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李儋元锡原文
寄李儋元锡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寄李儋元锡句解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以叙别开头。当此春和景明时节，诗人想起了去年春暖花开时与好友依依惜别的情景。今春花又开，与好友分别倏忽已经一年了。
两句用春花关联，自然流畅。如今独赏春光，风景依稀似去年，故人却已天各一方，怎能不令人怅惘！既是睹物思人，又暗含着时光易逝之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的萧索，颇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伤意味。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黯黯”，心神沮丧的样子。当时京城长安被叛军盘踞，德宗皇帝逃难在外，形势混乱。诗人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内心十分茫然。作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到任一年了，却无所作为，这也增添了他的焦虑感。春色虽好，怎奈心情郁闷。百无聊赖，只好独卧床榻，打发忧愁苦闷的时光。“世事茫茫”，给人以混茫无涯、难以捉摸之感，正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局势的写照。“春愁黯黯”，则涂上了一层阴沉黯淡、纷扰纠结的色素，恰好展示了作者此时的心绪。情势如此，因而只好抱膝独卧。“世事”是就客观而言，“春愁”则就主观而言。“难自料”承“已一年”，而申述其变化；“独成眠”承“逢君别”，以表明独处怀友。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首二联蝉联而下，极写愁绪。至颈联方反回去说起愁的根由。“田里”，指故里田园；“俸钱”，即俸禄，就是官吏的薪水。诗人已年过半百，体弱多病，宦海沉浮多年，又见国乱民穷，有志难申，欲辞官归隐。然而，想想自己身为一州之长，却没能替老百姓解除疾苦，使他们安居乐业。想到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还有百姓衣食无着、贫穷逃亡，诗人不禁深感内疚，觉得虚食俸禄，未尽职责，愧对国家和百姓，又怎么能够一走了之呢？
这两句是诗人年来的感触，也是全诗警策之所在。“思田里”的原因，明说是为“多疾病”；而细味之，这病却更多是心病，是深疚于“邑有流亡”。同时期诗人作有《答崔都水》：“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正说出了诗人“不如归去”的思想底蕴。通过这两句，我们看到一位勤于职守，却回天无力的正直的地方官形象。他似乎太疲倦了，以致连愤慨也已懒得发泄，剩下的只有内疚和自嘲。
在句序上，诗人又倒装因果，不写因有流亡而思归田，却先讲思归而落到“邑有流亡愧俸钱”。就意蕴上说，倍见沉痛；就体势而观，则加强了拗折之感。于是这一联犹如中峰崒兀，真正起到了警策的作用。说韦诗淡然而天成并不错，但更应看到它淡然中的深致，天成中的锤炼之功。深而能浅，炼而无迹，这才是韦诗的胜境。伤春思友的题材是很一般的，但因为有了这一深沉的颈联，本诗立意顿然不凡。全诗的节奏是流畅的，也因有此一收放，才显出顿挫之势。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闻道欲来”，写对方关念自己；“西楼望月”，则写自己盼望对方。作者的心情既然如此愁苦，当然希望友人前来，相聚谈心，以慰思念之情。现在得知友人有意前来，非常高兴。几个月来，他一直盼望着与友人的相聚。他登楼望月，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已经好几回了，却还不见友人的到来。“望月几回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作者盼望友人到来的迫切心情。
本诗表达思归与盼友两种情思。诗人王命在身，所谓思归，也只是“思”而已。真正可以落实的，是等待友人前来加以慰勉。然而友人不至，诗人不免悲伤。月夜楼头，诗人是否仅仅是怀友呢？此中大有“欲说还休”的况味。
寄李儋元锡题解赏析
【题解】
关于这首诗是写给谁的，论者说法不同。一种说法认为，李儋，字元锡，是韦应物的好友，时任殿中侍御史。作者和他酬唱的作品很多，在《寄别李儋》一诗中说：“宿昔同文翰，交分共绸缪。”可见交情很深。也有人认为李儋、元锡为两个人，李儋，字幼遐，曾官殿中侍御史；元锡，字君贶，曾任苏州从事、淄王傅之职，官终衢州刺史。韦诗中有一首《送元锡杨凌》，另外《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可能也是写给元锡的。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韦应物从尚书比部员外郎调任滁州刺史，离开长安。次年春天，诗人在滁州任所收到李儋的来信，说要来滁州看望他。诗人于是写了这首七律来答复友人。诗中通过怀念友人，表达了作者未能为老百姓解除疾苦而自愧的痛苦心情，以及思归田里不愿为官的矛盾思想。这首诗是韦应物的名篇。
【赏析】
在任滁州刺史的一年里，韦应物与民众直接接触，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对当时朝政紊乱、军阀嚣张、国家衰弱、民生凋敝的时局，他的认识更为深刻，深为感慨、忧虑。他到任这年冬天，奉命东征叛乱藩镇的泾原兵在长安哗变作乱，并奉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出奔奉天。前来增援的朔方军又与朱泚相勾结，致使战乱进一步扩大。直到第二年五月，唐军才收复长安。在此期间，韦应物曾遣使北上探听消息。可是到写此诗时，使者尚未返回。诗人心情之焦急、忧虑可想而知，因此而有“世事茫茫”的感觉和“难自料”的担心，以至“春愁黯黯独成眠”。此时收到长安好友来信，说要前来探望，其心情之欣喜、急迫也可以想见。此诗是对友人关心的回答，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世事变幻，前途茫茫，只有真挚的友情可以安慰惆怅之身。
这首诗之所以为人推重，还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他身为地方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有志而无奈的典型心情。韦诗以描写山水见长，但其诗中亦有不少忧念国事、关怀民瘼的内容。在这首诗中，作者对大唐王朝前途的叹惋，对自己忧愧交加的内心世界的揭示，都说明诗人对国计民生的大事并没有忘怀。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历来受到称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自然深有同感，叹为“仁者之言”。一代大儒朱熹盛称其“贤矣”。南宋诗评家黄彻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䂬溪诗话》）清人沈德潜也誉为“不负心语”（《唐诗别裁集》。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这两句，认为作为封建官吏能有此忧国忧民胸怀，实为不易。这些评论都从思想性着眼，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其实，作者只是按照自己一贯的作法，随口向朋友吐露心迹，淡淡说出，把自己的内心真实地呈现于好友面前，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当然，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感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诗人名片】
韦应物简介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冽寒风，霎时就把唐王朝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唐帝国的百年荣光，已被安禄山的胡骑无情地踏碎。九五之尊，将相之贵，平民的富庶，士人的理想，一时都被这狂乱的飓风扫荡殆尽。
更可悲的是，乱平之后，当人们惊魂稍定，重新审视那曾经光彩辉煌的诗坛时，不禁惨痛地发现，他们已失去了一大批优秀诗人：王昌龄在战乱中还乡，旋遭刺史闾丘晓杀害（756）；萧颖士三年后客死汝南；接着储光羲郁郁卒于岭南贬所（760）；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在长安去世；翌年，绝世的天才诗人李白病殁于当涂客寓；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功成名就的高适卒于左散骑常侍之位；代宗大历四年（769），与高适齐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卒于成都旅舍；次年，诗圣杜甫也在耒阳的孤舟上结束了坎坷多难的一生。至此，开元盛世的重要诗人都相继从诗坛上消失了。而另一批继起的重要诗人，韩愈年方三岁，而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贾岛、李贺这些中唐诗坛的代表人物都还没有来到人世。这个时间段大约有三十年，文学史上称为大历时期，是唐诗比较岑寂的时期。
相对于前面的开元、天宝，以及后面的元和两个时代来说，大历时期就像是两个雄壮高亢的乐段之间不太出色的过渡。没有大诗人，也没有公认的诗坛领袖。战乱毁掉了一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的是希望幻灭的黯淡现实。盛唐诗人那份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势，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余响。弥漫于整个诗坛的，是平心静气的孤寂、冷漠和散淡。
在这种冥漠的背景下，唯有韦应物（约737—792）自成一家风味，为这片黯淡的天空留下一抹难得一见的动人亮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盛唐诗》中说，韦应物是“盛唐的挽歌”。他还引述朱熹的说法，认为韦应物在“无声色臭味”方面甚至超过孟浩然和王维。后世对于韦应物的评价是很高的。《红楼梦》作者曾借薛宝钗之口说：“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把韦应物和杜甫、李商隐、温庭筠等相提并论。这也代表了一般读者的看法。
韦应物出生于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一个世家大族。从初唐到盛唐，长安坊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谣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形容“韦”“杜”两门位高权重。其中的“韦”，指的就是韦应物的显赫家族，“杜”则是唐太宗时期位居右相的杜如晦一门。早在隋朝时，韦应物的五世祖韦冲就官至正三品的民部尚书。入唐后，其高祖韦挺在唐太宗时官至从三品的御史大夫；曾祖韦待价则是武后朝的宰相，官至正三品的吏部尚书。到了韦应物的祖父和父亲辈，家道已经逐渐中落。但是其祖父韦令仪还是担任过五品宗正少卿，其父韦銮则曾官居从四品的少监。即使是韦应物本人，后来也官至四品苏州刺史。韦家可谓世代为宦，显赫近百年。值得注意的是，韦銮和他的兄长韦鉴、侄儿韦鷃，都以擅长绘画驰名于世，工牛马及山水松石。总之，韦应物出身于一个有着如此显赫家世的世家大族，但他本人属于这个家族中较为贫寒而又富于艺术修养的一支。
天宝十载（751），年方十五岁的韦应物因为是官宦子弟，以门荫得补三卫郎，成为唐玄宗的御前侍卫，陪着皇帝、杨妃等游宴，也就是他在送友人的诗中所说：“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燕李录事》）皇上带杨贵妃去温泉，有时也特许他们这些侍卫泡一泡。侍卫们威风凛凛地陪着皇帝打猎，混迹在皇宫的清歌曼舞、宫娥彩女堆里醉生梦死。韦应物中年后追忆自己年少时的荒唐生活说：“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逢杨开府》）那时他大概是一个典型的纨袴子弟。当然，诗人的追述也可能只是一种艺术性的表现，与实际情形有出入。但身为三卫郎，他的早年生活应该基本如此。
安史之乱爆发后，韦应物流落失职，始入太学折节读书。大约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二十七岁的他出任洛阳丞。永泰元年（765），因为惩办倚仗宦官势力骄横不法的军士而被讼，后罢官闲居洛阳同德寺。这时已到了大历年间。因为闲居，韦应物得以与“大历十才子”等一大批寄居或往来于洛阳的文人们频繁交流，相互唱和。那几年，他也曾到长安、楚州、扬州等地游历，直到大历六年（771）三十五岁左右时，他才在洛阳重新任七品河南府兵曹参军一职。两年后又因病卸任，仍寄居洛阳同德寺休养。大历九年，受京兆尹黎干推荐，他再赴长安任七品京兆府功曹参军，且代理六品京兆府高陵县令。约在大历十二年（777）他四十多岁时，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去世。大历十三年，他出任六品鄠县（今属陕西）令。次年，京兆尹黎干获罪，受其荐引的韦应物受到牵连，改任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令。他称病辞官，寓居鄠县沣上的善福精舍。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朝廷起用他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四年夏天，出任从四品滁州（今属安徽）刺史；兴元元年（784）冬罢任，闲居滁州。贞元元年（785）秋，他再次出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次年返长安入朝，任从五品尚书左司郎中，因此被称为韦左司。贞元四年冬，出任正四品苏州刺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顾况、皎然、孟郊等几位重要诗人。约在贞元七年间，韦应物罢任，闲居苏州永定寺。大约在次年，即贞元八年（792），卒于苏州。
一次又一次地出仕，一次又一次地罢官，闲居佛寺，这就是韦应物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韦应物对做官的态度，可以说既认真，又三心二意。说他认真，指的是他为官所持有的“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好”的态度；说他三心二意，是他总是心存“闲居更好”的想法，这也是他数度辞官闲居的主要原因。
长期担任中下级官吏，使韦应物得以接触下层民众。特别是作为一个从太平盛世过来的人，他目睹兵乱不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现实，真正体会到了百姓的疾苦，这对他的心灵起了很大的催化和洗涤作用。从他的诗中，常常能感受到其内心的愧疚不安。因为兵火连年，派到百姓头上的徭役赋税无休无止。韦应物作为州县官，直接感受到催租催赋的压力。他的很多诗从这一角度反映了百姓在迫促繁杂的徭赋下无以聊生的困境，以及自己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的心情。其《广德中洛阳作》、《始至郡》、《夏冰行》、《采玉行》、《答崔都水》等诗，都流露出一种对百姓的关怀。在高陵县令任上，他写下“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的诗句。到滁州后，所作《答王郎中》也写到：“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到了江州这样富庶的地方，他看到的同样是一片破败：“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始至郡》）对广大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灾难、沉重的徭役赋税，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与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诸诗并读。
对自己作为一个地方官长，不能流惠于民，他时常流露出内疚的心情，写下了“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等著名诗句。韦应物历任京畿和江淮诸州县，从他的这些诗篇中，反映出从两京到江淮广大地区的人民不堪战争重负的严重社会问题。类似的描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较为少见的。可以说，在唐诗发展史上，韦应物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继承了杜甫、元结等人反映现实黑暗、民生疾苦的精神，并成为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写实讽谕诗派的先导。
但真正使韦应物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并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作品。他的绝大部分诗歌，作于被迫辞去洛阳丞一职之后。尤其是从大历中再度出仕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的这十余年间所作的吏隐诗，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体上的壮年早衰，使韦应物的思想、诗风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慷慨为国的昂扬意气消失了，代之以看破世情的无奈和散淡，所谓“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所谓“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令人眷恋的盛世已去而不返，一切有如梦境。诗人对从政已感失望，感情退回到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欣赏山水之美和闲静乐趣，从中寻求慰藉。
韦应物的成就所在，或者说他能卓然自成一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大量的优秀山水田园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他对于美好自然的热爱，并把它与恶浊的尘世对立起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解脱，充满陶渊明式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是，陶渊明终于和官场彻底决裂，韦应物却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可官则官，需隐则隐。
南朝梁钟嵘《诗品》品评陶渊明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大意是说陶渊明的文体简净，没有多余的话，一意求真、求古，文辞和兴趣都和婉惬当；每次读他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一般人都叹赏他的素朴。然而，陶渊明身后，非但没有人继承他的诗风，反而盛行起“雕琢蔓藻”的宫体诗。直到初唐的陈子昂、张九龄，才有意用陶渊明的风格，来肃清宫体诗的消极影响。随后出现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诸人，使当时的五言诗趋向于清淡自然，并形成盛唐诗的一个重要流派即山水田园诗派。
韦应物受王、孟的影响极大，但他后来越过王、孟而直接继承陶渊明。后人每以“陶韦”或“王孟韦柳”并称，把他归入山水田园诗派。宋人所著《蔡宽夫诗话》甚至说：“（陶）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说唐代只有韦应物得了陶渊明的真传。韦应物诗反映出他高尚的人格。他淡于名利，对世情看得很透彻，不积极，但也不消极。他的生活态度是任其自然，待人接物平和诚恳。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感觉到。他的文学风格，首先是他性格的流露，其次才是艺术手法的高妙。一个“身作里中横”的无赖少年，中年以后却一变而为淡泊高洁的诗人，韦应物一生的思想过程转变是非常大的。
韦应物诗历来以平淡自然著称。朱熹谓“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晦庵说诗》），元代方回评其诗“淡而自然”（《瀛奎律髓》卷八），清翁方纲谓其诗“奇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石洲诗话》卷二）。一般认为，韦诗的平淡自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思想感情方面，韦诗没有类似李白诗歌那种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情感波澜，即使在遭受重大打击或发生重大变故时，也从不作痛哭流涕式的悲号，“皆以平心静气出之”（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平时更表现为一种恬静闲适、冲淡平和的心境。其次，在布局和行文方面，韦诗从不逞奇炫俗，不用回环曲折、开合跌宕的结构模式，而是如实道来，显得平易自然。再者，在语言方面，韦诗从不堆砌词藻，卖弄典故，而是以古朴平淡见长。他以简朴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清新淡雅、含蓄深远的意境，气格高古，在艺术上达到了返朴归真的境界。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韦应物的许多诗都有这种韵味。
韦诗在平淡自然之外，还有流丽的一面。他的一些写景名句，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广庭流华月，高阁凝余霰”（《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等，都善于捕捉大自然物候的微妙变化，善于表现色调的深浅明暗，刻画工细，字句凝炼，语言也极为清丽。宋代徐俯说：“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韦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见吕本中《童蒙诗训》）明人胡应麟也说：“韦左司大是六朝余韵，宋人目为‘流丽’者得之。”（《诗薮》内篇卷二）其实，韦应物的好友刘太真在写给他的信中就说过同样的意思：“顾著作（按：即顾况）来，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宋齐间，沈、谢、何、刘，始精于理意，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旨。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之矣。”认为韦应物就像一位复古诗人，“恢复”了古老的文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刘太真认为韦应物所恢复的文学传统，并不是一般复古作家们所指的三代、两汉，而是南朝的刘宋和萧齐。徐俯、胡应麟说的“六朝风致”，主要指韦诗深受谢灵运、谢朓等人影响，景物描写细致鲜明，语言清新美丽而言。而韦诗的这种“流丽”乃是出诸自然，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致，故无斧凿痕迹，不仅不妨碍，反而有助于他独特的平淡冲融的风格的形成。
比起陶诗，韦诗在宁静的诗境中，往往还多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如《宿永阳寄璨律师》：“遥知郡斋夜，冻云封松竹。时有山僧来，悬灯独自宿。”《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咏声》：“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这些诗篇的艺术境界是萧瑟的，带有一种远离现实的寂寞的心情。这种归结于静穆空寂的诗歌情调，表现出某种冷漠遁世的心理倾向，与其他大历诗人的审美趣味近似。这是“气骨顿衰”的时代精神在诗人心灵中投下的阴影。
在韦应物现存的五百七十余首诗歌中，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他的五古诗，倘若放在“古诗十九首”之类的汉、魏古风经典诗中，那境界与味道简直可以乱真。极为崇拜韦应物的白居易，在谈及韦诗时有“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的誉美之词。宋代刘克庄则干脆说，一般人若与韦应物相比，“非学力所可到也”。譬如“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此心良无已，绕屋生蒿莱”、“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等，那敏感的觉悟细如发丝，稍纵即逝，正可谓“非学力所可到也”。
在唐诗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词。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也进行了一些尝试。韦应物就是其中一个，他写有《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历来颇受赞赏。他的散文今仅存一篇。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说：“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诗歌的旧价值观开始失去的那些地方，韦应物预示和影响了伟大的中唐诗人。如果说他是一位在世时‘人未甚爱重’的诗人，那么他所传达的确实是下一代的诗歌趣味。”的确，正像陶渊明和杜甫在他们时代的遭遇一样，韦应物的诗在当时并不被重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可知对韦应物诗的评价，是在他死后才逐渐高起来的。宋代苏轼特别喜欢韦应物的诗，将其与柳宗元的诗并称，谓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他还作有两首摹仿韦应物的诗。韦、柳的诗风在严羽的《沧浪诗话》被总结为“韦柳体”，后来演变为晚唐姚合、贾岛一派。至明清时候，韦应物又得到胡应麟、王渔洋等人的标举，从而成为古典山水隐逸诗的典范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