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挽歌辞三首》原文赏析-陶渊明古诗-魏晋诗歌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9-12 11:42

拟挽歌辞三首原文

拟挽歌辞三首

陶渊明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拟挽歌辞三首》原文赏析-陶渊明古诗-魏晋诗歌

拟挽歌辞三首赏析

《拟挽歌辞》三首,是陶渊明生前的自挽之词。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祁宽语说:“昔人自作祭文挽诗者多矣,或寓意骋辞,成于暇日。”既成于暇日,便难免游戏笔墨。陶渊明这三首诗,“盖出于属圹之际者”(同上),写作态度就显得庄重严肃,诗中包含着他长期以来对生死问题所作的哲理性思考,也隐现着他的复杂痛苦、难以言说的心理矛盾。这种思考与矛盾,浸润着诗人将死之前的自伤情绪,使得全诗“情辞俱达,尤为精丽”(同上),绝非一般游戏笔墨所可比况。

因为这是诗人生前的自拟挽词,一旦握笔临笺,首先涌上心头的自然是对于死亡的思考,挽歌第一首内容的侧重点显然就在这里。

在诗人看来,人之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有生必有死”,即使是早早死了,也说不上就是命短。因而用不着对“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的生死之变过分动情。在这里,诗人对于死亡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理智而旷达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得之偶然,而是来源于他的以道家玄学自然观为内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来源于他对生死问题所做的长期思考。他的《形影神》诗,就集中阐发了对于“生死”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人与世间万物一样,都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无论怎样的“大至人”“长寿者”,都无法久驻人间,因而应该平静、理智地对待死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思想,他一直坚持到晚年,所以在概言“有生必有死”之后,就进一步从形、神关系方面来深化自己的看法:“魂气”(神)散了之后,不知所往,尸体便只能成为“枯形”而安置于“空木”(棺材)中。既然人死神灭,只留下待化的“枯形”,那么,“得失”“是非”之类的感知,当然也不复存在。再进一层,当想到连“枯形”也要化归空无时,作者自然要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的喟叹了。

不论怎样的通达之士,也不论他对死生持有怎样的唯物主义观念,当其真正直面死亡时,总不会心如枯井,微澜不兴。陶渊明尽管对“死亡”早有心理准备而且显得态度旷达,然而,正如同他常常痛感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的生活矛盾,便不免产生“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形影神》)的感情骚动一样,在挽歌第一首的末尾,他到底掩抑不住对死亡的自伤情绪,终于发出“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心音。此二句一出,诗歌的感情便由前面的平静淤积酿成高潮,陶渊明亦随之露出了掩盖在“哲人”面纱下的“诗人”脸孔,而全诗意味亦从“理趣”一跃而为“情趣”。清人方东树说这首诗“结句收转,倒具奇趣”(《昭昧詹言》),颇有见地。

有人认为这两句诗是陶渊明“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的流露。其实,只要联系陶渊明同一时间写的《自祭文》中“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感叹,就会发现此种看法的肤浅。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对于死亡的旷达态度,实在是出于“人生实难”的熔铸,因之,“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内涵,就绝非对死后再也不能饮酒作乐的遗憾情绪的概括,这里包含着他的难以言说的人生痛苦和感情矛盾。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理解“酒”与陶诗的关系。古人评陶诗,说它“篇篇有酒”,固失之以偏概全,但酒在陶诗中地位之突出,也是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恐怕正如陶诗中反复强调的那样:“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酒云能消忧”(《形影神》),“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可见陶诗所以“篇篇有酒”,是因为它的作者时时有忧。这种“忧”是出自陶渊明曲折人生经历中的痛切的生活体验。他生当乱世而夙志难酬,一度出仕又“道不偶物”,“躬耕自资”又贫病交加,这样,忧虑之对于他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了,作为消忧的“酒”,也终于不能“自止”(《止酒》)。

既然“酒”与“忧”在陶渊明的生活中是如此难分难解,所以“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所包含的情感,与其说是他为未能“及时行乐”而遗憾,毋宁说是他活着时,本想借酒消忧而终于未能如愿以偿,这在临死之际想来,不能不算一桩恨事了。

在挽歌第一首的末尾,诗人的情感突破了理智的提防,我们于是看到了诗人旷达态度掩盖着的人生痛苦。第二首挽歌的抒写也就顺势沿着已经酿成的感情波涛荡漾开去。起首四句,字面紧扣“饮酒”而诗意暗合“不得足”。从表面上看,诗人仿佛是为自己死亡之后再也不能饮酒而惋惜,其实还得从隐藏在“酒”后的怀抱着眼。在昔所以无酒饮,陶渊明说是因为“家贫不可得焉”(《五柳先生传》)。以一个世族后裔兼当时名士,本不应当家贫如此,何以竟至如此?他的《咏贫士》道破了其中秘密:“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因为自己决意抱守节操,势必不能见容于世,那就不免饥寒之苦了。所以,昔日的无酒歌饮,现在的空对酒杯,明为叹酒,其实是暗伤自己坚持操守的行为,不仅过去未被人理解,到死也还是无人理解。既然不能被人理解,便只好“春醪”自酌,孤芳自赏。而现在,连自我欣赏这点乐趣也将随着死亡而失掉,怎能不使人倍生惆怅?这大约就是“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的真意所在。

倘说开篇四句是扣“酒”骋意,抒写诗人不为世用的无限惆怅,那么,接下来的四句诗则是通过设想自己成殓的情形,抒写愧对亲友的内心痛苦。“肴案盈我前”,是写祭奠场面的半隆;“亲旧哭我傍”是写亲旧失我的哀痛。祭祀半隆而亲旧哀伤,说明他们不遗自己的情谊。也许是有慨于此,诗人的内愧自责之情油然而生。本来归隐之后,陶渊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曾有过美好的设想,希望“亲戚在一处,子孙环相保。觞弦肆朝夕,罇罇酒不燥”(《和郭主簿》)。然而事与愿违,临死之际想来,不仅自己“在昔无酒饮”,而且使儿子“幼而饥寒”“役柴水之劳”,只要看看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对此种情形是怎样的“念之在心”,就可以想见他的内疚自责之情是何等强烈。所以看着自己为“亲旧不遗”时,他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两个“欲”字,把死不瞑目者的内心痛苦写得何等深沉。

虽然自己营家乏术,到底还有“高堂”可以安卧,还有家庭的温暖可以流连。以后呢?自己将要被送到茫无人迹的“荒草乡”去埋葬,而且一旦被送出门去,就再也没有归来的可能。第二首末尾六句,就是从盖棺之时与亲友的“死别”,悬想到自己将来的归宿,诗人的感情也由成殓时的巨痛一变而为“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挽歌第三首的表现触角由家中延伸向野外。就这首挽歌本身的结构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八句,描写与叙述交错,实写送葬的景象。在这里,作者以衰草、白杨、严霜、高坟、挽马等具体形象,从视觉、听觉、触觉诸方面,描绘出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送葬图。落实去看,这是诗人当时悲戚死葬情感的景物化。但若结合诗人的生活时代和具体人格去看,我们不妨认为,开头四句所渲染的肃杀凄厉的送葬环境气氛,也许就是作者感觉中的当时社会环境气氛的一种象征。同样的理解,也可以推及到作品对墓地景象的描写。“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可以使读者看到当时社会中民生凋敝、田园荒芜的惨状。而关于挽马、寒风的拟人化描写,也分明淌溢着作者深沉的郁愤。同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作者关于送葬场面的描写,也易于使三首挽诗的思想感情的脉络得以畅通。因为正是由于送葬场面所象征的那种令人寒栗的社会情状,促成了他的“人生实难”的体验,并进而使他对死亡采取了旷达态度;也正是这样的社会情状,成了他在前面两首挽歌中所流露的哀伤情绪的基础,也使第三首的下半部分有了立足之地。

第三首后半部分,是从送葬场面引发出来的感慨。诗人先从被葬者的方面设想:死者一旦被埋入地下,就永不复见天日。接着又从送葬者方面设想:这些“相送人”在埋葬了死者之后,很快就会忘掉哀痛。对于前者,作者明白是连“贤达”也无可奈何的自然法则;对于后者,作者在感情上又不免为人情浇薄而感到哀伤。这样两面设想的结果,诗人用理智遏制了感情,对死亡又恢复了旷达态度,因而在诗歌结尾,他平静地表示:死就死了吧,有什么好说的呢,无非是把躯体寄托在山陵罢了。可是在这平静之中,读者还是可以感觉出诗人化解不开的忧愤。

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也许《拟挽歌辞》三首最能体现苏轼的这一评语。这三首诗,铺叙了从死亡到埋葬的一般过程。从构思看,确无出奇之处。但其章法结构却十分严谨,全诗以旷达语开篇,又以旷达语收束。各篇之间,首尾相扣,仰承自然,浑为一体。诗中理趣与情趣融合交汇而相映生辉,表现上又推移自然而摇曳生姿。其笔力老辣劲健,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这组诗也从诗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感慨这一侧面,显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主要性格特征,这就是:他一方面企图以旷达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对于死亡的自伤情绪,这旷达与自伤的冲突,说明了他人生痛苦的深沉和感情矛盾的剧烈。这就是说,他并非一个浑身静穆的诗人。

(李道尧)

【诗人名片】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的祖和父都做过太守,但在他少年时代生活就是贫困的。他自己曾做过几次小官,时间都很短。最后一次出仕做彭泽令是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在官八十几天就辞职归去。从此隐居躬耕,过了二十年的田园生活。他之所以退隐,固然和他天性淡泊,不受羁束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政治黑暗,仕途污浊,使他厌恶。他的许多好诗是写农村生活和他在躬耕中体验到的人生道理,大都自然深厚,亲切有味。他也有少数诗篇说到政治,或表示他的政治理想,见出他对于世事并不曾遗忘或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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