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原文赏析-谢榛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9-13 05:05

行路难原文

行路难

谢榛

荀卿将入楚,范叔未归秦。

花鸟非乡国,悠悠行路人。

行路难赏析

荀卿是一个博学儒者,年五十,游学于齐。齐襄王时,他是稷下学宫最好的教师,曾三为祭酒。后去齐入楚,很受春申君的礼遇,被封兰陵。这与壮年挟诗卷游学京师,与后七子结社燕市,被置于执牛耳之位的谢榛来说,其境遇是极为相似的。范叔即范雎,是战国著名辩士,因游说秦昭王而入为宰相,成为能左右秦宫的最有权势和影响的人物。这和谢榛在邺下受赵康王及其曾孙穆王宾礼,秦、晋间诸藩争延致之,河南北皆称谢榛为先生的遭际来说,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应该说,谢榛取这两个历史人物以自比是很确切的。但是,这首诗中,诗人运思之巧并不只是表现在择取历史人物的切合这一点上,更主要的是诗人在择取这两个历史人物材料的时候,其角度十分别致。诗人并没有取荀卿游学于齐、三为祭酒这段光彩的史事,也没有取他终老兰陵、客死异国的经历,而是取了他离齐入楚之间那段悲痛的遭遇。《史记》本传说荀子之所以弃齐入楚,原因在他受了谗言中伤。而诗人用范雎之典,也没有取他成为秦国卿相以后如何打击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扩张国势、蚕食东方诸侯的光辉业绩;或者是他功成名就而自行引退之事,而是取了他一生中那段最屈辱的历史。范雎原事魏国,因被谗言中伤而身遭百般凌辱,以致折肋折齿,几于死亡。而荀卿、范雎的这些不幸遭遇,也和谢榛颇为类似。谢榛生活的后期,受李攀龙、王世贞辈中伤,以致被逐出五子、七子之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谢山人榛传》《诗家直说·王士禛序》都分别记载了这段历史:嘉靖间,谢榛挟诗卷游长安,“而是时济南李于鳞,吴郡王元美,结社燕市,茂秦以布衣执牛耳。诸人作五子诗,咸首茂秦,而于鳞次。已而于鳞名益盛,茂秦与论文,颇相镌责,于鳞遇书绝交,元美诸人咸右于鳞,交口排茂秦,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谢榛因眇一目而不能进身仕途,这已是心灵上的一大痛苦,但也无可奈何,于是诗人转而想以诗名驰骋于诗坛,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但是,却又遭到同辈们的忌妒而被排挤出了七子、五子之列,因而不得不离开京师,寓居秦、晋。这种精神上的重大打击,把诗人本已破碎的心更击得粉碎。于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李白的这股孤愤不平的压抑之情,在诗人的心灵深处也迸发了:“荀卿将入楚,范叔未归秦”,这其中,隐含着一个“谗”字,从而写出了世道之险恶,行路之艰难,可谓运思巧妙,意蕴含蓄,托喻深刻。

仕途不通,诗坛受抑,而故乡旧业又早已易为他姓,因此诗人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行匆犹浮梗,世故一浮尘”(《过清源故居有感》)的飘零游子。前途之痛,故园之悲,就成为诗人心头的两大痛事。《行路难》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心灵的这两大痛苦。如果说诗的上半首是发“前途之痛”,那么下半首则是就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的角度,写出了诗人的故园之悲。

“花鸟非乡国”,是一种比兴托喻的表现手法。借花鸟声色的流啭、美艳,喻荀卿、范叔入楚、归秦后的受宠境遇,又比托了诗人自己受赵王枕易祖孙宾礼,因而盛誉满插秦晋的现实生活。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对满怀故园之思的诗人来说,弹剑作歌于他人门庭,总非久远之计,因此,一种“归去来兮”之情不由爬上心头。可是故乡又在哪里呢?旧业早归王南村,虽欲归去,却又何处是家!路途漫漫,自己终身只能是一个到处浮游飘荡的悠悠行路之人。这里,由于“花鸟非乡国”的钩锁连环,因此,“悠悠行路人”便成为顺流直下的结句。它气韵悠长,不尽之意,溢于言外。

(姚益心)

【作者】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后七子”之一。早岁工词,后折节读书,刻苦为诗。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成诗社,并推其为首,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后为李攀龙等人排挤,客游诸藩王间。有《四溟集》《四溟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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