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王介甫原文
赠王介甫
欧阳修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赠王介甫句解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这两句将王安石和前朝的名人李白、韩愈相提并论，认为王安石有着李白和韩愈那样的文学才华。“翰林”，指李白，李白在天宝初年曾经当过供奉翰林，故后人称为李翰林；“风月三千首”，指李白的诗歌创作成就，唐代郑谷《读太白集》诗中称美李白诗，说读其诗是“高吟大醉三千首”。“吏部”，指韩愈，韩愈曾做过吏部侍郎，故而被后人称为韩吏部；“文章二百年”，指韩愈的文学创作成就。韩愈是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其生活年代距北宋欧阳修、王安石的时代约二百年。又一种说法是，二百年指唐代历史的长度，晚唐孙樵《与高锡望书》曾云：“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这两句诗，分别以作品的数量和作品流传的时间，代表李白和韩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具有高度概括性。用前人典故，亦隐化无痕。李白和韩愈是欧阳修平生非常推崇、并在文学创作中学习模仿的对象。这里将王安石与此二人并提，一番爱才倾慕的心情跃然纸上。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上句写自身。作者感慨自己已经渐渐老去，然而他又表示，他努力为国家发现优秀人才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因为衰老而消失。下句写对王安石的殷切期待：在未来的后起之秀中，谁还能够和你一较短长呢？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豪门贵族流连歌舞，都爱争着欣赏新编的歌曲和舞蹈。而高人雅士却更喜爱古雅的古琴，仔细拂去古琴上的尘埃，试调琴弦，弹奏一曲。琴是一种文人化的乐器，往往被文人士大夫用来寄托情志。而抚古琴、弹古调这个意象，在诗歌中也常常成为诗人抒情的象征，比如唐刘长卿《弹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绿绮”，古琴名，相传是汉代梁王赠给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名琴，后来成为古琴的代称。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这两句是说：我早已听到你的文名，只恨无缘相识。如今在汴京相逢，当把酒欢宴，好好畅谈。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读到王安石诗文时，就赞叹不已；但一直到本年两人才在汴京会面，所以称“常恨闻名不相识”。上句写未见之先，便已如此渴慕；下句则写既见之后，更是倾心，愿意把酒长谈。作者对王安石的盛情厚意，跃然纸上。“盍”，何不。
赠王介甫题解赏析
【题解】
本诗作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王介甫，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神宗熙宁后官至宰相，主持变法。早在庆历六年，欧阳修谪授滁州时，曾巩专门到滁州向他学习古文，并带来了同乡好友王安石的诗文。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诗文，赞叹不已，认为“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但王安石性格耿介，不愿主动去拜访欧阳修。直到至和三年，二人才在京师见面。当时王安石只是一个群牧判官，然而欧阳修慧眼识人，初次与他相见，就对他极为赞赏，写下这首诗相赠。诗中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和政治才能，并且对他寄予厚望。
【赏析】
欧阳修是一位乐于援引人才的文坛领袖，尤其乐于奖掖后辈。比他年长的梅尧臣和比他小一些的苏舜钦，都受到他的大力褒扬。而眉山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包拯、吕公著等宋代名臣，都是因为欧阳修的大力推荐而得以进身入仕的。欧阳修和王安石私交密切。在这次赠诗之后，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里推荐了包拯、吕公著、王安石等人。从嘉祐元年起，他又多次向朝廷举荐王安石，称他“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认为可以委以重任。王安石收到欧阳修的这首赠诗后，也作诗答谢：“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奉酬永叔见赠》）
王安石任宰相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力推行新法。欧阳修虽然也主张政治变革，但是对变法持稳重态度，并不完全认可王安石的做法。他晚年曾建议停止青苗法，后人遂称王安石和欧阳修有嫌隙。其实王安石虽然政治主张和欧阳修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欧阳修本人是终身敬重的。欧阳修去世后，王安石写下深情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称欧阳修“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应该说，王安石不愧是欧阳修的知己。而后代有人称王安石高傲狂妄，欧阳修比之韩愈，王尚不满意，以孟子自诩（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这就有曲解之嫌了。清蔡上祥《王荆公年谱考略》对此有详细的批驳。
本诗开篇就高度赞扬王安石的才华，接着写自己已老而王安石风势正足。一以回顾，一以展望，俨然有前辈文坛盟主对后辈才人以盟主之位相许之意。“朱门”两句，写真正的才华不被一般权贵所赏识，惟有真正的知音能够欣赏。末两句写未见相思甚切，既见则欢欣长谈，收结稳重而情意悠长。
【诗人名片】
欧阳修简介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朝廷对文治教化的重视，加上印刷出版业、教育事业的发达，使得宋代文化高度发达。陈寅恪称：“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坛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很高的文学家，他们往往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都展示出惊人的才华。
欧阳修（1007－1072）就是这批文学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他是开创一代“宋风”的文坛领袖，在散文、骈文、诗歌、词、赋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了文学成就外，欧阳修还精研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由于他崇高的政治声望和文学创作的成就，欧阳修还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实际上的领导者，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士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阳修所器重的后辈文人、后来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欧阳修退休后赠其一首诗，赞美这位文坛先辈：“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仪动簪绅。此道推先觉，诸儒出后尘。”（《寄致仕欧阳少师》）欧阳修正是这样一位无论是道德品格、文学成就还是政治功绩，都值得后人敬仰的宋代文学家。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小官吏的家庭中。父亲欧阳观，曾做过军事推官，是一个廉洁善良的人，每次审理案件，都非常谨慎。欧阳修四岁时，欧阳观就去世了。但是母亲郑氏经常对欧阳修讲起他父亲的故事。欧阳观生前，常在晚上审读案卷，叹息再三。郑氏问是怎么回事，欧阳观说，这是死刑案件啊，我想救犯人却没有办法；要是我努力了而没能成功，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但是如果我没有尽力去救他们的话，死者肯定是有怨恨的。父亲清廉敬业的为官之道，对欧阳修后来的仕宦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也是一位可敬的女性。欧阳观为官清廉，去世后家中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郑氏带着孩子去投奔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对欧阳修很好，但他当时只是在随州（今属湖北）做一个小官，家中也很清贫。在艰苦的环境中，郑氏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买不起纸笔，她就折取芦苇代替笔，以沙地代替纸，教欧阳修识字。郑氏一生勤俭，欧阳修入仕后有了俸禄，郑氏依然教导他要俭以养廉。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在朝廷新旧党争中蒙受冤屈，遭到贬谪。孝顺的欧阳修生怕老母伤心，结果郑氏反过来安慰儿子说，欧阳家本来就是清贫的人家，我已经习惯了；只要你面对逆境能够心安，我就心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对欧阳修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母亲的教导下，欧阳修成长为求知欲极强的少年。家里没有书可读，就到处借书来抄读。他天资颖悟，往往书还没有抄完，就已经能够背诵。叔父欧阳晔高兴地说：“这个孩子将来不单单会光耀我欧阳氏的门楣，还将名重当世！”
随州的邻居中，有一户姓李的富裕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欧阳修经常去借书，和李家的儿子成了好朋友。一次，欧阳修偶然在李家的旧书堆里找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便请人家把这书给自己。带回来一读，韩愈那汪洋恣肆、深厚雄博的文风，一下将少年欧阳修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受到韩愈文风的深刻影响。欧阳修以后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他所提倡的新的文学风尚，正源于韩愈的创作和主张。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第一。之后参加国学解试，又名列第一。第二年正月，他参加礼部举办的贡举考试，再次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这次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晏殊。通过殿试后，欧阳修高中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当时的西京留守是钱惟演，这是一位爱好文艺的领导者，以手不释卷而闻名于世。钱惟演喜欢招揽人才，奖掖后进。在钱氏的幕府里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名士，包括张先、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后来在宋代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人士。洛阳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文学中心。
年轻的欧阳修在洛阳的文化环境中如鱼得水。他和尹洙、梅尧臣等人结为“七友”，经常诗酒唱和，并“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二十年后，欧阳修曾深情地回忆起在洛阳的这段青年生活：“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送徐生之渑池》）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中，一种新的文学风尚渐渐形成。以欧阳修为首的这批年轻文士，对当时场屋（科举考试的考场）中所流行的雕琢浮华的四六时文深为不满。他们学习韩愈的古文，提倡古文的创作，渐渐形成一个以文学革新为己任的集团。
欧阳修等人提倡古文，反对浮华堆砌的文风，重在文字简洁谨严。一次，钱惟演修建了一座双桂楼，请欧阳修和谢绛、尹洙各作一篇记。欧阳修的记最先写好，有一千字。尹洙看了说：“我只要用五百个字就够了。”于是欧阳修又对自己的文章作了一番砍削，改得只剩五百余字，谢绛作的记也有五百字。而尹洙所作的记只有三百八十字。欧阳修看后深深叹服，当晚就带着酒食去向尹洙请教写作古文的诀窍。得到尹洙点拨后，他重新写了一篇《双桂楼记》，比尹洙的记还少二十字，而且文章法度更加严谨。尹洙读后拍案叫绝，跟别人说：“欧九（欧阳修排行第九）真一日千里也！”（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仁宗景祐元年（1034），西京留守推官三年任满后，欧阳修回到东京（今河南开封）担任馆阁校勘一职。在宋代，馆阁是出名臣贤相的政府机构。在馆阁任职期间，欧阳修积极关注现实政治，对朝政的得失直陈己见。景祐三年，朝廷中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展开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以革新派的失败告终，范仲淹被贬职饶州知州。司谏高若讷不仅不能声张正义，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激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指责高若讷对新政人士的迫害。他因此而得罪守旧派诸臣，被贬职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但这篇酣畅淋漓的《与高司谏书》却成为宋代古文中传颂千古的名作。
夷陵地处僻远，欧阳修在这一段贬谪时期所作的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出身为谪客的伤感。但是和前人贬谪之作一味表现孤寂寥落不同的是，他在诗中往往努力化解心灵的创伤，表现出乐观自适的达观态度。在《黄溪夜泊》一诗中，他不无幽默地写道：“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这次贬谪夷陵有一年多的时间。此后几经周折，欧阳修于康定元年（1040）被调回东京，复为馆阁校勘。但是在此后的人生路途中，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又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仁宗庆历三年（1043），他知谏院。庆历五年，由龙图阁直学士降知滁州（今属安徽），庆历八年又改知扬州。在人生的逆境中，他并不气馁；当命运转向顺境时，他也并不欣喜若狂。在被贬谪到贫困僻远的滁州三年之后，宋仁宗觉得对他处罚不公，因此将他移去繁华富裕的扬州做知州。在离开滁州的送行酒宴上，欧阳修写下了这样一首笔调冷静的诗：“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别滁》）表现出理性冷静、不执着于个人得失的生命态度。
仁宗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丁母忧期满回朝，迁升翰林学士，此后仕途比较平顺。仁宗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达到了仕宦生涯的顶点。宋英宗即位后，欧阳修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宋神宗即位不久，欧阳修受到诬告，由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今属安徽）。神宗熙宁元年（1068），转兵部尚书，徙知青州（今属山东）。熙宁三年，又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就在这一年，他改号为六一居士。由于与当政者意见不和，欧阳修觉得该是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了。他累次上奏章要求退休，熙宁四年，终于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这年七月，他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他曾几度在这里为官或暂居。第二年，即熙宁五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辞别人世。
欧阳修对宋代文风的变革和宋诗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既是文坛巨匠，又是一代名臣，这种双重身份，是他推行新文风的有利条件。他爱惜人才，乐于培养人才。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比如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都是他的挚友。后来同他一起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俊彦。八大家中的另外两位苏洵和王安石，也都是由他引荐给朝廷的。
在宋初的文坛上，五代文风和浮靡华丽的西昆体盛行一时。在欧阳修登上文坛领袖的位置之前，国子监直讲石介已经开始对西昆体展开激烈批判，对年轻的太学生们影响很大。但是石介对西昆体的批判矫枉过正，结果太学生竞以险怪艰涩为尚，又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和好友梅尧臣一起主持礼部贡举考试。他利用这次选拔人才的机会，对怪僻生涩的“太学体”痛加洗刷，整顿文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叫刘几的，是“太学体”文风的代表。欧阳修阅卷的时候读到一份卷子，里面写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怪异的句子。欧阳修说：“这肯定是刘几。”于是在试卷上续了两句：“秀才剌（荒谬），试官刷。”然后拿红笔把这份卷子从头抹到尾，批了个“大纰缪”的评语，贴出场外。事后拆开糊名一看，果然是刘几。这次整肃对太学生们震动很大。两年后，欧阳修再次主持贡举，担任殿试详订官。他读到一份卷子，觉得文章写得畅达雅正，于是亲自擢为殿元（第一名）。等到宣布名次的时候，发现这份卷子是一个叫刘辉的人写的。结果有知情的人告诉欧阳修说：“这就是那位刘几，现在换了名字。”怪僻的“太学体”就这样终于从文坛上被肃清。
在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中，苏轼、苏辙、曾巩等都进士及第，后来他们都成为一代文章之士。嘉祐科举的得人之盛，历来为史书所称道。欧阳修从此成为公认的文坛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继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文章革新。从这里开始，古文这种文学样式历诸代而不衰，成为中国传统文章体式中的正宗。
新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散文创作，而且直接影响到宋代诗风。欧阳修对宋代诗风变革的贡献同样显著。他和友人苏舜钦、梅尧臣共同提倡一种“平易疏畅”（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舒卷自如的诗风。这种诗风得益于唐代韩愈诗歌“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文风。比起宋初馆阁诗人贫弱狭隘的西昆体诗歌，欧阳修等人倡导的新的诗风无疑内容更为广阔，更重视现实生活，也更加健康。在欧阳修的诗集中，有怜悯贫民之苦的《食糟民》，有同情边境百姓的《边户》，有关涉庆历党争的《重读徂徕集》，都是这一类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作品。梅尧臣赞美欧阳修的诗：“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寄滁州欧阳永叔》）他认为，欧阳修那些议论时政、褒贬现实的诗作，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
欧诗诸体皆擅，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有时不够准确。比如他古体学李白，《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就是模拟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作品。欧阳修自己对这首诗非常满意，有“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的自赞（叶梦得《石林诗话》）。然而这个评价并没有得到他人首肯。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里说“欧公善诗而不善评诗”，并认为《庐山高》“在公集中，亦属中下”。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
欧阳修少年时即喜爱韩愈的诗。除了学习韩愈诗的现实性内容外，在诗歌的形式上，他也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他善于以议论入诗，但是避免了韩诗部分作品枯燥艰涩的弊病。欧阳修的以文为诗，不仅仅体现在流畅的句式上，更表现在以古文的气势和结构来作古诗，使得诗歌具有体格峭健的风味。宋诗以议论见长，在这一方面，欧阳修也可谓开风气之先。例如《再和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等等，都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这种类似于政论文的笔墨，被他妥善安排在本以抒情见长的诗歌中，亦能够妥帖流畅，并无干涩之病。这种以文为诗的新风尚，对于后来的王安石、苏轼等人都有启发作用。宋代特有诗风的形成，欧阳修实为先导。
欧阳修并不是一个专力为词的词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他是“游戏作小词”。欧阳修自己也说，他填词的目的是以这种“薄伎，聊佐清欢”（《采桑子·西湖念语》）。他填词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和传统的。但是，欧词能自成一家。在词史上，欧词起到了承前继后的作用。在娱宾遣兴的五代花间词和抒情写志的北宋文人词之间，欧词成为一座桥梁。
欧阳修的大部分词作，取材不脱《花间集》的范围，以离愁别恨和儿女情长为主要题材。但其词风清新俊逸，艺术水准很高。他的词风与南唐词人冯延巳比较接近，以至于两人的词作常常混淆。对一些词作到底是欧阳修所作还是冯延巳所作，后人往往争论不已。比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就既见于欧阳修的《六一词》，又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总之，和当时词坛上的另外一位著名词人晏殊一样，欧阳修的词风未能完全摆脱五代词风的影响。清刘熙载《艺概》中称：“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说得更加具体：“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实际上，王国维等人的评价只看到了欧词的一个侧面，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在词的领域也和在诗文创作领域一样，表现出一种革新精神。这种革新，首先表现在他对词的抒情功能的拓展。欧词的确长于剪红刻翠和表现儿女之情，但是并不局限于此。屡遭贬谪的宦海浮沉经历，使得欧阳修对人生命运的变幻无端和宦海风波的艰险有着深切的体验。而这种深切的生命体验，往往见于他的词中。
比如他的《临江仙》词：“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又如作于至和元年的《圣无忧》：“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这首词回顾庆历新政失败后十年间自己的“世路风波”，感慨大好的青春年华已经耗去。他的愤懑，借“相见且欢娱”的反语表达。好酒劝醉，红袖倩扶，格调虽然还从《花间词》之旧，但其中对人生感慨的深度，却是花间词人所远远不及的。作于扬州的《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淮扬》一词，就是这种抒发词人人生体验和心态的代表词作：“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欧阳修潇洒疏朗的精神气质呼之欲出。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这种“小道”文体来抒情写志的方式，后来都为苏轼所继承。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辟了词的一重崭新天地。推本溯源，欧阳修实为先声。
有时候，欧词中这种宦海飘浮之感是借助于传统的写景方式隐约透露的。比如在欧阳修居官颍州期间写下的《采桑子》组词中，有这样一阕：“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题材虽是习见的伤春惜春，但其中透露出一种历经人世变幻后的宁谧静观，有着深层的哲理性，耐人咀嚼。
欧词的革新性还表现在对民间作品的学习。欧阳修作为一代儒宗，在诗文等传统文体中表现出的都是士大夫治国安民的面貌。独独在“小词”中，他却表现出旖旎情怀的一面。比如《怨春郎》（为伊家终日闷）用俚语入词，《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纯用口语白描。这些词反映出的词人旨趣，大异于欧阳修在一般人们心目中的儒者形象，因此惹起了众多后人的怀疑。反对欧阳修的一方从这些“艳词”出发，编造出许多风流韵事来诋毁欧阳修的人格；欧阳修的支持者们则根本否认这些词是欧阳修的作品。南宋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就说欧词中“有鄙亵之语一二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其实欧阳修作艳词，正说明他是用一种更加轻松、更加自然无拘束的心态来创作词的。这是真实的欧阳修的另一个侧面。
晚年欧阳修退居富有山水佳趣的颍州，常常泛舟颍州西湖之上，过着宁静逍遥的生活。颍州风景秀丽，物产丰美，“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要钱”（《寄河阳王宣徽》），欧阳修在这里渡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他这一时期写的自传《六一居士传》中，云“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描述了“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的逍遥生活。
欧阳修留下了卷轶浩繁的一百五十三卷《欧阳文忠公集》。王安石是欧阳修所提拔的后辈人才中的佼佼者，他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高度颂赞了欧阳修的道德修养和文学成就：“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论德论文，欧阳修都无愧于一代文宗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