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曲原文
芙蓉曲
萨都剌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
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风起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
荡舟何处采莲花，爱惜芙蓉好颜色。
芙蓉曲句解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
秋日的江上烟波浩渺，芙蓉正在水面上盛放；江上荡舟的女子看着这芙蓉花，心里涌起浓浓的愁思，几乎肝肠寸断。江上芙蓉盛开的美景，与女子的断肠愁思相对举，两相映衬，让人产生疑问：花正娇艳，人正芳龄，愁从何来？
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这两句没有直接解答前面产生的疑问，转而描写秋江女儿的生活：温暖的春日里，她穿着一袭红衣，看护着满江的荷叶；秋日暮色里，她的翠色长袖和荷叶一起迎着凉风翻飞飘扬。“绛袍”和“翠袖”都是秋江女儿的穿着，这两种颜色又分别是芙蓉花和叶的颜色，暗示着人与花的关联，人如花，花似人。“春浅”、“日暮”相对，意为秋江女儿与芙蓉从春到秋、从晨至暮始终相依相伴。“翠袖日暮迎风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佳人》诗的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描写的是一位居住在空谷中躲避战乱的女子，亲人已死，夫婿又抛弃她娶了新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是旧时女子最凄惨的爱情悲剧。这就隐隐透露出秋江女儿愁思的根源了。
鲤鱼风起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
秋风吹过，江上翻起细细的白浪，正是鲤鱼肥美的时候；寒霜降落，洞庭湖上又有阵阵的落叶飘飞。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君》）开始，洞庭秋叶萧萧飘坠成为寒秋初至的鲜明标志。萨都剌化用这一典故，点出江上季节的变化。树木凋零，令人触景生情：木已如此，那比树木还娇嫩的莲花将如何抵挡季节的摧残？
荡舟何处采莲花，爱惜芙蓉好颜色
秋江女儿面对满江盛开的莲花，因为爱惜这娇艳的花朵，不忍心划桨荡舟，唯恐碰伤了芬芳美丽的鲜花，更不愿意采折。这一片爱花惜花之心，也回答了诗的开篇提出的悬念：为何秋江女儿对着正盛开的芙蓉“将断肠”呢？原来是因为看到芙蓉盛放，正是最美的时候，但秋季也已来临，花朵马上就要凋落；娇艳只是短暂的，美丽并不能持久，这就是爱惜芙蓉的秋江女儿的哀叹。芙蓉尚有秋江女儿来爱护，秋江女儿又有谁来怜惜？由花及人，秋江女儿对着满江云霞般的芙蓉，自然愁思无限。整首诗情感的展示非常细腻曲折。
芙蓉曲题解赏析
【题解】
此诗有的版本题目下有“兼善状元御史”之语，因此被认为与《黄河夜送西台御史张子寿》、《湖南张子寿钦点第一人弹劾权贵左迁西台御史，旋拜前职，素有退志，故举兼善劝之》这两首诗是同一主题，都是送给张子寿的诗作。萨龙光将这首诗定为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所作。兼善，即泰不华，字兼善，十八岁中右榜状元，曾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中台御史，以敢于直谏闻名于朝。萨都剌写诗勉励任西台御史的张子寿，希望他能像泰不花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有人将《芙蓉曲》解释为婉言进谏的政治隐喻诗，也有人认为此诗暗含感伤身世、知音未遇等意义。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只将这首诗视为一首丽情乐府，分析和领略它的意境和艺术风格，也无不可。“芙蓉”即荷花、水莲，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北朝乐府里，有诸多作品描写江南采莲这一风俗，以及由此而衍发的采莲人的各种情思。萨都剌这首《芙蓉曲》继承前人乐府诗之风，以芙蓉起兴，描写水乡女子触景生情，哀伤青春易逝。
【赏析】
《芙蓉曲》是萨都剌乐府诗的代表作。与萨都剌交情颇好的元代诗人杨维桢曾这样评价好友：“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把这首《芙蓉曲》的成就与王建、张籍等人的诗歌相提并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芙蓉曲》风格清丽婉转，以芙蓉起兴，曲折反复地表达了秋江女儿的心曲，她面对盛放的芙蓉以及萧萧落木，触景生情，产生了花木凋零、红颜易老、青春美丽无法永驻的愁思。在这里，花即是人，人亦是花，秋江女儿与秋江芙蓉两种意象是重叠在一起的。在女子发出的对花的哀叹和惋惜中，揭示了最盛之时即是衰败之始的道理。这首诗风格绮丽，但不俗艳；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意境，但不生硬，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作者用清丽的文笔，捕捉少女若有若无的心思：由伤花之凋零，到哀伤自己青春的易逝；由没有惜花之人，到自己没有知己的自怜自惜。似哀怨，又似期待，余韵悠然，耐人寻味。
【诗人名片】
萨都剌简介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元代著名诗人、词人，有《雁门集》传世，共存诗词七百余首。他是元代诗坛、词坛的杰出代表，被视为“一代词人之冠”。但这样一个有成就的诗人，由于相关史料缺乏，其生平、仕履、祖籍、族属、作品系年及背景，甚至他的姓氏由来等问题，却一直不很清楚。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很多问题仍没有定论，萨都剌因此成为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从以下对萨都剌生平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种复杂情况。
萨都剌的先祖是西域回回人，答失蛮氏。在元代，“回回”泛指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诸部族。“答失蛮”本意是指伊斯兰教中有智识的修行者，后来逐渐被用作氏族的名字。萨都剌的祖父思兰不花、父亲阿鲁赤都是武将出身，随蒙古西征军东迁来到中原地区，战功卓著，奉命镇守山西代州。萨都剌即出生于代州的雁门，故自称雁门人，诗词集名为《雁门集》，这是不忘桑梓之情的意思。雁门属于燕山山脉，所以萨都剌有时也自称“燕山萨都剌”。
关于萨都剌的族别，一直存在争议。曾经有人认为他是蒙古人，或者本来是汉人而冒充回回人。经过学者们对萨氏家谱等资料的研究，证明他确实是回回人，信奉伊斯兰教。元代的回回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回族，所以有些著作称萨为“回族”人是不准确的。
“萨都剌”其实并非姓“萨”名“都剌”。这三个字是阿拉伯语的译音，“萨”意为“安拉”，即天神，“都剌”意为“赐与幸福、快乐”，“萨都剌”合起来是上天赐福的意思，他的字“天锡”也有同样的含义。元末干文传为萨都剌诗集所撰的序文中提到，“萨都剌”意为“济善”，也就是赐福之意。萨都剌的弟弟字“天与”，意思类似。这种阿拉伯语音译与汉语意译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萨氏家族在汉文化上的造诣。萨氏家族东迁山西之后，与很多回回人家族一样，与汉文化不断接触、融合。这种转变在萨都剌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就从姓氏来说，“萨都剌”三字本来应该连在一起，后来在与中原汉人不断交往、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他逐渐取萨为己姓，也称萨天锡。后来他的族裔萨仲礼等都自然而然地以萨为姓。这种汉化情形也体现在身份的变更上，萨都剌的祖父、父亲都是武将，而他则被编入当地户籍，成为普通农家。
萨都剌的生年无法确知。目前关于他生年的说法有八种之多，最早的是元至元九年（1272），这是萨氏裔孙、清人萨龙光的说法；最晚的则是至大元年（1308）。两者跨度达三十六年，而元朝立国也不过九十余年而已。萨都剌的生卒年没有准确的说法，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对他生平和思想的理解。在没有发现更多新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暂时采用萨龙光的说法。
萨都剌年少时家境尚可，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虽然是武将出身，却不反对萨都剌接受中原正统汉文化的熏陶。少年萨都剌即与众不同，既聪明又刻苦，精通书画，工诗词，很早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与接受儒家教育的汉人子弟一样，充满雄心壮志，希望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治国之策。然而不幸的是，他没能通过门阀获得入仕机会；另外，元朝统治者也一直没有开设科举，使他报国无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萨氏家族突然家道中衰，经济逐渐拮据，最后竟陷于“家无田，囊无储”的窘境。迫于生计，萨都剌只好像其他擅于经商的回回人一样，离家南下，通过经商谋取微利来养家糊口。
年纪轻轻即离家远行，开始奔波的商旅生涯，“严霜烈日太行坡，斜风猛雨瓜州渡”（《芒鞋》），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萨都剌原本就敏感脆弱的心灵充满了漂泊天涯的苦闷。他经常借诗抒发对生活艰难的感叹和浓郁的思乡之情。他写自己“寥落天涯岁月赊，每逢佳节每思家”（《客中九日》）、“虽云少年惯作客，便觉此日难为情”（《崔镇阻风有感》）；又说“佳节相逢做远商，菊花不异故人乡。无钱沽得邻家酒，一度孤吟一断肠”（《客中九日》）。这些早期诗作多描述凄清的羁旅生活，散发出浓浓的乡愁。
除了乡思，萨都剌此时也在经历弃儒经商所带来的痛苦。他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儒士，却迫于生活负担而从事追求蝇头微利的经商之事，心里难免会有壮志难酬的愤懑。他早期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朝朝迎送名利客，身身消薄非良图”（《芒鞋》）之类的诗句，可见他心中时刻存在痛苦和矛盾：到底是屈服于生活的重压，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抱负？在奔走江湖的行商旅程中，萨都剌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体验到百姓们的苦难生活，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曾写道：“红楼弟子年二十，饮酒食肉书不识。嗟余识字事转多，家口相煎百忧集。”（《醉歌行》）贵族子弟们不读书识字，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对比自己的境况，他不由得流露出怀才不遇的郁闷，以及对时世的失望、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这种矛盾痛苦的经商岁月持续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他意识到“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安分》），决定结束自己不喜欢的经商生涯，返乡居家，以耕读度日。此后，他静心向学，广交志同道合的文友，相互切磋。这种田园隐居生活持续了大约二十余年，为他成为诗坛巨匠奠定了基础。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朝廷决定开设科举考试，把汉人、南人分为左榜，蒙古人、色目人分为右榜。头几次科考，萨都剌因为父亲去世，在家守丧没有参加。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他参加科考，中右榜，三甲进士及第，终于实现了入仕的愿望。这时他已五十多岁，虽然最好的青壮年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他感到自己的抱负将有机会实现，仍然万分欣喜，充满激情地写下“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赐恩荣宴》）、“满江风浪晚来急，谁似中流砥柱人”（《扬子江送同志》）等诗句，表明要报效朝廷、准备有一番作为的迫切心情。
萨都剌的仕途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从他的仕履来看，登第之后先任京口录事司达鲁花赤，后来当过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燕南廉访司照磨、闽海福建道廉访司知事等，最后在至正十二年（1352）官至淮西江北道廉访司经历。他在宦海沉浮二十余年，自始至终只是一些正八品、从七品的职位低微的小官，虽然官声清廉，勤政爱民，百姓交口称赞，但与他报国救民的理想还是相去甚远；在经济上，他的俸禄也仅能使家人糊口而已，仍然不能摆脱贫穷。他曾自陈“俸薄无积余”（《寄士岩台郎》），又哀叹“弱妻贫且病，羸马瘦仍僵”（《题进士索士岩诗卷》），可见他家境的困窘程度。生活清贫，官职得不到升迁，使他经常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表达自己失意的心情；同时又对掌权者抱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千里马一样得到伯乐赏识：“志士昔未遇，常人安得知。一朝忽奋迅，儿女惊且疑。”（《过延平津》）又说：“人生相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题瘦马图》）以此来勉励自己。但他的这种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一生基本都是在贫寒困苦中度过的。
在官场沉浮的二十余年中，萨都剌了解到官场的黑暗，看透了从皇室到小吏各级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内幕。同时他进一步广泛接触民众，更加了解到百姓的喜怒哀乐，这使得他的诗歌里出现了一批针砭时弊、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宫廷内为争夺帝位而纷争，天顺帝、文宗、明宗几位皇帝频繁更换，可知斗争的惨烈。萨都剌《纪事》诗里提到“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等，实际上就是暗指元文宗弑兄夺取皇位的历史事件。明代瞿佑认为这是“直言时事不讳”（《归田诗话》）的政治诗。萨都剌认为当时的权臣燕铁木儿没有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其《鼎湖哀》一诗云：“吾皇想亦有遗诏，国有社稷燕太师。太师既受生死托，始终肝胆天地知。汉家一线系九鼎，安肯半路生狐疑。孤儿寡妇前日事，况复将军亲见之，况复将军亲见之！”明捧暗贬，语句犀利，后面两句更是重复呼喊，痛心疾首。他直接写燕铁木儿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朝作乐，暮作乐，朝暮杯盘金错落。”（《伤思曲·哀燕将军》）这是毫不隐讳的、大胆的揭露和讽刺。这些诗对史家讳言的事实进行揭露和鞭挞，刺恶讽邪，正直不阿。清人顾嗣立称赞他：“史氏多忌讳，纪事只大抵。独有萨经历，讽刺中肯綮。”这类政治诗虽说艺术成就不算很高，但其精神足以使后人敬佩，并且这类诗歌也成为元史研究的重要辅助资料。
萨都剌一方面真实记录和批判帝王官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如实记载民间疾苦。《漫兴》中写道：“去年干戈险，今年蝗旱忧。关西归战马，海内卖耕牛。”战争、蝗灾、征用战马、卖掉耕牛糊口，真是天灾更兼人祸，人民的苦难不断。《早发黄河即事》更是从贫富对比的角度反映民间的痛苦，黄河沿岸人民租役沉重，收获时“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又因为官府组织修筑河防，“驱夫如驱囚”，“人家废耕织，嗷嗷齐东州。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不仅租税沉重，甚至无暇耕作而使农事废弃，这让老百姓靠什么来生活？而相比之下，那些“长安里中儿”则“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不劳而获，却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这种强烈对比，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谴责，对百姓的深厚同情。萨都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导致“夜有盗贼忧”的局面，官逼民反，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事实上，正是因为征发黄河河工而引起起义，最终导致元朝统治的倾覆。
《鬻女谣》、《织女图》等诗也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弊端。萨都剌心情沉重，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大声疾呼“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过居庸关》），表达百姓们渴望战争停止、天下太平的心声。由于写了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萨都剌被认为是元代最有“诗史”风格的诗人。
萨都剌的山水诗颇为后人所称道。从他的仕履来看，曾多次南下北上，到过江苏镇江、南京及福建等地任职，有机会游历南北景物。写景纪游的作品成为他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景与怀古抚今相结合的怀古诗词。他登临名山胜水，往往把眼前的古迹形胜与思古之幽情结合起来，同时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表露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像《越台怀古》、《望金陵》等诗歌，《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词作，广为传诵。这些作品具有大浪淘沙的苍凉之感，体现出萨都剌磅礴大气、坦然而又进步的历史观。这些诗词里也蕴含着萨都剌忧国忧民的情怀。当时元王朝迅速走向没落，统治腐败，社会动荡，萨都剌的满腔热血，只能变成诗歌里的忧国忧民情怀，怀古伤今成为他诗歌的一种沉痛的基调。
萨都剌另有一部分山水诗，没有上述沉重内容，只是写景抒情，风格清新，饱含对锦绣山河的热爱。至元二年（1336），萨都剌由燕南廉访司照磨升迁为闽海廉访司知事，从京城前往福建赴任，途经扬州、姑苏、嘉兴等地。至元三年，又迁河北廉访经历，离开闽地赴任，取道江西探望其弟萨天与。面对江南及闽、赣等地的青山秀水，他写下《过嘉兴》、《初夏淮安道中》、《玉山道中》等山水诗名篇。在他的笔下，南方风景有时烟云茫茫，“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过嘉兴》）；有时又“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著枝”（《初夏淮安道中》），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既有“野花多映水，山鸟自呼名”（《玉山道中》）的盎然野趣，又有“江白潮已来，山黑月未出”（《宿台城山》）这样悠然含蓄的夜景。他的山水诗每一首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景里含情，情融于景；或气势宏大，或明媚秀丽，或奇瑰绚烂；有的充满生活气息，有的又充满丰富的想像。明人毛晋在《雁门集跋》里称赞萨都剌“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充分肯定了他独具风格的诗才。
萨都剌的诗歌被誉为“诸体俱备”，他能驾轻就熟地掌握各种诗歌体裁，乐府古调、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言近体、七言近体等无一不精。这是他对诗词热爱和努力学习的结果。
虽然毛晋称赞萨都剌因学习汉文化而最终变成“南国名家”，但是萨都剌仍有着与南方诗人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塞外诗篇上。约在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萨都剌在金陵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秋冬之际，被派往上京迎接新任南台御史中丞马伯庸。虽然祖上来自西域，萨都剌自己却是第一次来到塞北，领略塞外风光。他写了《上京即事》十首，草原风光、上京宫廷生活，以及草原人民的生活片断，都形诸笔下。与前人边塞诗多充满悲壮、苍凉气氛不同的是，他是以回归故土的心情来描写，笔调热情，诗里充满勃勃的生机。如写草原人民的生活，有“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这样牧歌般的恬美场景，又有“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这样赞美草原健儿的诗笔。这些诗没有唐以来边塞诗常见的杀伐征战之气、生离死别之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平静而又温馨、欢乐的生活，别是一番风情。
萨都剌还有一类诗歌也常被后人提起，就是他所写的宫词和所谓丽情乐府。自唐代王建创作《宫词》百首以来，宫词成为一种特殊的体裁，内容大多写宫中生活，尤其是宫女的怨情。萨都剌写有《秋词》、《春词》、《四时宫词》等，描写宫中女性的生活片断，拟想她们的所想所感，秉承了唐以来宫词的内涵。有些作品则脱出一味哀怨的窠臼。如《秋词》“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抓住宫车夜行、紫衣小队、银灯、清霜等细节，不置一字评论，即描绘出一幅幽静、深远、耐人寻味的宫中生活画面，俨然清丽隽永的写景小诗。元代诗人柯九思、杨维桢等也擅写宫词，但以萨都剌最为时人推崇。杨维桢称赞萨都剌的宫词“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
反映妇女情感的《芙蓉曲》、《燕姬曲》等七言乐府，风格蕴藉婉丽，融情入景，尤能体现虞集给萨都剌所下的批语“最长于情，流丽清婉”，所以被称为“丽情乐府”。《芙蓉曲》描写的是江南的秋江女儿，《燕姬曲》则写北地的燕京女儿，虽然一南一北，但都写出年轻女子对自己命运的忧心。
萨都剌其它类型的诗歌，如咏物诗《芒鞋》、《雨伞》等，其惟妙惟肖的刻划和出人意料的深刻议论也常被后人称赞。他一直与僧人、道士往来，谈诗论道，比如与当时有名的道士张雨交往就很频繁。张雨号句曲外史，也是著名诗人、画家。在与张雨互相赠答的诗歌中，萨都剌多少表达了向道之心，以及对平静的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
晚年的萨都剌，眼看着社会矛盾激化，天下大乱，自己又年迈而无能为力，遂心灰意冷，结束官宦生涯。这时他大概已八十岁了。那么萨都剌是如何度过他的余年的呢？由于没有准确的资料，这又成为一个疑点。有人认为他成为方国珍的幕僚（柯劭忞《新元史》），但此时萨都剌年事已高，未必还有精力胜任幕僚之职，而且据记载方国珍最忌色目人，此说法未必可靠。据《江南通志》记载，萨都剌“登司空山太白台，叹曰‘此老真山水精也’，遂结庐其下，避世终焉”，认为他最后在深山中隐居，度过余生。这一说法与萨都剌乐游山水、又屡屡表达要归隐的意图相符合。但是由于没有确切记载，我们只能说，他最后是不知所终，卒年不详。
萨都剌诗歌在他生前没有结集出版过。他去世之后，明人为他编辑了《雁门集》，但是版本不精，收诗不全。直到清人萨龙光编《雁门集》十四卷，萨都剌诗才有较为完备的集子。萨龙光自称系萨都剌裔孙，他将萨诗重新编年、注释，这个版本被认为是萨都剌作品最好的版本。当然，目前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将会有更完善、准确的萨都剌诗集整理本出现。
作为一名回回诗人，在萨都剌身上既反映出元代大一统格局下所产生的西域民族吸收汉文化成就的趋势，也体现了中国诗歌发展到元代所取得的新成就。元末干文传在《雁门集序》中总结萨都剌诗歌的风格说：“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娟也。”对萨都剌多样化的创作风格、独有的西域诗人特色，作了很好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