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其一）原文
明妃曲（其一）
王安石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其一）句解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去国离乡，一往不返，佳人于此诀别生离之际，面容自然是憔悴而哀怨的。昔日那宜嗔宜笑的美丽面庞被泪水沾湿，秀发蓬乱，鬓角低垂，但她无心修饰容貌。“春风”，“春风面”的省略语，比喻美丽的容貌，语本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昭君的悲剧生涯始于选入汉宫，而“初出汉宫”、和番远嫁则是这出悲剧的高潮。作者直接将镜头切入这一场景，可见其剪裁功力之深厚。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她伤心地徘徊着，望着自己的影子自怜自爱，脸色苍白，没有生气。这句承上文，从动作神态上进一步刻画王昭君的憔悴失神。下句将镜头转到观者的身上。汉元帝刘奭看到这伤心憔悴、姿容大不如常的昭君，仍然不禁被她的绝世美貌所打动，竟然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失态。这是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侧面衬托昭君之美。《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此场景的记载是：“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王安石揣摩昭君当时心理，敏锐地意识到“靓饰”是礼仪上的要求，但“丰容”却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情态。所以他参照南朝江淹《恨赋》中“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的情境，着重写昭君眷恋故国的缱绻柔情。昭君“无颜色”之时其美尚且如此动人，那光彩照人时又当如何呢？诗人止笔于此，为读者发挥想象留下余地。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汉元帝在朝堂上送别昭君远嫁归来，越想越后悔。他责怪画师，说这样的美人平生从来没有见过，那些进呈给他的宫人画像到底是怎么画的！元帝不曾明白，绝色佳人的美丽不全在于五官位置，骨肉停匀，而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气质精神的表露。而这种神情意态，是绘画所难以表达的。在他的震怒之下，毛延寿等宫廷画师白白送了性命。
关于杀画师的记载，见《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这些画师的代表为毛延寿，“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云云。这个故事后世广泛流传。而在这首诗里，诗人虽用其事，却扬弃了贿赂画工的情节。“丹青难写是精神”，是王安石一贯坚持的美学观点。他采用小说家言，不是试图去考证评论史实，其意在于进一步刻画明妃的意态而已；同时又指出了她的失意是不可避免的，这便加重了悲剧的气氛。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正如欧阳修和诗中所说，“上马即知无返日，不须出塞始堪悲”。自离开故国的时候，昭君心中就已经明白此生绝不会再返汉宫。然而她仍然眷眷于汉，不改汉服。上句先打破了一切希冀，从而使下文“着尽汉宫衣”的情节得以不掺杂个人得失利害的因素，而表露为纯粹的爱国爱乡的真挚情感。比较白居易《王昭君》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之句，就可知两位诗人笔下的两个昭君，其思想境界的高下有云泥之别。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想寄个口信询问汉朝的事情，但交通阻隔，无人传递消息，只有每年鸿雁春秋时节往来于二地之间。“塞南”，边塞以南，指汉朝的疆域。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亲人从远方传来消息：“你就安心待在匈奴吧，不必挂念我们。你不要以为远在毡城，就觉得自己很失意。你难道没有看到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她倒是与皇帝近在咫尺了，但失去宠爱，幽闭在长门宫内，也是失意之人，与你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人生是否失意，不在于地理上的阻隔啊！”这是诗人设想的昭君家人慰藉她的词句。“毡城”，游牧民族居住的羊毛帐篷所组成的群落，这里指匈奴单于的宫廷。
明妃曲（其一）题解赏析
【题解】
明妃，即王昭君，晋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后人又称明妃。她是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字昭君，被选入宫中，数年不得召见。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汉朝求亲，昭君自请远嫁和番，终老塞外。
《明妃曲二首》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曾引起很大轰动。当时著名诗人如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都有和作。这是其中第一首。北宋边患频仍，辽夏交侵，朝廷委曲求和，每年输出“岁币”百万。在这种形势下，诗人对王昭君事迹的歌咏折射出他对时事的思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梅、欧的和诗中就直斥“汉计拙”，借汉言宋，批评宋室屈辱求和的政策。不过，王安石的原唱并没有赋予这个题材过多的政治内涵，而是从人生际遇的角度再现这千古悲剧，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
【赏析】
咏史诗贵在立意。诗人的两首《明妃曲》都是以识度超卓为旨归的。他不愿驻足于事物的表象，而从对前人定论、共识的反思中感悟人生、社会的规律。他用冷静从容的态度、直白刻露的手法、议论迭出的笔调，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
以议论入诗，不仅难在直截透辟，更难在议论与情景有机地交融，表现得含蓄蕴藉。此诗之所以高出众作，就是因为它既给人以哲理的启发，又不损害人物形象的亲切可感。王安石像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剪辑师，他先撷取了昭君初出汉宫的三个镜头，写昭君之低徊顾影，写元帝之倾倒移情，写元帝之后悔迁怒；层层笔墨，烘托出昭君举世无匹的国色天香，又极度渲染出悲剧的氛围。其后，他没有对昭君数十年紫台朔漠的塞外生活加以形容和描述，而是引虚入实，即小见大，仅从“着尽汉宫衣”这一细节剥离出复杂难言的情感积淀。最后借昭君家人勉强宽慰的口吻，进一步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清人方苞说：“此等题各有寄托，借题立论……公此诗言得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为国士之知，犹泥涂也。”近人陈衍则认为，王安石此诗意在写神宗之不识才，君恩之不可恃，“乃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是诗人自伤身世际遇的作品。这些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此诗既写于仁宗年间，则陈衍的说法就失去了根据。除了这些细节之外，方、陈等论者没有考虑到，诗人的思考固然是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升华的层面。即如本诗，诗人力求从普遍意义上对人生道路加以探索，对命运加以反思，从而概括出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出一种深刻的人生见解。就像黄庭坚所说的，“辞意深尽无遗恨矣”，这才是《明妃曲》感人至深的关键所在。
【诗人名片】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居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封荆国公，死后又谥为文，故世称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做过几任地方官，一生未能显达，但为官清正，所到之处皆有治绩。王益崇尚儒家的德政，治理地方“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在家也“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王安石《先大夫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王安石的一生有很深的影响。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巩在为她写的墓志铭中称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因此王安石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王安石的两个妹妹也能诗文，经常与他唱和，显然也和母亲的影响有关。
王安石出生在其父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任上。从童年到少年，他一直随父亲游宦而四处漂泊。临江军判官任满后，王益出知本军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又知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成都府新繁县（今成都新都区新繁镇）。仁宗天圣八年（1030）出知韶州（今广东韶关）。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的祖父去世，他随父回临川守孝，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回到家乡。三年后，王益起复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宝元二年（1039）死于任上，由于王益生前为官清廉，不蓄资产，家中无力将棺榇运回原籍临川，从此王安石一家也就定居江宁，金陵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江宁的五年，王安石刻苦攻读，学问有很大进益。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守制期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结束，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进呈皇帝，由皇帝决定最后的名次。当时王安石为第一名。但他的赋中用了“孺子其朋”一语，是《尚书·洛诰》中周公训诫成王的话。仁宗皇帝看了不大高兴，就把他的名次与第四名杨寘对调，杨寘成了状元，王安石第四。
进士及第后，王安石被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在扬州任上经常通宵达旦读书，早晨来不及洗漱就去办公。他的上司知扬州韩琦还以为他少年高第，也像唐代杜牧那样“十年一觉扬州梦”，到处饮酒寻欢，就劝诫他要好好读书，不要荒废时间。王安石也不辩解，依然故我。除了奋勉读书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学术著作。在扬州签判任上，他写成了一部数万言的《淮南杂说》，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初露锋芒。当时人都认为“其言与孟轲相上下”。可惜的是，这部书在南宋以后就失传了。
庆历七年，王安石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鄞县）知县。他到任后首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到农民经常为旱灾所苦。他跑遍鄞县境内的十几个乡，劝督人们去疏浚川渠，在兴修水利上作出了一些成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知鄞县的三年任期内，他做了不少这样的实事。
北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甲科高第的，在派往外地任职满一任之后，可以申请考试“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职事。这种官职比较清贵，升迁快，是跻身显要的捷径。凡是具备条件的官员，几乎无不循例而为。但王安石希望在地方上“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朝廷屡次召试不赴，主动要求外任。仁宗皇祐三年（1051），他被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任通判，任满后在汴京作了两年群牧判官，嘉祐二年（1057）就又调到常州作知州了。
在知常州任上，他计划干一件大事，就是开凿运河，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但是上司浙西转运使并不支持，加上工程开始后就淫雨不止，民夫多病，进度缓慢，王安石最后只有忍痛放弃。开河之役半途而废，为了这件事他也受到很多讥议，心情很是苦恼愤懑。当时的官绅士大夫都已养成一种因循旧例、袭蹈故常的风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和王安石主张兴利革弊的积极务实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承认自己事先没有充分预计困难，导致劳民废财；但他不能接受从此不问世事的劝告，认为“方今万事所以难合而易坏，常以诸贤‘无意’耳”，对官场中苟且偷安的风气很不以为然。
嘉祐三年，王安石又被任命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是否公允，官吏是否廉明称职。他在任内除了料理刑狱之事，还大力整顿“养交取容”的官场陋习，处治了五名官员，轻的罚金，严重的黜降一级官职，希望能借此扭转流俗媚世的风气。他还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差遣饱读诗书的低级武官刘季孙掌管饶州官学，可谓知人善任。
第二年，王安石又接到调令，回汴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从他进士及第开始仕宦生涯算起，这时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在长期政治实践经历中，他体察到了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形成的一些弊端和问题，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改革方案。就任三司度支判官之后，王安石把一系列意见写成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进献给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言事书》扼要地概括指出，存在于当前的严峻局势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主张“法先王之意”，进行体制上的革新，并着重谈了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入手，培养造就大量合格的行政官员，从而改造整个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以此作为全面改革的基础。但此时他的思路还不是很成熟，建议可行性不强，并没有得到皇帝和当权者的重视。
从嘉祐四年起，王安石一直在京内任职。嘉祐六年迁知制诰，负责起草诏诰等类的文字工作。其间也有一些临时的差遣，比如纠察在京刑狱，三次充任考试举人或进士的官员。嘉祐八年宋仁宗崩，同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在开封逝世，王安石遂奉母柩归葬金陵，居丧守制。
“少年忧患伤豪气”，这就是王安石在执政之前读书、治学、为官的经历。他熟读深思，一直抱着经世致用的理想，希望能通过政治变革扭转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颓势。“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是他从少年时期就树立的人生理想。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对农民“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困苦境地有很深的了解，也逐渐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自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这些兼并之家多享有不纳赋税的特权，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和无田的佃户，除了直接或间接承受国家的绝大部分赋税负担，还要遭受地主阶级沉重的剥削。王安石一直主张，全国财富的开阖敛散之权必须操纵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然后政府对财富才能运用自如。否则任何人都可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产生地头蛇般的豪强兼并之家，成为分割王朝政府权力的一种势力。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也逐步形成。他认为正确的“生财之道”是“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向大自然要财富。政府的理财官员不能与百姓争利，更不能与直接生产者争利，而要把注意力放在自然界的财源上，动员天下人去开发它，否则这一财源便将为豪强兼并人家所窃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也是他在熙宁年间厉行变法时奉守的一个原则。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王安石丧满服除。英宗数次招他赴阙任职，他都因病推辞了，继续住在江宁，开始收徒讲学。英宗在位不满四年就驾崩了，其子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年即位，是为宋神宗。当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记室参军韩维经常向他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他印象深刻。神宗继位不到三个月，就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九月，又改命他为翰林学士侍讲，调回开封。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对，与神宗进行了一次长谈。接着就奏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朝建国百年来的政治、军事、税赋与理财、农业生产等情况，全都作了陈述；针对无处不在的那种因循、疲沓、苟且度日的委靡气局，王安石提出批评意见，希望协助神宗进行改革，借以富国强兵。这一番言论打动了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第二年又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王安石主张，为了改变国贫的局面，必须采取“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针。一方面“摧制兼并”，把大商人、官僚、地主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另一方面扶植“农民”（中下层地主阶级和自耕农），减轻差役，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生产，预防农民起义的爆发。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条例司撤销，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陆续制订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并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军队，加强战斗力。此外，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科举制，整顿各级学校；又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西北边防线上对西夏展开了攻势。
新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则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回应。他认为水旱、地震、彗星等的出现是自然现象，不足为怪，只要“益修人事以应天灾”，则不足多虑。至于以天文附会人事，更不足信。他说，祖宗之法在祖宗时代也许合理，但时代已经不同，今天仍要实行就未必正确。若有人认为一法“可行万世”，那人就是“非愚则诬”。他不顾种种诽谤与攻击，毅然实施新法。
但是由于全国天灾不断，新法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神宗实行新法的决心产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反对派趁机猛烈攻击新法，就连两宫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一名叫郑侠的官员上呈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因此感到极大震撼，第二天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出现了意见分歧。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入朝拜相。但此时的局面更加复杂。先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为了铺平自己的升迁道路，用各种手段打击和诬陷王安石。而由于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也日益疏远。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独子王雱英年早逝，他感到心力交瘁，坚决要求辞职，于同年十月再度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身份出判江宁府。熙宁十年十月，王安石辞去所有实际职务，开始退居林下的生活。王安石引退之后，神宗继续勉力维持新政局面。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过了十年闲适的退隐生活。他仍然关心新法，写诗歌颂变法的成效，如《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诗篇。他还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完成了一部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字说》。元丰元年（1078），他在江宁府城东门到钟山的半道上的白塘，也就是谢公墩的原址上，为自己建造住宅，取名“半山园”。虽然房屋简陋，而且不设垣墙，四无人家，但是王安石很欣赏这种荒野自然之趣。他饶有兴致地引水叠桥，吟咏流连其中。
王安石钟情山水，喜欢寻幽探胜，访友论文。他早年就嗜读佛书，曾结交许多高僧大德，与蒋山觉海禅师的交情很深。退居江宁之后，他潜心佛学，对佛家经典研究得很透彻，注解佛经成为他一项重要学术活动。钟山山麓的古刹名寺如定林寺、悟真院也都成了他流连忘返，论法谈禅的地方。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寺院名）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一次好友来访，正好王安石已经出门了，问下人他去了哪里，下人回答：“如果牵驴的在驴的前面，听牵驴的；要是驴在牵驴的前面，就听驴的。”可见其悠游之态。王安石出行都带着书籍，随时阅读。想停就招呼牵驴的停下，或坐松石下，或憩于田野耕凿之家，倦则卧，晚则归，一切任之自然。
精微而富于哲思的禅宗思想抚平了王安石刚强执拗的个性，也把他的诗歌创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他终究是一个入世的政治家，生活的散淡闲适并没有冲淡他内心对新法成败的关注。元丰八年春天，宋神宗因为对西夏战事的失利而郁闷于怀，英年早逝。十岁的赵煦继位为宋哲宗，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高太后起用在守旧派中享有声誉的司马光为宰相，在他主持下尽废新法。王安石此时忧心如焚，“每日只在书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当他得知免役法也要废罢时，愕然失声道：“亦罢至此乎？”，病体虚弱的王安石经受不住从朝中传来的种种消息，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王安石学问渊博，博学强记，凡书“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而且他兴趣广泛，“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他思维敏捷，“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而且“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王安石不光是诗文出众、擅长雄辩，而且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他在读儒家经典时，不拘守两汉以来的诸儒传注，而以独立不惑的精神，勇于发掘《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等经典的原始意义，敢于“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其学术体系蔚为大观，号为“荆公新学”，在两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其中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立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他的政论文组织严密，析理精微，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而又富于鼓动性。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是“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再有就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和人物论、史评等小品，大多短小精悍，逻辑性很强，巧于设喻，笔锋锐利，寄慨深远。《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廉正直的事迹，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他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伤仲永》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述劝学之旨。游记如《游褒禅山记》，记游、说理结合得紧密自然，可谓“深情高致，穷工极妙”（清《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语）。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具有长于议论的特点，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内心都更为丰富、更为形象，成就超过了其散文。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的诗风也屡次变迁，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所指出的：“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视初壮，虽此公，方其未至时，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依照这个观点，王安石现存的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三十六岁任群牧司判官之前，其诗尚意气，少含蓄，题材上以政治诗为主，属于前期的创作。这些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如《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则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压榨、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
从嘉祐元年三十六岁到熙宁九年五十六岁，是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中期。他任群牧司判官和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借读同僚宋敏求（次道）家藏的唐人诗集，于嘉祐五年编成《唐百家诗选》。亲操选政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艺术上渐趋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雄直峭劲而又壮丽超逸的风格。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广泛，除政治诗以外，咏史怀古、抒怀感旧和酬答赠别等诗作的比重大大增加。他的古体诗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也吸取韩愈诗歌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但在波折开阖中也不失平易自然，比较著名的如《桃源行》、《明妃曲》、《杜甫画像》等。对王安石律诗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杜甫和李商隐。他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刻意学习他们格律精严、工丽典雅的风格和谋篇布局、启承开阖的技巧。他的名作如《思王逢原》、《示长安君》、《金陵怀古》等，用字工稳，对偶贴切，用事使典、饰辞属对无不得心应手，各臻其妙。他的绝句也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将千古的得失和是非纳入短短的二十余字中，意见鲜明，议论横生，善于翻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赐也》、《商鞅》、《贾生》等是其中的代表。
晚年退居江宁至逝世，是王安石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这十年间他流连山水，学佛谈禅，平静的生活和心境，使他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花了很大心血精研艺术技巧，语言运用更加精湛圆熟；再加上丰富人生阅历的洗礼和禅理禅趣的影响，他的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深婉华妙的境界。相对于他的前期创作而言，这是一个大突破和大飞跃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被称为“半山体”，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叶梦得也认为，“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这个时期王安石诗作的风格特点可概括为意境空灵，闲淡清丽，深婉含蓄，意韵幽远。《南浦》、《染云》、《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虽然他晚期的诗作多取幽静脱尘、悠然旷逸的意境，但有时也未能忘情世事，写出一些曲折言志的作品。像《北陂杏花》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清人陈衍就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精华录》评语）。正如清代吴之振所言，“安石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晚唐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他的创作也包含着自己的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喜欢集古人成句填词做诗，也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语等形式技巧的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但成就较高，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论，“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如《千秋岁引》（别馆寒砧）“意致清迥”（《蓼园词选》），《桂枝香·金陵怀古》堪“颉颃清真、稼轩”（《艺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人编纂成集，但早已散佚。现在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先生文集》，即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两种文集都是一百卷，但篇目、编次不同。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