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一作品原文
策略一
苏轼
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其于害民蠹国为不浅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之所以大惑也。
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
【注释】
[1]四夷交侵:国境四周的夷狄都来入侵。
[2]边鄙:近边界的地方。
[3]攘:排斥。
[4]蠹:蛀蚀,败坏。
[5]咨嗟:叹息。
[6]皇皇:惶惶不安。
[7]恍然:好像,仿佛。
[8]扁鹊、仓公:古代名医。
[9]去:去病,治好病。
[10]掇拾:摘取。三代:指上古夏、商、周三代。遗文:此指儒家经典。
[11]补葺:补充整理。汉唐之故事:此指前代事迹。以上两句是说,仅根据经史旧文,而不思考现实的局势。
[12]涤荡振刷:清除旧习,振作刷新。
[13]暴鸷:残暴、凶猛。
[14]仲尼:孔子。赞《易》:为《周易》作传,旧传《易传》为孔子所作。
[15]天行二句:见《周易》乾卦的象辞。乾卦代表天,象辞是《易传》的一种。句意是:天运动不息,君子也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
[16]块然:独立貌。
[17]御:驾驭。
[18]人主:皇帝。
[19]乐致其死:甘于为之效命。
[20]伊、吕、稷、契:上古时代的四位贤臣。
策略一作品赏析
宋代建立的完备的文官体制,是以科举取士为基础的。科举当中,除了进士、明经等通常科目外,也有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由皇帝临时下令举行的特别考试,谓之“制科”。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所应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是北宋制科中最重要的一科,专门用来录取政治方面的优秀人才。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制科考试举行的前一年,应试者必须先向朝廷交上平时所作的策、论五十篇,考评合格后才可以参加考试。这五十篇策、论,当时称为“贤良进卷”,一般是由论和策各二十五篇组成。论一般以经典、历史、人物或哲学概念为题目,如《春秋论》、《唐论》、《韩愈论》、《性论》之类;策一般针对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如官制、朋党、财用、边防之类,展开讨论,提供建议。这样,一部贤良进卷,往往是作者的哲学、历史、政治、文艺等各方面观点的全面反映,就其实质来说,等于是一部专著,虽然现在大都只见于作家的别集,宋代时却曾有单行的本子,如苏轼、苏辙兄弟的《应诏集》,就是他们的贤良进卷。由于制科出身的官员较受朝廷重用,所以能文之士多应制科,如张方平、苏氏兄弟、李清臣、秦观等人都作有贤良进卷,曾巩的集子里也有一卷为作贤良进卷而收集的材料。现在看北宋的古文,其策论一体的名篇基本上都出自贤良进卷。
苏轼的二十五策,分为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其中策略是其政治观点的总体阐述,策别提供具体的措施,策断则专为如何对付辽和西夏的问题而作。《策略一》就是策略部分的第一篇,也是二十五策的开篇,所以纵论“天下治乱”与“方今之势”,提出宏观战略,就是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简单说就是要改革。范仲淹、欧阳修以来知识分子的高昂理想主义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苏轼古文那种海涵地负的大气,与辞锋凌厉的锐气,也初步得以展现。
这篇《策略一》也给今天的苏轼研究带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苏轼政治态度前后变化的问题。按照他在《策略一》中的说法,他对现状很是担忧,并明确要求改革,但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其间的矛盾,令今天的研究者觉得费解。实际上,自范、欧振起士风以来,仁宗朝后期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完全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的,即便被今人认作“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也在为谋求更良好的政治局面而劳心焦虑。苏轼的同僚刘安世曾回忆说:“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记刘安世语)可见仁宗朝后期以来,改革的呼声曾充满朝野,这当然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舆论基础。然而,那些曾经呼吁改革的人,后来多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不独苏轼为然。因此,这段时期内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并不是苏轼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当然,呼吁过改革的人,也自有一部分是赞成王安石变法,后来参与到变法集团中去的。苏轼的同年进士吕惠卿、曾布,朋友章惇等,就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以后成为“新党”的宰执大臣。连苏辙也一度被派入变法集团,参与讨论,只是后来议论不合,主动脱离了。年轻而有声望的苏贤良,为何与他的那些同年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这篇《贾谊论》,或许对解答这一问题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