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原文
拟古（其四）
陶渊明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拟古赏析
《拟古》九首是陶渊明留下的一个组诗，最后一首“种桑长江边”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许多人据以附会晋宋易代，说它语多讽托，辞意缠绵，属故国禾黍之悲，悼国伤时之作。也有人认为九首不必写于同时，亦非为晋宋易代而发。对“种桑长江边”一诗明确持异议的是清人何焯。他指出：“此言‘下流不可处’，不得谬比易代”（《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下流不可处”是魏时诗人应璩《百一诗》中的首句。该诗讲君子处世“慎厥初”的道理，与陶渊明《拟古》九首的基本内容——“合离出入”之类事颇相切近。因此，我认力何焯的意见是可信的；众人的揣度，不过是“耻事二姓”说的任意发挥罢了。因为那些附会曲说无法解释这九首诗的全部内容。“合离出入”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陶渊明这组诗明显受其影响，反映了诗人思想深处出与处、仕与隐、达与穷的剧烈冲突，当是他宦游时期苦闷心境的艺术再现。它们像汉魏古诗一样，长吟短叹，慷慨苍凉，颇多乱世之音，艺术上多用借古伤今、托物咏怀的手法。每首诗并不明言所拟为何诗，只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比意命句，似古而非古，与当时流行的模拟之作是迥然有别的。
“迢迢百尺楼”是原诗第四首。全诗抒写登临高楼的感慨。开首二句极写楼之“高”：楼高“百尺”，望之“迢迢”然，这是从楼下往上看；再从楼上往下望，则是极目千里，茫茫无际。在古人的地理观念中，“荒”是地面的边陲地带。《说苑·辨物》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从楼上远望，“四荒”尽收眼底（即“分明”句所言），此楼究竟有多高？读者自可想见了！“暮作”二句极写楼之“空”：一朝一暮，从时间上代表一整天。这座百尺高楼大概破败不堪了，故难吸引游人登临，实际上它成了“归云”之宅，“飞鸟”之堂，可谓门庭冷落。诗一开始就写楼高而空，极力渲染一种苍凉感伤的气氛和情调。
“山河”四句，写登楼所见：满目山河、茫茫平原——原是古来人们为“功名”而争斗的古战场。登高临远，感慨系之，往往情不自禁地吐露某种人生悲慨。齐景公登牛山，北临临淄，望见郁郁芊芊的国城，不禁为人生短促而流涕，流露出永恒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阮籍登广武，临楚汉相争战场，致有“时无英雄”之叹。他们或为荣华易逝而悲戚，或为功名不立而饮恨。可见，人们对人生的依恋都有具体的内容，反映出各自的胸襟。陶渊明登临古战场发了一番什么样的感慨呢？请看后面八句诗所云。
“一旦”二句，用形象的语言说明人终归要死的道理。这个道理今天固然不成疑问，而在当时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东晋时期，玄、佛、道（教）三家都重视生死问题的研究，一般地说，玄学家不信鬼神，认定人终归要死；佛教不否认这一点，但它的所谓“死”，仅就肉体消亡而言，至于人的精神（灵魂），则是永恒不灭的；道教离科学真理更远，不但宣扬精神不灭，还制造肉体也能超时空而久视长生的谎言。陶渊明在自己的诗文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如说：“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杂诗》其三）“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其八）认为人不可能长生久视，生而至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这种认识，在陶渊明的思想上是既明确又坚定的。即使深陷冻馁，备极艰辛，他也决不向佛、道寻求精神安慰。这两句诗再次表明，陶渊明对“死”的必然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
“松柏”四句写死后的凄凉，这种感慨，他在《拟挽歌辞》中曾作过类似的渲染：“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死者也就逐渐淡忘，甚而至于“松柏为人伐”“颓基无遗主”，说明世上的人情同生命一样，也是暂时的。
至于人们生时最看重的“功名”“荣华”，它既然与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同样是短暂的。那些以为“功名”“荣华”可以永远属于自己的人，实在是太可悲可叹了！“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这一与世俗异趣的观点，说得既理智深刻，又饱含世事沧桑和“人生实难”的悲慨，读来凄恻感人。
（李文初）
【诗人名片】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的祖和父都做过太守，但在他少年时代生活就是贫困的。他自己曾做过几次小官，时间都很短。最后一次出仕做彭泽令是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在官八十几天就辞职归去。从此隐居躬耕，过了二十年的田园生活。他之所以退隐，固然和他天性淡泊，不受羁束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政治黑暗，仕途污浊，使他厌恶。他的许多好诗是写农村生活和他在躬耕中体验到的人生道理，大都自然深厚，亲切有味。他也有少数诗篇说到政治，或表示他的政治理想，见出他对于世事并不曾遗忘或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