世态度，从其精神本源上看，即来自他快乐主义的生命观。李白是一个追求个体身心自由的人，无论是求取功名富贵，还是与权贵交往，都要保留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如果有违碍，他宁可不要功名，宁可舍弃富贵，也要守住个人身心之自由。此一重视个人自由的行为， 从生命观看，就是快乐主义哲学中重精神快乐的一路。
在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儒、道，都存在自由思想。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尊重个体自由的内 容。如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的思想，就是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尊 崇。而在道家思想特别是尚自然中，有着极为浓厚的自由观念。在《庄子》一书中，《逍遥游》是 集中讨论什么才是人的自由以及人如何获得精神自由的篇章。在庄子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只 能来自心灵，即精神的自由，舍此以外的自由都是有待的，因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超越现实的名利之争，也超越有我之心，一切皆顺从自然，才可获得自由。儒、道两家的自由观是互补的。儒家强调的是对于个体人格的尊重，而道家提倡的则是个体精神上对于社会现实和自我的超越。后代士人的自由观大致不出这两个范畴。
李白亦是如此。他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既是为了个人人格的尊严，也是为了个人的精神自由。因为在李白看来，千金易得，自由难求。因此他极为欣赏战国时齐国的鲁仲连，《古风五十九首》之九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一生欣赏鲁仲连，以其为榜样，认为鲁仲连“特高妙”，不仅在于他以三寸不烂之舌，排难解纷；更在于功成无取，意轻千金，飘然而去，将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这首诗实则就是李白理想人格的自画像。他要解世之纷、济世之困，却功成不受任何封赏，平交王侯，潇洒而退。解世之纷，成就自己的功业，青史留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功成身退，不留恋富贵，潇洒江湖，亦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就是李白的人格理想。在同代诗人中，李白对孟浩然特别尊崇，可谓高山仰止，其《赠孟浩然》一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从此揖清芬。”其所崇敬者，即在于孟浩然的自由行径。李白的傲视权贵之气，不 仅使他捍卫了个人人格的尊严，而且保卫了心灵的自由，因此获得了人生最大的快乐。对于中 国古代士人而言，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是获得生命之快乐的根本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