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嘉州龙岩原文
游嘉州龙岩
苏洵
系舟长堤下，日夕事南征。
往意纷何速，空岩幽自明。
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
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
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
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
游嘉州龙岩赏析
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龙岩，《嘉定府志》卷四《山川》：“九龙山，城东北四里，三龟山之右，一名龙岩，一名灵岩，又名龙泓。山上石壁刻石龙九，相传唐朝明皇时所镌，强半磨泐，其存者矫然有势。山最幽邃，号小桃园。”
嘉祐元年（1056），由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和称誉，苏洵名动京师，但求官未遂。第二年四月其妻程氏卒于眉山，苏洵父子匆匆返蜀。直至嘉祐三年十一月朝廷才对欧阳修的举荐作出答复，决定召苏洵试策论于舍人院。苏洵拒不赴试，他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嘉祐四年六月朝廷召命再下，梅圣俞又寄诗（《题老人泉寄苏明允》）劝其入京，加之二子服母丧期满，苏洵才勉强决定入京。同年十月三苏父子沿岷江、长江舟行南下至江陵，再陆行北上赴京。父子三人一路探幽访胜，“发于咏叹”，共作诗文一百七十三篇，分别编为《南行前集》和《后集》。苏洵南行途中诗，今通行本《嘉祐集》皆失载，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载有十余首，此诗是其中的一首。由于苏洵这次入京非常勉强，因此全诗充满了抑郁之情。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自己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苏轼《钟子翼哀辞》说，庆历七年（1047），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未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嘉祐元年三苏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候，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四川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四川），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但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当然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地，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所见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时，苏洵父子于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代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陵（今作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而是以抒情胜，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
（曾枣庄）
【作者】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年间，得欧阳修推誉，以文章著名于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长于古文，语言明畅，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子轼、辙合称“三苏”。有《嘉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