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喻作品原文
日喻
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注释】
[1]日喻：以日为喻。据苏轼后来在“乌台诗案”中被审讯时交待，本篇作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十三日，当时他在徐州任知州。
[2]眇者：“眇”的字义为盲一目，但盲一目的人另一只眼是看得见的，苏轼本文的意思则指双目失明者。自宋代《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起，就有关于苏轼用字错误的批评。
[3]揣：摸索。籥：一种形状像笛子的管乐器。
[4]转而相之：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辗转形容之。既：穷尽。
[5]意：臆测。
[6]孙武曰二句：引自《孙子·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让对方过来。
[7]子夏曰二句：引自《论语·子张》。子夏：孔子弟子。百工：从事各类手工业者。肆：作坊。致：到达。子夏的意思是，君子通过“学”而到达“道”，苏轼理解为君子勤于“学”则“道”自至，表述上稍有差异，但大抵是掌握“道”的意思，苏轼强调的是，这样的掌握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8]没人：能潜水，泛指水性好的人。
[9]以声律取士：指隋唐以来的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诗赋讲究平仄、用韵、对仗之类的声律规则，被录取者必须擅长于此，所以考生都重视写作技巧的学习，而忽略对儒家之道的根本意义的关怀。
[10]以经术取士：指王安石变法后，进士科考试废除诗赋，改考“经义”和“策论”，这里主要指“经义”，就是以儒家经典中的一言半句为题，发挥经旨，写一篇论文。
[11]渤海：应作“北海”，北宋京东路维州北海县。吴君彦律：吴琯（1054—1114），字彦律，故参知政事吴奎之子，祖籍维州北海，以门荫入仕。苏轼知徐州时，他担任徐州监酒税。
[12]求举于礼部：指参加尚书省礼部举行的进士“省试”。吴琯以门荫入仕，按宋代官制，升迁极慢，所以他想考取“进士”出身，于元丰元年在徐州通过“解试”，赴京去参加次年举行的“省试”。但结果他并未考上。
日喻作品赏析
说道理的文章，应重视譬喻的运用，这是古今中外都一致的，但把譬喻从一种辅助手段提升到基本内容的，则首先是佛教徒，他们视譬喻为佛祖“说法”的一种类型，加以归总，所以专门有譬喻类的佛经，如《譬喻经》、《杂譬喻经》、《法句譬喻经》、《大集譬喻王经》、《百喻经》等等，将林林总总的譬喻汇集起来，多得不计其数。当然，对教义的总体来说，这样的譬喻也还是手段，但就写作的文本而言，它已经成了主干。在这篇《日喻》中，譬喻也是全文的基本内容，离开了譬喻就不成一篇文章。而且，说太阳像铜盘、像蜡烛，从而令瞎子把钟、籥误认为太阳，这一构思与佛经中“瞎子摸象”的譬喻颇为相似，熟悉佛经的苏轼肯定是受过启发的。实际上，佛经中那么多精彩的譬喻，也不可能由释迦牟尼一个人想出来，如“瞎子摸象”，我们更愿意认为这是印度早就流传的民间故事。所以，它虽然被佛经取来说明佛学的道理，但本身含蕴的意义还要丰富得多，适用的范围更广，即使对佛教毫无兴趣的人，也可以借鉴的。《日喻》的写法基本上就是借鉴譬喻类佛经而来的。
至于苏轼用这个譬喻来说明的道理，则文中已经点明，就是“学”和“道”的关系问题。“学”是具体的个人通过钻研所得的体会、通过实践达到的把握，“道”是经典阐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真理。真理太抽象，无法直接表述，因为表述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言说，它只能传达出真理被一定程度具体化后的某一方面，如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光芒像蜡烛，本身并未说错，但这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正确接受，因为每个接受者也都是以自己个人的经验为基础去接受的，毫无视觉经验的盲人，只能以他的听觉、触觉经验为基础去接受，结果就弄错了。从这个角度说，对抽象真理的任何表述，都仿如譬喻，虽然人们都想追求真理，但决不能把用来表述真理的某一句话本身就当作真理。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掌握真理呢？仅仅从别人的言说出发去刻意探求，显然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可能成为瞎子摸象、盲人识日那样的误解。所以苏轼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通过引证古代经典，他把“致”字解释为“莫之求而自至”，即自然而然被人掌握的意思。为了说明这个见解，他又使用了一个譬喻。南方人的水性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河流湖泊，他们“日与水居”，从小就熟悉水，所以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水之道”，未必是从沉浮的原理、游泳的要领、潜水的方法等等知识性的言说开始学习的。当然，他们也可以总结出这些知识，传授给北方人，但仅靠这些知识并不能使北方人学会游泳和潜水。由此看来，苏轼所谓的“致”，就是在长期的切身实践（即苏轼讲的“学”）中积累了经验、体会后，自然而然地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如果轻视这种经验、体会的积累，只依赖传授的知识去作理论性的探讨（所谓“不学而务求道”），那么正如西方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没学会游泳前，千万不要下水。”那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学会游泳。苏轼的譬喻与此很相似，所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
问题在于，这番道理虽然说得精彩，但看起来不够全面。谁都知道，理论性的探讨并不是没有用的，轻视经验固然不对，却也没有必要为了强调经验而贬低理论。学会游泳可能不需要理论，倘要掌握较为复杂的事物，那便离不开知识总结、理论推求。由于全文过于依靠譬喻，而譬喻所说的，是积累日常经验就已足够的那种简单的学习，从中得出的道理当然不可以应用于复杂的领域。对于这一点，苏轼那样一个聪明人，应该完全明白的，实际上他本人也不可能轻视理论探求。那么，他在此文中强调“道”之“不可求”，断然否定“不学而务求道”，便有更深一层的用意。也就是说，文章的主旨另有所在，那便是文末简单提到的科举考试的问题。
在苏轼笔下，“杂学”和“求道”被分别对应于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诗赋虽是文学创作，但用于科举考试的诗赋，多从经典古史中取题，应试者须记得这题目出自哪一部经典，对其含义以及涉及的典章制度等，也要心中有数，写作时除了平仄声律外，也讲求典故的使用等等，所以，应付诗赋考试所需要的不光是文学才华，对于经典含义、历史掌故之类，也须了解，当然还有文字音韵方面的学习和写作技巧上的锻炼，其造就的考生素养是多方面的，谓之“杂学”大抵符合事实。至于经义，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是关于经典含义的理论探求，这在当时是没有谁可以持否定看法的，因此苏轼的表述，也貌似对“杂学而不志于道”、“求道而不务学”各打八十大板，仿佛两者各有利弊。但若真的是各有利弊而已，苏轼又何必支持诗赋而否定经义取士呢？其实，按照前文所说，只要勤“学”，“道”将会“莫之求而自至”，则“杂学而不志于道”便算不得真正的批评。真正被否定的是“求道而不务学”，也就是经义取士。
从诗赋取士转变为经义取士，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却一直被苏轼所反对，或明确批判，或含蓄讥刺，涉及此事的诗文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到“乌台诗案”中，就都被揪出来当作罪证，其中也包括这篇《日喻》。可见，当时人非常了解此文的实际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