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原文
清平乐
检校山园，书所见
辛弃疾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清平乐句解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
郁郁葱葱的青松翠竹，与云端相连。生活在这青松、翠竹、白云间，辛弃疾怡然自足。
他所以感到“万事从今足”，不仅是因为可以徜徉于山间林泉，更因为松竹身上，寄寓着他高洁的心性。松、竹、梅，岁寒三友也。在文人雅士看来，它们是坚贞顽强、持节不阿的象征。
“从今足”三字，说明这之前的辛弃疾从来没有感到满足过。这全是因为故乡沦陷，因为国家危难，因为壮志难酬。南归后的辛弃疾不但没能在抗金战场上英勇奋战，反而在复杂的官场上摔得头破血流。他痛苦、抑郁、怨恨，极度的失望中又还带着从不放弃的希望。
“连云松竹”是否真的就令辛弃疾从此心满意足了呢？从他闲居带湖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依然还有愤懑、不平，他始终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爱国英雄。不过，幽美的自然环境，闲适的乡村生活，还是能淡化他的愁怀，或者暂时让他忘记烦忧。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闲居的词人亲自拄着竹杖，到村东头主持祭祀的人家分回应得的一份社肉，而自家新酿的白酒正好刚从糟床上榨出来。有酒有肉，足可醉饱逍遥。“社肉”，古时乡俗，春秋两次祭土地神，称社日，祭神结束后，会将作为祭祀品的牲畜熟肉分给各家，以求降福。“床头”，指糟床，酿酒器具。
能分得社肉，说明闲居乡里的词人已经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就着社肉，喝着新酒，在词人看来，这样的生活悠哉游哉、休闲自适，更可令他“万事从今足”。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
秋天的西风吹熟了山园里的梨子、枣子，孩子们拿着长长的竹竿，在树下偷偷地打果子吃。
乡村人家的果树长在房前屋后，顽皮的孩子总会趁主人不注意偷打几个果子。一个“偷”字，表现出孩子们小心翼翼的样子。他们大概是边打果子，边紧张地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来。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辛弃疾发现了这些顽皮的村童，却毫不生气，反而命令家人：不要去惊动这些可爱的孩子！他自己则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躲了起来，安闲地看着孩子们把刚熟的梨枣打摘个够。
秋风中，褐色的梨、红色的枣挂满枝头，几个小孩踮着脚，手里的长长竹竿在树上晃来晃去；另一边的角落里，白发的“老夫”躲在静处，微笑着观看这些孩子的“小把戏”。画面中一老一少，一动一静，妙极趣极。
这一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的《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杜甫怜惜偷枣的穷老妇人，是同情她的遭遇；辛弃疾任由孩子们偷枣，是出于由衷的爱怜，也是为了感受他们的快乐。虽然两人面对的情况不同，但其中的宽厚、人道是相通的。
清平乐题解赏析
【题解】
自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辛弃疾被罢官闲居于上饶城北的带湖长达十年之久。据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推论，此词“当作于隐居带湖最初之三数年内”。辛弃疾在带湖的居第依山而建，所以他称之为“山园”。从词序可知，词写的是他巡视山园的所见。
【赏析】
这首秋日即事的小令，用平实朴素的描叙，写词人闲居期间田园生活之乐趣，表达了他闲适达观的心情和对乡村风土人物的由衷喜爱。
【诗人名片】
辛弃疾简介
辛弃疾，字幼安，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出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在此之前，宋钦宗建康二年（1127），金国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北宋灭亡。逃到南方的皇族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政权，是为南宋。先天不足的南宋小朝廷虽然暂时在南方站住了脚跟，却始终面临着金兵南侵的危险。由于统治者的怯弱无能，收复失地、统一中原更是困难重重。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地区已经沦陷于金人之手长达十三年。
父亲早亡的辛弃疾从小便跟随祖父生活。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爱国士大夫。金兵入侵时，由于家族人口众多，辛赞无法脱身南下，只好留在济南，后来又不得已出仕金国。但他内心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为其取名“弃疾”。“弃疾”，正是“去病”之意。西汉有名将霍去病，六次率军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辛赞是希望孙子能够像当日的霍去病一样，为今日之宋朝驱除金兵，解除危难。
辛弃疾少年时，祖父便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在他十四、十八岁时，又两度让他前往金国首都附近的燕山考察军情。祖父的教育、引导在少年辛弃疾的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而他自己亲眼目睹的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侵略者的仇恨。这一切，使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大志。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英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这期间，在已经沦陷的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纷纷聚众起义，抗金斗争如火如荼。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举起抗金义旗，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不久，他率众投奔由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在军中担任掌书记。任职不久，他果断地追杀叛徒，赢得了耿京的信任和器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人内讧，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兵撤回北方，新的金国统治集团成立。面对义军即将被各个击破的危急形势，辛弃疾极力说服耿京归附南宋朝廷，与宋兵共同抗金。次年正月，他奉耿京之命南下，奉表归宋。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表示承认义军的合法地位。
不料，就在辛弃疾成功完成使命之时，起义军中张安国叛变，勾结金兵杀害了耿京。辛弃疾在北归途中听闻此讯，迅即率领五十多人马，急驰数百里，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在五万金兵营中活捉张安国，并成功劝服营中耿京旧部上万人起义。辛弃疾带着这上万人，成功摆脱金兵追赶，昼夜疾驰到达建康，将张安国斩首示众。年轻的辛弃疾成为了传奇英雄，南宋朝野为之震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之后，辛弃疾被委任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个并不理想的开头，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后半生倾尽全力，却始终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二年，南宋朝廷在张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最终失败，与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对金一直俯首称臣，不敢言战。辛弃疾的大半生，就生活在这悲哀的四十多年里。
在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辛弃疾的抗金主张和复国言论始终不被统治者采纳。不仅如此，来自沦陷区的他还不断受到朝廷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群，却不肯重用。这样，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始终沉于宦海底层，先后担任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农主簿等一系列无关紧要的“佐贰之职”。辛弃疾满腔热情投归南宋，却遭受如此待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无奈的他不免在词中发发牢骚：“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
尽管沉于下僚，辛弃疾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期间，凭着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辛弃疾不断为朝廷北伐之事献计献策。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乾道元年（1165）上给宋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乾道六年（1170）上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这两篇政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国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然而，这些策论并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重视，反倒在文人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赢得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共鸣和赞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今属安徽）知府，开始了他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宽征薄赋，招收流民，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使荒凉落后的滁州很快就面貌一新。这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好几个州、府、路的行政长官，职位较前十年有了提升。
在地方任上，辛弃疾恪尽职守。任江西提点刑狱，三个月平息茶商武装叛乱；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讨平农民暴动。辛弃疾做这些事时，手段比较狠辣，但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他曾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上山为“盗”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要想平息人民的暴动，就必须严肃官纪。
面对辛弃疾卓著的政绩，南宋朝廷却加强了对他的防范，频频调动其职务，以免他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会培植起个人势力。湖北任上两年后，辛弃疾被支到湖南，任潭州（今长沙）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那里他兴修水利，赈济饥民，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一年之后，又被调离，改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辛弃疾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在地方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触动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满乃至嫉恨。淳熙八年（1181）冬，他被人罗织罪名，弹劾免职。对这样的结果，辛弃疾自己也早有预料。两年之前他就曾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罢官后的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作为英雄的辛弃疾失意的十年，也是作为词人的辛弃疾艺术创作大丰收的十年。
回顾辛弃疾南归以来，虽一心抗金复国，却被束缚在后方的大小事务上；虽在地方尽职尽责，准备大有作为，却遭诬陷弹劾，不得不闲居度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怎能不叫他愤恨叹息？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园，悠然自足；也不能像苏轼那样看透宇宙人生，对一切坦然待之。虽然在带湖的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时时块垒难平，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也无法忘记自己年少时立下的雄伟志向。于是，词便成了他最好的抒泄工具。他将自己的爱国热忱、英雄情怀，以及壮志难酬的悲苦怨愤，都一并寄托于词中。他的词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他痛苦灵魂的真实再现。尽管辛弃疾在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篇，但只有在带湖的十年中，他才真正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变为了一个文学家。
当然，恬静的田园生活也让苦闷的他偶尔忘掉忧愁。他在词中写带湖附近的亭台楼阁、山水花木，写乡村的田园景致、风俗人情。他笔下的农家生活快乐悠闲，是特意选择的素材，也寄托着他希望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经过十年等待的辛弃疾突然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欣然前往上任。半年后，因原任安抚使去世，他受命兼任福建安抚使。次年春，他奉诏到达临安，受到宋光宗召见。奏对中，他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但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之后，他被留在临安作太府少卿。为期仅半年，便又被派回福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回到福建后，辛弃疾全力改革弊政，并开始扩军练军，准备把福建地方军队建成像当年湖南飞虎军一样的雄师劲旅。这一系列措施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他被人诬为“残酷贪饕”，再度弹劾罢官。五十五岁的他只能悲唱着“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回到江西农村。
祸不单行，回家不久，辛弃疾在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房屋被毁。于是他将家迁到铅山县瓢泉。他在瓢泉的生活，与以前闲居带湖时差不多，终日在游山玩水、纵酒填词中消磨时光。生性豪爽的他本就好饮，这下更时时借酒浇愁，以至“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
辛弃疾在瓢泉的第二次退闲生活，长达八年之久。这期间，他留下了大量词作，数量和带湖时期差不多，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失望悲愤，作品的感情基调也更加沉郁忧伤。他时常在作品里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抗金经历，缅怀自己的壮志豪情。虽然对现实充满了怨恨，但他抗金复国的理想却依然没有破灭。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再次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接到诏令后，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立即赴绍兴就任。
这次起用他的是当时宰相韩侂胄。为筹划北伐，韩侂胄需要起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元老重臣以造声势，辛弃疾便成了他的一个筹码。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应召入朝。然而，宁宗和韩侂胄召见他，并不打算把他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只是采其名望为北伐装点门面。很快，辛弃疾被派往镇江任知府。
虽对自己不能参与前线抗金战事愤恨不平，辛弃疾到达镇江之后，仍在这一对敌用兵的要冲之地积极备战，很快建立起一支万人劲旅。对于韩侂胄等人不作充分准备就急于出兵北伐，他深感忧虑，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表明了其反对轻率冒进的态度。
不管辛弃疾抗金复国的意愿多么强烈，对国对民用心多么良苦，朝廷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在镇江任上仅仅一年多，又因人诬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他第三次被弹劾免职。开禧元年（1205）初秋，辛弃疾孤独凄凉地返回铅山瓢泉。
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正式下诏伐金。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很快全线溃败。山穷水尽的南宋朝廷只好再次向金求和。金人提出，以韩侂胄项上人头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恼羞成怒，想再次对金国用兵，他又想到了辛弃疾。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奏请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临安供职。诏令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经一病不起，他赶紧上奏请辞。就在此年九月十日，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含恨而逝。相传他在临终之际，还大喊数声“杀贼！杀贼！”
一个英雄生活在一个怯弱平庸的朝代，是一种悲哀。而对于辛弃疾来说，这种悲哀又是一种幸运：政治上的失败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
杀敌报国的英雄情结和政治失意的牢骚，是辛弃疾大半生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内容，也因而形成了辛词与一般文人词相区别的豪雄特色。清代词论家黄梨庄就此评论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的确，一部稼轩词集，正是对辛弃疾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息精神的忠实纪录。在这部心灵史中，始终交织着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和对无法驱除强敌、实现壮志的强烈的痛和恨。
辛弃疾词现存六百二十多首，都是归宋之后所作。他被后人视为宋词发展中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不仅因为其作品数量巨多，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更因为他在词的创作中大胆开拓创新，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北宋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辛弃疾则用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词风。辛词大多意象阔大，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美；感情浓烈，或慷慨悲凉，或低沉落寞，或热情激昂，其力量皆不可抵挡，震撼人心。
辛弃疾一生不曾改变他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宏伟的报国理想，所以，辛词较之苏词，少了潇洒、豁达，多了英雄的豪壮激昂。正如王国维所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辛词将豪放发挥到极致，豪放之中，又更多悲壮之气。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对此的分析很有见地：“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子仪）、李（光弼），为岳（飞）、韩（世忠），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辛词风格以豪放为主，但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甚至缠绵者。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从词的内容来看，辛弃疾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在苏轼手中，词的题材开始由传统的“花间”、“尊前”扩大到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辛弃疾进而将一切可写之事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他写政治，写战斗，写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写山川景色、人生哲理，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
词的语言到辛弃疾这里，更是变化多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后人常言，东坡“以诗为词”，稼轩“以文为词”。辛弃疾不仅化用辞赋古文的语言直接入词，更在词中借鉴辞赋古文的章法结构、描写手法。所以，辛词中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有十几字的长句，也有三四字的短句；有对话，也有议论；有通俗鲜活的民间口语，也有经籍上的古文句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辛词更像一篇篇有音乐节奏的韵文，完全突破了文人词中常以意象叠加成句成文的形式。这是词在语言艺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辛词另一大特色是好用典。他广泛引用前人诗词歌赋和经书、史书等典籍中的语汇、成句、历史掌故，将其巧妙地融进自己的词中，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清人刘熙载《艺概》评曰：“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但他的个别作品，也因用典过多，被人诟为逞才使气，炫耀博学。
辛弃疾词对南宋词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人陈洵《海绡说词》便曾言：“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在其同时或稍后，出现了不少与他有着相同或相近创作倾向的词人，文学史上把他们称为辛派词人，主要人物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后世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