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喜会梁州故人原文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韦应物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句解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故友相逢必话旧，故诗人起笔即忆昔时自己在江汉一带客游时的情景。当年他们曾客游江汉之上，每相逢必欢聚痛饮，扶醉而归。
客居他乡，在古人而言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譬如躲避灾难、迫于生计等。而诗人却拥有一段如此甜蜜的回忆，一段青春飞扬、朋友无间的时代，一段理想纵情驰骋、肆无忌惮的时代。“为客”和“醉还”并置、对比，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诗人青春时的信心满怀、豪情壮志。那么，这份信心与豪情是什么呢？由诗末所言“秋山”所隐含的田园意味和隐逸气氛，我们不难猜到诗人在时光中被消磨的源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宏大理想。故人相见，又唤醒了诗人对往昔理想的追念，恰说明时至今日他的理想依然失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忆旧自然要计算一下见面与分离的时日。年少时分手是那样的不经意，不当回事，一如随风飘浮的云。年轻时候他们各自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理想，无心，无意，偶尔擦肩而过，没有把分别看得那么重。然而流水无情，时光无情，一别竟然便是十年。人生如浮云飘荡难驭，时光若流水之无可挽回，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艰辛、漂泊，多少言之不尽、欲说还休的东西。当初激扬的理想、青春的友情，都被时间的潮水冲刷得七零八落，思此追忆少年时光的豪兴顿时转为黯然神伤。
这两句用的是流水对，声情跌宕，极富神采，读之如见其人俯仰感喟之态。十年的时光，只说了十个字。别后人世种种沧桑，不知从何说起。诗人只在“一别”、“十年”之前冠以“浮云”、“流水”，便若隐若现地传达出从回忆落到现实之时的那种不胜感喟的心情。
诗中“浮云”、“流水”不是写实，都是虚拟的景物，借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一别十年的感伤。“浮云”、“流水”也暗用汉代苏武、李陵河梁送别诗意。公元前82年冬，在冰天雪地的漠北穹庐（蒙古包），两位年近六十的老人酌酒对饮。一位面容憔悴，须发尽白，他就是牧羊北海、居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汉使苏武；另一位则是曾以五千之卒横挑强胡，终于“矢尽道穷”而屈降匈奴的李陵。此刻，苏武即将归还汉廷，而置酒相贺的李陵却只能长留异域，在耻辱中偷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有“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苏武《诗四首》则有“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后人常以“浮云”表示漂泊不定、变幻无常，以“流水”表示岁月如流、年华易逝。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久别的朋友又在淮河边相逢，还是和十年前一样把酒言欢，一醉方休。甚至连环境都相似，也是在河水之滨。似曾相识的浪花，拂面而来的微风，情谊依旧，情境恍惚相似。喜，故“欢笑”；然而，又怎么可能“如旧”？十年漂泊，没有带来理想的实现，却多了无限的沧桑。老友对视，发现对方的头发都已稀疏而花白了。沧桑感无法说尽，却凭斑斑衰鬓尽显出来。喜中有悲，是这一联的特色。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今宵酒醒之后，朋友又当返回梁州去了，而诗人还要滞留此地。在“情如旧”的友谊的感召之下，诗人用假设的问答句法，对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不再回到梁州去呢？原因是淮上秋山风景秀美，使我舍不得离去。诗人另外写过一首《登楼》诗，其中有句云：“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称美淮上满山红树，秋色绚烂，令人陶醉回味不已。
“何因不归去”是句“诗家语”，乃是诗人假设故人所问。而诗人自己的答话则不得要领。这不得要领，正是传情妙笔。在这“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之地，心情之翳滞能说得清么？况且这是个“喜会”，该说这些不愉快的原因么？因此，不着边际地说句“淮上有秋山”，也就够了。相知多年的友人足可领会其此刻心情。
清沈德潜论此诗曰：“语意好，然淮上实无山也。”近人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反驳说：“‘淮上’云云，所指甚广泛，归愚（按：沈德潜字）谓淮上实无山，不可信。”这种争论固然可供参考，但从诗歌艺术角度看，淮上有山无山并不那么重要。其实，与其说这座“秋山”是一座客观意义上的山，倒不如说它是诗人心中的“秋山”，已经从身外之景变为内心之景了。有学者在将大历诗人和六朝诗人、王维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说，王维是写眼中的山水，而大历诗人则是写心中的山水。韦诗中的这座“秋山”应该就是一个写心中山水的典型例子。
如果说“梁州”指代的是年轻时候的理想，那么，归依“秋山”就是诗人在反省前半生漫长而无望的生涯后作出的新的价值选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诗歌省略了这两种价值观优劣的理由陈述，省去了诗人长久以来的痛苦思考和脱茧而出的艰难，但从“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两句，我们已经感知到了诗人思考的过程。“淮上有秋山”是诗人久经思考后作出的决断。这份决绝、坚定，不仅否定了回忆的优柔和软弱，还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一种对未来的执着的渴望，隐含着对未来命运之路的不容置疑的明确论断：秋山将彻底断绝我的“归去”之念，它将长久滋润我的心灵，因为心中始终“有”重新得到确认的“秋山”。往昔依然强大，但对未来的信仰却使诗人有能力拒绝返回，并能够战胜回忆往昔带来的伤痛。诗人从此将不必借助回忆来修补精神的伤口，他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是如此坚定，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与此前不同的人生乐趣。
诗中还隐隐约约包含着论辩的口吻，企图推己及人：因为友情，诗人在回答人生选择和顿悟的同时，还隐含着以自己的经历来旁敲侧击地告诫友人的用意。他试图告诉友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淮上有秋山”既是辩驳之后内心的确认和确信，也是对友人的委婉劝诫。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题解赏析
【题解】
梁州，即今陕西汉中，在汉水上游。韦应物早年久居长安，或曾西往不远处的梁州，故有旧友。这首诗写诗人在淮上遇见了十年前梁州故人的情况和感慨。诗题称“喜会”，诗情却是喜中有悲，不胜今昔之感。
【赏析】
本诗语浅情深，然而善摹情状，道得心曲中事。其节奏流动，又富于跌宕起伏之感。“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两句最为传诵。浮云东西，流年似水，明白如话，又暗中用典，用典不啻自己口中所出，便觉深沉。结构上，“浮云”上承“为客”，“流水”上承“江汉”，“一别”、“十年”下启情旧、鬓斑。不仅在起伏中见顺畅，更将抽象的离情别绪化为富于时空感的视觉形象，有浩荡不尽之意。
唐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颔联云：“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颔联则云：“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也都是用流水对。有学者认为，颔联用流水对道难言之情，可能是大历、贞元间一种流行的句式。这三联诗并称佳绝，而相比之下，韦应物这一联似较另两联更为宽远深沉。
此诗在艺术技巧上还有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其疏密剪裁的功夫。十年阔别重逢，可写的东西很多，诗人非常巧妙地做到了疏密相间，详略适宜。颈联和尾联抓住久别重逢的情景作为重点和主体，详加描写，写出了今日的相聚、痛饮和欢笑，写出了环境、形貌和心思，表现得很细密。颔联“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表现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宽、人事最繁杂，诗人却只用了十个字，便把这一切表现出来了。
【诗人名片】
韦应物简介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冽寒风，霎时就把唐王朝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唐帝国的百年荣光，已被安禄山的胡骑无情地踏碎。九五之尊，将相之贵，平民的富庶，士人的理想，一时都被这狂乱的飓风扫荡殆尽。
更可悲的是，乱平之后，当人们惊魂稍定，重新审视那曾经光彩辉煌的诗坛时，不禁惨痛地发现，他们已失去了一大批优秀诗人：王昌龄在战乱中还乡，旋遭刺史闾丘晓杀害（756）；萧颖士三年后客死汝南；接着储光羲郁郁卒于岭南贬所（760）；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在长安去世；翌年，绝世的天才诗人李白病殁于当涂客寓；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功成名就的高适卒于左散骑常侍之位；代宗大历四年（769），与高适齐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卒于成都旅舍；次年，诗圣杜甫也在耒阳的孤舟上结束了坎坷多难的一生。至此，开元盛世的重要诗人都相继从诗坛上消失了。而另一批继起的重要诗人，韩愈年方三岁，而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贾岛、李贺这些中唐诗坛的代表人物都还没有来到人世。这个时间段大约有三十年，文学史上称为大历时期，是唐诗比较岑寂的时期。
相对于前面的开元、天宝，以及后面的元和两个时代来说，大历时期就像是两个雄壮高亢的乐段之间不太出色的过渡。没有大诗人，也没有公认的诗坛领袖。战乱毁掉了一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的是希望幻灭的黯淡现实。盛唐诗人那份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势，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余响。弥漫于整个诗坛的，是平心静气的孤寂、冷漠和散淡。
在这种冥漠的背景下，唯有韦应物（约737—792）自成一家风味，为这片黯淡的天空留下一抹难得一见的动人亮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盛唐诗》中说，韦应物是“盛唐的挽歌”。他还引述朱熹的说法，认为韦应物在“无声色臭味”方面甚至超过孟浩然和王维。后世对于韦应物的评价是很高的。《红楼梦》作者曾借薛宝钗之口说：“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把韦应物和杜甫、李商隐、温庭筠等相提并论。这也代表了一般读者的看法。
韦应物出生于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一个世家大族。从初唐到盛唐，长安坊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谣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形容“韦”“杜”两门位高权重。其中的“韦”，指的就是韦应物的显赫家族，“杜”则是唐太宗时期位居右相的杜如晦一门。早在隋朝时，韦应物的五世祖韦冲就官至正三品的民部尚书。入唐后，其高祖韦挺在唐太宗时官至从三品的御史大夫；曾祖韦待价则是武后朝的宰相，官至正三品的吏部尚书。到了韦应物的祖父和父亲辈，家道已经逐渐中落。但是其祖父韦令仪还是担任过五品宗正少卿，其父韦銮则曾官居从四品的少监。即使是韦应物本人，后来也官至四品苏州刺史。韦家可谓世代为宦，显赫近百年。值得注意的是，韦銮和他的兄长韦鉴、侄儿韦鷃，都以擅长绘画驰名于世，工牛马及山水松石。总之，韦应物出身于一个有着如此显赫家世的世家大族，但他本人属于这个家族中较为贫寒而又富于艺术修养的一支。
天宝十载（751），年方十五岁的韦应物因为是官宦子弟，以门荫得补三卫郎，成为唐玄宗的御前侍卫，陪着皇帝、杨妃等游宴，也就是他在送友人的诗中所说：“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燕李录事》）皇上带杨贵妃去温泉，有时也特许他们这些侍卫泡一泡。侍卫们威风凛凛地陪着皇帝打猎，混迹在皇宫的清歌曼舞、宫娥彩女堆里醉生梦死。韦应物中年后追忆自己年少时的荒唐生活说：“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逢杨开府》）那时他大概是一个典型的纨袴子弟。当然，诗人的追述也可能只是一种艺术性的表现，与实际情形有出入。但身为三卫郎，他的早年生活应该基本如此。
安史之乱爆发后，韦应物流落失职，始入太学折节读书。大约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二十七岁的他出任洛阳丞。永泰元年（765），因为惩办倚仗宦官势力骄横不法的军士而被讼，后罢官闲居洛阳同德寺。这时已到了大历年间。因为闲居，韦应物得以与“大历十才子”等一大批寄居或往来于洛阳的文人们频繁交流，相互唱和。那几年，他也曾到长安、楚州、扬州等地游历，直到大历六年（771）三十五岁左右时，他才在洛阳重新任七品河南府兵曹参军一职。两年后又因病卸任，仍寄居洛阳同德寺休养。大历九年，受京兆尹黎干推荐，他再赴长安任七品京兆府功曹参军，且代理六品京兆府高陵县令。约在大历十二年（777）他四十多岁时，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去世。大历十三年，他出任六品鄠县（今属陕西）令。次年，京兆尹黎干获罪，受其荐引的韦应物受到牵连，改任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令。他称病辞官，寓居鄠县沣上的善福精舍。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朝廷起用他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四年夏天，出任从四品滁州（今属安徽）刺史；兴元元年（784）冬罢任，闲居滁州。贞元元年（785）秋，他再次出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次年返长安入朝，任从五品尚书左司郎中，因此被称为韦左司。贞元四年冬，出任正四品苏州刺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顾况、皎然、孟郊等几位重要诗人。约在贞元七年间，韦应物罢任，闲居苏州永定寺。大约在次年，即贞元八年（792），卒于苏州。
一次又一次地出仕，一次又一次地罢官，闲居佛寺，这就是韦应物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韦应物对做官的态度，可以说既认真，又三心二意。说他认真，指的是他为官所持有的“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好”的态度；说他三心二意，是他总是心存“闲居更好”的想法，这也是他数度辞官闲居的主要原因。
长期担任中下级官吏，使韦应物得以接触下层民众。特别是作为一个从太平盛世过来的人，他目睹兵乱不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现实，真正体会到了百姓的疾苦，这对他的心灵起了很大的催化和洗涤作用。从他的诗中，常常能感受到其内心的愧疚不安。因为兵火连年，派到百姓头上的徭役赋税无休无止。韦应物作为州县官，直接感受到催租催赋的压力。他的很多诗从这一角度反映了百姓在迫促繁杂的徭赋下无以聊生的困境，以及自己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的心情。其《广德中洛阳作》、《始至郡》、《夏冰行》、《采玉行》、《答崔都水》等诗，都流露出一种对百姓的关怀。在高陵县令任上，他写下“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的诗句。到滁州后，所作《答王郎中》也写到：“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到了江州这样富庶的地方，他看到的同样是一片破败：“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始至郡》）对广大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灾难、沉重的徭役赋税，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与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诸诗并读。
对自己作为一个地方官长，不能流惠于民，他时常流露出内疚的心情，写下了“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等著名诗句。韦应物历任京畿和江淮诸州县，从他的这些诗篇中，反映出从两京到江淮广大地区的人民不堪战争重负的严重社会问题。类似的描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较为少见的。可以说，在唐诗发展史上，韦应物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继承了杜甫、元结等人反映现实黑暗、民生疾苦的精神，并成为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写实讽谕诗派的先导。
但真正使韦应物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并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作品。他的绝大部分诗歌，作于被迫辞去洛阳丞一职之后。尤其是从大历中再度出仕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的这十余年间所作的吏隐诗，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体上的壮年早衰，使韦应物的思想、诗风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慷慨为国的昂扬意气消失了，代之以看破世情的无奈和散淡，所谓“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所谓“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令人眷恋的盛世已去而不返，一切有如梦境。诗人对从政已感失望，感情退回到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欣赏山水之美和闲静乐趣，从中寻求慰藉。
韦应物的成就所在，或者说他能卓然自成一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大量的优秀山水田园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他对于美好自然的热爱，并把它与恶浊的尘世对立起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解脱，充满陶渊明式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是，陶渊明终于和官场彻底决裂，韦应物却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可官则官，需隐则隐。
南朝梁钟嵘《诗品》品评陶渊明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大意是说陶渊明的文体简净，没有多余的话，一意求真、求古，文辞和兴趣都和婉惬当；每次读他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一般人都叹赏他的素朴。然而，陶渊明身后，非但没有人继承他的诗风，反而盛行起“雕琢蔓藻”的宫体诗。直到初唐的陈子昂、张九龄，才有意用陶渊明的风格，来肃清宫体诗的消极影响。随后出现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诸人，使当时的五言诗趋向于清淡自然，并形成盛唐诗的一个重要流派即山水田园诗派。
韦应物受王、孟的影响极大，但他后来越过王、孟而直接继承陶渊明。后人每以“陶韦”或“王孟韦柳”并称，把他归入山水田园诗派。宋人所著《蔡宽夫诗话》甚至说：“（陶）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说唐代只有韦应物得了陶渊明的真传。韦应物诗反映出他高尚的人格。他淡于名利，对世情看得很透彻，不积极，但也不消极。他的生活态度是任其自然，待人接物平和诚恳。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感觉到。他的文学风格，首先是他性格的流露，其次才是艺术手法的高妙。一个“身作里中横”的无赖少年，中年以后却一变而为淡泊高洁的诗人，韦应物一生的思想过程转变是非常大的。
韦应物诗历来以平淡自然著称。朱熹谓“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晦庵说诗》），元代方回评其诗“淡而自然”（《瀛奎律髓》卷八），清翁方纲谓其诗“奇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石洲诗话》卷二）。一般认为，韦诗的平淡自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思想感情方面，韦诗没有类似李白诗歌那种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情感波澜，即使在遭受重大打击或发生重大变故时，也从不作痛哭流涕式的悲号，“皆以平心静气出之”（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平时更表现为一种恬静闲适、冲淡平和的心境。其次，在布局和行文方面，韦诗从不逞奇炫俗，不用回环曲折、开合跌宕的结构模式，而是如实道来，显得平易自然。再者，在语言方面，韦诗从不堆砌词藻，卖弄典故，而是以古朴平淡见长。他以简朴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清新淡雅、含蓄深远的意境，气格高古，在艺术上达到了返朴归真的境界。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韦应物的许多诗都有这种韵味。
韦诗在平淡自然之外，还有流丽的一面。他的一些写景名句，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广庭流华月，高阁凝余霰”（《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等，都善于捕捉大自然物候的微妙变化，善于表现色调的深浅明暗，刻画工细，字句凝炼，语言也极为清丽。宋代徐俯说：“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韦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见吕本中《童蒙诗训》）明人胡应麟也说：“韦左司大是六朝余韵，宋人目为‘流丽’者得之。”（《诗薮》内篇卷二）其实，韦应物的好友刘太真在写给他的信中就说过同样的意思：“顾著作（按：即顾况）来，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宋齐间，沈、谢、何、刘，始精于理意，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旨。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之矣。”认为韦应物就像一位复古诗人，“恢复”了古老的文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刘太真认为韦应物所恢复的文学传统，并不是一般复古作家们所指的三代、两汉，而是南朝的刘宋和萧齐。徐俯、胡应麟说的“六朝风致”，主要指韦诗深受谢灵运、谢朓等人影响，景物描写细致鲜明，语言清新美丽而言。而韦诗的这种“流丽”乃是出诸自然，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致，故无斧凿痕迹，不仅不妨碍，反而有助于他独特的平淡冲融的风格的形成。
比起陶诗，韦诗在宁静的诗境中，往往还多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如《宿永阳寄璨律师》：“遥知郡斋夜，冻云封松竹。时有山僧来，悬灯独自宿。”《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咏声》：“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这些诗篇的艺术境界是萧瑟的，带有一种远离现实的寂寞的心情。这种归结于静穆空寂的诗歌情调，表现出某种冷漠遁世的心理倾向，与其他大历诗人的审美趣味近似。这是“气骨顿衰”的时代精神在诗人心灵中投下的阴影。
在韦应物现存的五百七十余首诗歌中，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他的五古诗，倘若放在“古诗十九首”之类的汉、魏古风经典诗中，那境界与味道简直可以乱真。极为崇拜韦应物的白居易，在谈及韦诗时有“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的誉美之词。宋代刘克庄则干脆说，一般人若与韦应物相比，“非学力所可到也”。譬如“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此心良无已，绕屋生蒿莱”、“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等，那敏感的觉悟细如发丝，稍纵即逝，正可谓“非学力所可到也”。
在唐诗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词。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也进行了一些尝试。韦应物就是其中一个，他写有《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历来颇受赞赏。他的散文今仅存一篇。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说：“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诗歌的旧价值观开始失去的那些地方，韦应物预示和影响了伟大的中唐诗人。如果说他是一位在世时‘人未甚爱重’的诗人，那么他所传达的确实是下一代的诗歌趣味。”的确，正像陶渊明和杜甫在他们时代的遭遇一样，韦应物的诗在当时并不被重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可知对韦应物诗的评价，是在他死后才逐渐高起来的。宋代苏轼特别喜欢韦应物的诗，将其与柳宗元的诗并称，谓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他还作有两首摹仿韦应物的诗。韦、柳的诗风在严羽的《沧浪诗话》被总结为“韦柳体”，后来演变为晚唐姚合、贾岛一派。至明清时候，韦应物又得到胡应麟、王渔洋等人的标举，从而成为古典山水隐逸诗的典范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