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行示德逢原文
元丰行示德逢
王安石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注释】
蟠：遍及。
尻（kāo）：臀部。
龙骨：水车。
元丰行示德逢赏析
此诗作于元丰四年（1081）。杨骥，字德逢，号湖阴先生，居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与王安石为邻。王安石曾称赞他“怜愍鸡豚非孟子，勤劳禾黍信周公”（《示德逢》）。可见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当时王安石所制订的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已经推行了十多年之久，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变法遭到了一些官僚士人的坚决抵制和激烈反对。王安石不断受到攻击，被迫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相位，退居到金陵半山堂闲居。但他仍系心朝廷，关心变法。本诗描绘了岁和年丰的盛世景象，歌颂了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表现了他希望把新法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的鲜明立场，因而与一般的歌功颂德之作有所不同。
全诗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四句。写天旱田干，人情思雨。诗人以富于特征性的事物渲染了颇为严重的旱情：“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翛翛”原指鸟尾枯焦凋零的样子，这里借以形容四山的草木在烈日炎炎之下稀疏萧条、毫无生气的景象。“田背”即田底。田底原先浸没于水中，水干以后，底面朝天，犹鱼鳖失水，露出背面一般。“龟兆”一词，含义双关。“田背”曝晒既久，便裂如龟背上的纹理，此其一；其二是暗用《左传》“龟兆告吉”的典故，与下文写天从人愿、普降甘霖气脉相通。上述两句是写景，以下便从一个农家的角度写人们切盼时雨的情状：“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湖阴先生坐在草房里，“看”着车水的农夫，心里巴“望”着秋后的收成能够确保，但区区水车，小小水沟，究竟能给人以多少希望，实在是很难说的。两句没有直说人们如何焦急不安，如何切盼时雨，而焦急、切盼的心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第二部分是中间六句。主要写时雨骤至，丰收在望的喜悦。“雷蟠电掣云滔滔”，写大雨欲来之状，有无限声势。“雷蟠”是说雷声遍及寰宇，惊天动地，到处轰鸣不已；“电掣”是说电光倏起倏灭，犹如火龙穿天划空，往来翕忽；“云滔滔”是说乌云如大海的波涛，汹涌而至，霎时布满天空。描写至此，大雨倾盆而下已在不言中，故下句换用叙述语气写旱情解除：“夜半载雨输亭皋。”“载”字上承“云”字而来。既然雨是由滔滔之云运载的，则其滂沱之势可知。“亭皋”就是平皋（用王先谦说），指沃野，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亭皋千里”之语。“输亭皋”就是把雨水输送到千里沃野。句中的“输”字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久旱得雨，人们总希望滴滴雨水都能下到田中，这种心情非“输”字不能写出；再说人们切盼时雨而时雨果至，仿佛天能体察民心。及时输雨，这在封建时代一般认为是政通人和的表现，着一“输”字，便见出新法之上得天时，下合民心，且与下文歌颂“元丰圣人与天通”，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以下两句，诗人运用夸张的手法写雨后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渴禾得雨，拔节猛长，千里沃野，一片丰茂，致使牛行田中，不见其臀；豆苗原已濒临枯死，至此则并皆复苏，肥硕的荚果，多如牛毛，湖阴先生先前的焦急与忧虑早已烟消云散，“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两句，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欣喜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六句。主要歌颂元丰年间五谷丰登、庶民欢庆的盛况。“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民以食为天。连续三年的丰收，使谷贱如水，民无饥馑。如今又丰收在望，这就值得大书特书。“西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平秩西成。”传曰：“秋，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这就是说，政治措施得当，能助成万物，赢得丰年。元丰年间所以能连续丰稔，确与施行新法有关。均输法限制富商的聚敛，青苗法抑制豪强的兼并，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开荒筑堤，兴修水利。这一切或多或少提高了农民抗灾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者用《尧典》中的故实入诗，很自然地使人把年丰与政成联系起来，何况作者一直以尧舜期望神宗，神宗是知道的。“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两句，正面歌颂支持新法的神宗，并致以良好的祝愿。最后两句：“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赞美新法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因而人民将永远歌唱元丰朝的太平盛世。这两句中的用典极为灵活自然。孔子在陈绝粮，曾发过“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的感慨。本诗却说：“先生在野固不穷。”由“固穷”到“固不穷”，一字之添，说明境遇完全改变。新法使人摆脱了穷困，即使孔子再世，也不会有“绝粮”之忧了。这是典故的反用。帝尧之世，天下太平，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而歌（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壤，是一种木制戏具。诗末用“击壤至老歌元丰”结束全篇，隐隐然将本诗比作《击壤之歌》，则元丰之世也直堪上接唐尧圣代。这是典故的借用。上文“龟兆”、“亭皋”则是典故的暗用。关于用典，王安石曾说：“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蔡宽夫诗话》）本诗的用典，正好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主张。
颂诗的艺术生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真实。这首诗写元丰年间的丰乐景象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据《宋史·安焘传》记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又，陆佃《陶山集·神宗皇帝实录叙录》称：“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本诗就是对这种历史现实的艺术概括。二是要有进步的思想。本诗虽是歌颂元丰天子，但其实际用意在于宣传新法的成效，以促使神宗继续施行新法。“元丰圣人与天通”一语，也不流于一般的颂圣俗套，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王安石不畏天命，但宋神宗却畏惧天变灾异，有时甚至因此而动摇了推行新法的决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反变法派利用神宗这一弱点，往往借灾异之事上书要求废止新法。王安石虽曾劝勉神宗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怎奈神宗不能祛疑。恰好元丰年间连年风雨顺节，谷稼丰衍，王安石便借机赞颂天子施行新法与天心潜通，与天意相合。这对坚定神宗继续推行新法的决心，显然是有重要作用的。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吴汝煜）
【作者】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相，次年再相；九年再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旋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子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