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行（其一）原文
从军行（其一）
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从军行（其一）句解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古时边境上筑有高台，有敌人入侵的时候白天燃起狼烟，夜间则举火以示警报，这种高台就叫“烽火台”。“百尺楼”，指城墙上的戍楼，“百尺”形容其高，未必真的有百尺高，李白也曾经在自己的诗中写过“危楼高百尺”。两句寥寥十四字，就对戍卒所在的环境详尽地进行了描写。在广漠的边塞上，在边城的西边，矗立着一座了望和报警用的烽火楼。正是秋天的黄昏时分，有一位戍卒在战斗和执勤之暇，独自坐在戍楼上。这两句具有强烈的画面感。
虽然写了西北边塞的烽火台、戍楼、黄昏、秋风，但诗人的主要着眼点还在那个在戍楼上独自思家的士卒身上，尤其是在他的心理活动上。“独坐”一作“独上”。但这位戍卒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仅仅是闲暇无事静坐休息呢，还是要静静地领略一番从青海湖上吹来的带苦涩味道的风呢？“独”字透露了此中的消息。人在有心事的时候往往喜欢独处，一个人出去走走，随意散心，或坐在那里想心事。这个戍卒就是如此。他“独坐”戍楼，内心在想些什么呢？下边两句即顺理成章地自然带入，描述他的心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关山月”一句是叙述句，是说独坐的戍卒又吹起了羌笛。诗人在句首特意标出“更吹”二字，就是明告读者，原来戍卒“独坐”不是空坐，而是有所思的。所思为何？那就是《关山月》乐曲所表现的情感。《乐府诗集》中说：“《关山月》，伤别离也。”戍卒为了抗御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来到边塞戍守，成年累月了望敌情，燃放烽火，行军打仗，不能与亲人团聚，尤其是家中还有娇妻独守空房，怎么能不让他牵肠挂肚呢？因此，在战斗勤务之暇，他面对长河落日，秋风萧瑟，思乡念妻的情绪十分浓烈。人的感情需要宣泄，他拿起当地特有的乐器羌笛吹奏一曲。“羌”在唐代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又作“横”。
但是，笛声并没有使他的思绪平息下来，妻子思念丈夫的愁容显现在他的脑海中，没有办法加以消除。他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一泻千里的情思喷涌而出。这就是那个戍卒的心理活动内容。戍边虽然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统一，民众的安全，但是将士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其思想情感是很复杂的。在本诗中，戍边和思乡并不矛盾，戍边日久，思家越切，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流于一味哀怨，而是哀而不伤，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更显得饱满。前面三句描写环境、叙事，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气氛，为第四句直接抒情做铺垫，使这抒情的结句显得格外有力。
从军行（其一）题解赏析
【题解】
《从军行》组诗共七首，是作者边塞诗的代表作，高度概括地描述了唐军将士的军旅生活。“行”是汉朝乐府诗歌中的一种体裁，又称“歌行”。《从军行》本为乐府古题，属于《相和歌辞》的《平调曲》。据《乐府解题》说，这个诗题所写的大都是军旅中愁苦恨怨的情事。但后来的诗人借用这个古题所写的新作，虽说仍不离“军旅”生活，却不一定愁苦。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便可视为对捍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及其胜利的颂歌。
本诗从边疆戍卒的一个生活细节入手展开描写，刻画了其怀念家乡亲人的深挚情感。
【赏析】
在王昌龄的诗作中，边塞诗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差不多首首是名篇。他的边塞诗有独特之处，拿他与边塞诗的代表作家岑参相比较，就可看出，他的关注点不在对征战生活和边塞风光的描绘上，而在对戍边将士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在他的笔下，边塞环境提供了人物心理活动的背景，而其诗歌的核心，却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活动的人物的内心历程。
这首诗的开篇“烽火城西”点明了所描写的地点，笔法简洁。一缕笛声，对于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独坐”在孤楼之上的吹笛人所抒发的情。诗人巧妙地处理了状物与抒情的关系。诗中描写的时令正值秋季，时间又逢黄昏，这两个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具代表性的感伤意象叠加在一起，大大地加重了诗中征人思乡情切不得归的惆怅气氛。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地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显得巧妙而又自然。
对人物的描写，则从戍卒入手。前三句就戍卒一面描写，是实写；而第四句则跳开，写家中妻子对自己的思念，是虚写。本诗的主旨在于表现征人思乡怀土的感情，却没有从正面直接描写，而是跳开去，从家乡的妻子“万里愁”来反衬出征人自身无尽的惆怅。这种曲笔与虚写、实写相结合的手法，既避免从正面写起，又将征人和思妇的感情糅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对于深刻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起到了独特功用。诗人很擅长使用这种写法，他的《送魏二》三、四句，《卢溪别人》三、四句，也都是放开面前的别愁不写，而通过想像写被送之人在旅途中的愁思，欲解反结，艺术效果更佳。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十分委婉曲折。前两句描写的都是视觉方面的感受，诗中的景物描写比较静谧，加入幽怨的笛声，就显出了动态，颇富立体感。诗人又继续提到“关山月”，使这首著名的乐曲占满诗句里的听觉空间。缕缕笛声，在读者的思绪中响彻，既像游子的叹息，又像家乡亲人的呼唤。如此一来，环境氛围已经营造得很充分，末句的抒情也就水到渠成。
当代诗人李瑛曾将这首诗翻译成白话：“黄昏，独自登上／烽火城西高耸的戍楼／青海湖上，阵阵秋风／吹进了心头／更有那羌笛吹奏出／《关山月》忧怨的曲调／叫人怎么能消除这万里之遥的／夫妻相思的忧愁！”
【诗人名片】
王昌龄简介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世称王江宁、王龙标等。
王昌龄出身于琅玡王氏。王氏本是南朝世族，但到王昌龄时，家世式微已久，父、祖几代都没有做官，家境较为贫寒。王昌龄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他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短期盘桓于潞州和并州。之后几年内又漫游了西北边塞，曾经到过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足迹很可能还远涉葱岭以西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后他就步入了仕途，担任的都是校书郎及丞尉一类的卑官，不可能再行如此之远。他的大部分边塞诗作，大约都作于此时。
开元十五年（727），王昌龄进士及第，然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其时，他与孟浩然已有交情，来往密切。后来，王昌龄因为对张九龄被罢相表示同情，得罪了李林甫等当朝权贵，遭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王昌龄之岭南》：“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风无缟紵，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昌龄获朝廷大赦北返，途中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浩然此时正患疽病，后背生疮，病情渐好。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把酒叙别情。谁知孟浩然喝酒过多而导致病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期间，王昌龄还经过湖南岳阳，又结识了李白。他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一个人的为人，则看他所交的朋友即可知。王昌龄既然和李白、孟浩然结为好友，他本人显然也是潇洒豪放、不拘于凡俗之人。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与李白、孟浩然的交往外，他还同高适、王之涣、王维、常建、李颀、岑参、储光羲等都有交谊。
同年冬天，王昌龄再次离京赴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任，他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即由此官位而来。此时他已与晚辈诗人岑参相识，离长安时，有《留别岑参兄弟》云：“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岑参也写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为王昌龄的前路担忧：“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王昌龄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李颀有《送王昌龄》诗，结尾几句说：“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从《留别岑参兄弟》等诗中可以看出，王昌龄对江宁丞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在《送韦十二兵曹》诗中也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大概由于王昌龄内心存有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并不时发泄，所以才会出现“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卷中）的结果。
关于王昌龄的诗名，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开元年间，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非常要好。有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起去旗亭小饮。正好有一些梨园艺人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可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今天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望九少府》），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下一个歌伎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三位都只是普通歌伎，唱的是下里巴人。应看最后那位最佳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那我终身不与你们二位争衡了。”那名最出色的歌伎唱的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三人开心而笑。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元代人还曾经将此传说编成杂剧上演。据明代胡应麟考证，“旗亭画壁”的故事不尽可信，主要的依据是开元年间这三位诗人没有聚首长安的机会。虽然如此，这条记载却也反映了三人当时的诗名及诗作的流传程度。王昌龄的诗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天宝七载（748），王昌龄由江宁丞再次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后逢安史乱起，王昌龄由龙标赴江宁，然后北上濠州（今安徽凤阳），在那里不知因何触忤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被其杀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
作为一代诗杰，关于王昌龄的资料却留存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龙标外，他还不止一次遭过贬，至少还曾被贬到岭南，可惜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太清楚。《唐才子传》说他“晚途不矜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也都语焉不详。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后来他连龙标尉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竟为闾丘晓所杀。根据《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王昌龄被害后，奉命讨伐安史叛军的唐朝重臣张镐救宋州之围，命令闾丘晓发兵支援。闾丘晓不听从命令，逗留不进。张镐得知宋州已陷，怒命手下将他杖击而死。临死前，闾丘晓以家有老母为由哀求，张镐道：“王昌龄也有母亲，谁来养活她？”闾丘晓便不作声了。
综观王昌龄的仕途，颇多坎坷波折。所谓“诗不穷人，然必穷而后工”，正是由于他数次被贬，曾遭贬到岭南及五溪蛮夷聚居之地，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又长期辗转于长江中下游黔、楚、吴、越地区，对那里的山水、树木、花草及民情风俗比较熟悉，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到处可见对楚风、越俗的生动描写。
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昌龄有集五卷，然而这个集子早已失传。《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共一百八十余首，《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现在所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就是这些。
王昌龄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又屡遭贬黜，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达则兼济天下”是他恪遵不渝的信条，建功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虽然屡受挫折，而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如“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忠贞何由伸”（《送韦十二兵曹》）、“行当务功业”（《别刘谞》）、“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江上闻笛》）等等。他还常常通过讴歌李广、王猛等历史人物，以及“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之一）的英武少年、“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之四）的戍边健儿，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尤其是他的七绝，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绝句，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来看，都是异常出色的。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创造力和成功的实践，大大开拓了绝句的领域，使这一体制短小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现存一百八十多首诗中，绝句就有八十多首，成就也最高，因而后世称他为“七绝圣手”。他的七绝，常常与李白的七绝相提并论。
描写边塞征戍生活，表现妇女的命运和心灵，是王昌龄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两个主题。
他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和易于入乐的七绝形式。不同于一般边塞诗歌仅仅停留在对边地景色的刻画，王昌龄诗中注重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他的边塞诗落笔高远，意象开阔，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
《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一首，以战争的频繁、艰苦和漫长，反衬戍边健儿坚于金石的报国壮志。“大漠风尘日色昏”一首，则对秦汉以来边塞战争持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烽火城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两首，则抒写了战士久戍不归难免要产生的离恨乡愁。王昌龄的边塞诗从各个方面对唐代的边疆戍守生活进行刻画，与王之涣的《凉州词》相比，他的作品更加积极向上，更能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搏。而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出塞》，更是写得雄浑苍凉，千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爱国将士，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明代李攀龙认为，这首诗堪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有些诗篇，还揭露了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诉说将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他们呼吁和抗争。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通过一位十五岁从军。暮年归来孤苦无依的战士的讲述，反映了府兵制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戍卒的苦难。另一首长诗《箜篌引》，则真实地揭露了边将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诗人永休干戈的美好理想。王昌龄这些歌行体作品同他的七绝一样，善于攫取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深刻细致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呈现出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一方面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将边塞生活理想化，用激昂的格调歌唱唐军声威；另一方面，又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下层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露战争的灾难后果。
他表现妇女命运和心灵的诗，比如宫闱离别诗，又是另一种格调，字字白描，句句绮丽，情意悠长而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王昌龄写过不少宫词，这些诗里的景物常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所表现的感情则柔婉含蓄，非常切合宫词这种体裁。比起后来写有百首宫词的王建，毫不逊色。《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主要描写紧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们的可悲生活，“秋殿”、“珠帘”、“熏笼玉枕”等词句使人想到崇丽的殿宇，精致的服饰；但华堂玉阙，锦衣美食，只是遮掩她们囚徒般生活与玩物身份的一层外衣。诗人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不可能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但对于这些女性，他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同上述宫词相比，《采莲曲》、《浣纱女》、《越女》等诗篇描写的则是民间女性的形象。诗人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少女少妇操舟湖上、采莲溪间的欢快情景，那嬉戏弄水的憨态，清脆悠扬的欢声笑语，活脱脱地刻画出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纯真爽朗的性格。这些诗篇如同盛唐江南水乡绝妙的人情风俗画。王昌龄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像，语言圆润蕴藉，毫无藻饰，给人以清新优美的感受。他历经磨难，又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各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深有体验。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广阔生活，并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
二十世纪初，施章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他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两种。闻一多也曾对王昌龄诗歌进行过深入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王昌龄的好友孟浩然）。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王昌龄在孟浩然之后提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将王昌龄和谢灵运进行比较后，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七绝虽起源甚早，初唐时也不乏佳作，但直到开元初年仍未臻成熟，未进入繁荣阶段。王昌龄对七绝创作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开拓，而且通过他的努力开拓，七绝在概括生活容量、丰富表现能力、创造深厚内涵、描绘感人情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昌龄的七绝，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中，语言圆润，音调嘹亮，富于民歌气息，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推崇，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含蓄而有余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正是由于他和李白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才显著增加，蔚为大观。前人对他的这些突破和创新给予了高度赞赏，在谈到七绝时，往往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清人王士禛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