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春雨初霁原文
临安春雨初霁
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临安春雨初霁句解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世味”即世情。人情世态浇薄，官场之中更有肮脏污浊之气，一旦投身其中就有不得已的苦楚。古代富贵之人的坐骑是马，贫贱之人只能骑驴。这里诗人自言“骑马”，暗示自己被征召做官。既然对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有如此深刻的体察和认识，缘何还要来到京华之地呢？作者似乎也没有想到朝廷会重新征召他，当他重新出来为官，心境无疑是复杂的，当初的满腔热情经当朝者的几番冷落，究竟还能残留几分？一方面是为国家效力的渴望，一方面却是人情浇薄的世态，两者之间的矛盾，使诗人颇有些迷茫无奈。“令”，教、使之意。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诗人住在临安城内的小楼之上，或许是夜不能寐，想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吧，春雨之声整夜在他耳边萦绕。这一句既寓有诗人淡淡的春愁，又有一种欣快之意，无论如何，经过春雨的洗刷，那些花花草草肯定会更加娇艳润泽。清晨春雨初霁之时，小巷深处传来阵阵的卖花声。卖花人走街串巷的卖花声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冲淡了春愁。这两句很容易让人想起南宋另一位著名诗人陈与义的名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陈与义这两句几乎可以概括陆游这整首诗的意境、内涵，但与陈诗相比，陆游此诗富有层次感，所传达的思绪在时间、空间上逐次展开，具有内在的诗情上的逻辑联系，更觉清新秀丽，诗情隽永。这一联诗备受后人赞叹，被认为有“唐人风韵”。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矮纸”，即短纸。东汉草书大家张芝认为，写草书应当在闲暇、闲适之时进行，要比写楷书更慢一些，事务匆促之际是不能寄情于草书的。“闲作草”即暗示诗人客居无事，有充分的空闲时间。“细乳”，据《茶谱》“婺州有举岩茶，其片甚细，味极甘芳，煎如碧乳”，或即指此。“分茶”是饮茶时进行的一种游艺，在宋代曾流行于社会上层，甚至还流传到金国的宫廷当中，今已失传。苏轼《浣溪沙》词也有“雪沫乳花浮午盏”之句。“分茶”也暗示诗人闲居多暇。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京城之中权势纵横，处处有肮脏龌龊的交易，置身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人心、人品、人情几乎都被玷污了。晋代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作缁”，说都城中的人情世故如无处不在的尘埃，一旦步入其中，素淡的衣物就会被染上污浊之色而变黑。诗人旅居在外，对人情冷暖体察殆尽，不禁为之慨叹。值得庆幸的是，他即将离开熙熙攘攘、权利熏人的京城，还来得及在清明之际赶回家乡。诗人这种“逃”的姿态，反衬出官场的污浊不堪，并与开头两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
临安春雨初霁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写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作者时年六十二岁，此前五年一直赋闲在家。这年春天，陆游重新被起用出知严州，并得到宋孝宗召见。这首诗即创作于诗人被召见后在临安小住之时。长期的闲居生活使诗人的济世之心不得舒展，他愈发苦闷。天子的召见本应是一展宏图的好时机，但孝宗对陆游关系国计民生的建议不予回应，只是劝慰他任职之余大可游历山水，吟诗作赋以求自乐。此次出外任职让陆游颇感失望。在上任之前，陆游访友品茗，以解不快。全诗写得清新俊逸，工丽细腻，新意叠出，生动传神，化用他人的词句而不留痕迹，显示了不凡的艺术匠心。这首诗也是陆游的代表作。
【赏析】
都城临安的一场春雨刚刚停止，天气转晴。在这样一个清新而明亮的春日，诗人的心境却略带消沉、黯淡。清代冯舒从这首诗的“光景气韵”即思想情感、艺术形式出发，推论此诗为作者的少年之作，那是误解。作者创作此诗时已经六十二岁了，壮志难酬，心绪郁郁不得其所，起起落落的官场生活更让他心生厌倦之情。除了抒发慷慨忠义之志的篇什之外，陆游诗中还有大量以闲适之心、精致细腻之笔曲尽士大夫日常生活情趣的作品，这首诗便可视为后一类诗的代表作。明代胡应麟认为“小楼”一联确实出色，但“不知已落诗余矣”（《诗薮》外编卷五），道出了这首诗歌的特点，即主要抒发一己之私情，而这在宋代主要是通过词（也称“诗余”）这种文体来表现的。清代纪昀批评此诗“格调殊卑，人以谐俗而诵之”，显然过于严苛，并非公允之论。其实，这首诗的特点恰恰在于工巧而亲切，富于生活气息，这种“谐俗”风格没什么不好。
【诗人名片】
陆游简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一位生活在八百多年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出身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世宦家庭。祖父陆佃曾受经学于王安石，颇得王安石的赏识；后举进士，官至尚书左丞，品行刚直。父亲陆宰是一位学者，以藏书丰富而闻名，官朝请大夫，直秘阁。他们都是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士大夫，在学术方面也有一定的修养和成就。陆佃的文学修养尤高，文集中有诗歌作品二百余首。山阴陆氏为大族，父辈中既有擅长文事的，又有精通武备的，与陆游同辈的人中也不乏以文章见称者，他们经常谈文论艺，切磋磨砺。这些对陆游日后的生活、思想以及文学创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陆游诞生在淮河舟中。他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宋朝腐败不堪、屡遭金国进犯的时候，民族危机极为严重。陆游出生的这一年，金人灭辽而成为宋朝最大的威胁。第二年，金兵即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幼小的陆游随家庭仓皇南逃，正如日后他诗中所言，“我生学步逢丧乱”。在兵荒马乱中，一家人常常“经旬不炊”。历尽千辛万苦，涉淮渡江，最后才逃归故乡山阴。后来金兵渡过长江南侵，陆家又出逃到外地，直到陆游九岁之时，金兵北撤，一家才重回山阴。可以说，陆游自幼就经受了祖国被侵略、民族遭受欺凌的巨大痛苦。他少年之时，即目睹长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他们个个希望能匡扶王室，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一洋溢着忠义之气的家庭氛围感染影响着陆游，使他受到最生动最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熏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深深植根在陆游的心灵深处。日后他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雄心壮志，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家庭、家族的影响下，陆游自幼好学不倦，“年十二能诗文”。陆家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家中丰富的藏书可以供他浏览阅读，父亲和与之往来密切的朋友也适时地对陆游的学习进行指导。陆游十三四岁时偶然看到父亲的藤床上摆有陶渊明诗集，“取而读之，欣然会心”，直到暮色降临也舍不得把书放下，读到兴起处索性连晚饭都不吃了。他从少年时就钟爱的诗人除陶渊明外，还有唐代诗人岑参和王维。陆游十七八岁时已经显露出卓异的文学才华，二十岁时以“菊枕”为题赋诗一首，为人传诵称道，崭露头角。
名门望族的背景，使陆游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但也给他带来婚姻上的不幸。大约在二十岁时，陆游和舅父唐闳的女儿唐琬结婚。两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且唐琬有较好的文学修养，与陆游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一婚事本应幸福美满，但陆游的母亲对内侄女唐琬却相当不满，婆媳矛盾最终无法调和，陆母硬是逼迫儿子与唐琬离婚。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下，陆游对母亲之命不能违抗，伉俪情深的夫妻被强行拆散。这场失败的感情婚姻给陆游带来了一生的伤痛，他的诗词作品如《沈园》、《钗头凤》等都是为此而作。
婚姻悲剧已属不幸，接下来陆游在仕进途中遭受了更大的不幸和打击。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赴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进士考试，名列第一。恰好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考试，名列陆游之后，秦桧为此大为恼怒。第二年礼部复试时，怀恨在心的秦桧找借口把陆游黜免。从深层次来看的话，陆游被黜的原因是因为他及其家庭、友人属于主战派，喜言抗战恢复，与秦桧为代表的主和妥协派势同水火、针锋相对。陆游在迈出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时就遭到无情的弹压和打击。秦桧死后的第三年，已经三十四岁的陆游才得到朝廷起用，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一年多后，经人保荐由地方调到朝廷任职，先后担任大理寺司直、枢密院编修官等职。因职务之便，陆游可以接近皇帝，耿直的他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提出不少建议。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赵昚即位。孝宗最初有志恢复中原，整顿军务，登用人才，朝中主战派开始受到重视。孝宗曾亲自召见陆游，赏识其学识和进谏时切中事理的言论，特赐他进士出身，加任太上皇（即宋高宗赵构）圣政所检讨官之职。陆游以为施展理想的时机到了，他向朝廷提出许多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抗金名将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都督江淮兵马，准备北伐。陆游积极为北伐之事出谋划策，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文书。
由于南宋内部的多方掣肘，张浚北伐失败。宋廷随即动摇了北伐中原的决心，重新回到屈服求和的路子。朝廷中的主和派重掌权柄，他们畏惧退缩，满足于苟且偷安，汲汲于同金人议和，签订了屈辱的议和条款。陆游直言谏诤，但无济于事。后来，陆游由于揭发孝宗皇帝的亲信大臣植党营私，引起孝宗的厌恶，被调任建康通判，不久改调京口（今江苏镇江）。此时张浚亦在这一带驻防，二人过从甚密，积极谋划重新北伐之事。但在张浚去世之后，陆游这种爱国之举竟被主和派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乾道二年（1166），陆游罢官还乡，开始闲居生活。报国之志不能实现，生活又陷入窘迫，陆游的心境很沉重。他屡次向朝廷申述，但都没有结果。
乾道六年（1170），四十六岁的陆游为解决生计问题，受命出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虽然算是重新出仕，但西行万里，又有一种被朝廷放逐的味道。陆游入蜀的盘缠是由朋友资助的，他沿长江西上，经过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穿过三峡抵达四川。一路之上，陆游饱览壮丽山川，考察风土人情，凭吊屈原、杜甫等人的遗迹。他把旅途见闻写成《入蜀记》六卷，这部著作对研究中国的地理沿革、民情风俗颇有参考价值。
夔州之任并不让陆游满意，一方面那里较为偏僻，少有志同道合的友人可以来往；另一方面官俸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夔州的任期将满，恰在此时主战将领王炎宣抚川陕，驻军汉中。王炎邀请陆游为幕宾，襄理公务。是年三月，陆游到达南郑前线，开始一段戎马生活。这段生活是陆游一生都在重温、回味的。他换上戎装，直接走上军事前线，置身官兵中间，真切感受到广大军民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忠诚。如果说他在夔州任职期间是萧索颓唐的，那么在汉中的军旅生活则是激情昂然的。他在雪中刺虎，在秋风中戍守要塞边关，无所畏惧。豪壮的军中生活让陆游的胸襟怀抱为之一开，诗歌创作的激情为之高涨，这段时间他写出许多热情奔放的爱国诗篇。因为公务的关系，陆游常来往于各地，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汉中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民众富有豪健侠义之气，主张把陇右一带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据地，虎视长安，经略中原，进可攻，退可守。但南宋王朝秉持的国策是妥协投降，无意于恢复故地，陆游这一套策略根本不可能实现。乾道八年九月，王炎被调离川陕，陆游改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后又担任蜀州等地的地方官。他的军旅生活仅半年多就结束了。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兼四川制置使，陆游获邀担任参议官，再一次来到成都。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和陆游曾经同处共事，有文字往来。此时的范成大身为西南军政大员，但他和陆游之间并没有因此疏离，二人不拘泥于俗常的礼法，处理完日常公务之后，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互相唱和。陆游一腔爱国之情无处发泄，索性放浪形骸，被同僚讥为颓放，他干脆就自号为“放翁”。他结交侠义之士、方外之人，并在文学创作上迸发出更大的热情。现实生活开阔了他的心胸眼界，他的诗艺也更加精熟，写出不少“寄意恢复”、刚健遒劲的作品。
淳熙五年（1178）春，陆游因诗名显赫而再度受到孝宗召见，出川东归，回到临安。他本希望朝廷能委以重任，但由于朝中政局仍陷于妥协投降的泥沼之中，孝宗本人对用兵抗敌之事更是畏首畏尾，他并未真正得到重用。陆游被派往福建、江西等地任职。淳熙七年在江西任上，当地遭遇严重的水灾，陆游亲自督率部下开仓取粮，派舟船载米救济灾民。他关心民生疾苦，却招致当权者的不满，又以“擅权”的罪名被罢职还乡。淳熙八年（1181）至十二年，陆游一直闲居于山阴，读书治学，躬耕田园，无奈地发出“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感慨。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已经年过花甲，又被重新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孝宗皇帝并不能真正理解陆游的宏伟抱负，他只是赏识陆游的诗赋才华，把他当作一个风雅诗人看待，劝慰陆游到山水秀丽的严州之后，在公事之余大可吟诗作赋以消遣自适。在严州任上，陆游以高度的责任感整顿吏治，革新弊政，政绩显著，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巧合的是，陆游的高祖陆轸也曾经作过严州太守，当地人为陆轸立祠纪念，并请陆游作记。在严州任职期间，陆游删选自己的历年诗作，予以刊刻，共计二千五百余首。在蜀中流寓这一段生活经历让他念念不忘，于是把诗集题为《剑南诗稿》。这是陆游诗歌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行世之后深得当时文坛的好评。
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改任吏部郎中兼实录检讨官。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光宗即位，陆游建议朝廷救弊兴衰，整饬朝政，修明法治，选拔人才，以实现中兴伟业。但沉缅在偏安享乐之风中的南宋朝廷已经没有什么进取精神，陆游满腔正气的进谏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奸佞权僚的嫉恨，以“嘲咏风月”、讥刺朝廷的罪名再次将他罢职。陆游在愤慨之余，把故居命名为“风月轩”，以表抗争之意。
自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去世为止，陆游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的田园中度过的。他远离名利场，笑傲于山水之间，以读书撰述为乐，“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度过了一段较为闲适的生活。他不在庙堂之上，“身杂老农间”，还亲身参加农业劳作，“种菜三四畦，蓄豚七八个”，晚年的很多诗作都真实反映乡邻百姓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的欢乐和痛苦。陆游本人的生活虽然窘迫，甚至偶有衣食之忧，但他不登权贵之门，不忘报国之志。他老而弥坚，读书撰文，吟诗作赋，创作精力极其旺盛，年过八十仍“无诗三日却堪忧”。在去世前的二十年间，他共有七千多首诗问世。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春，陆游抱着未见国土收复的遗恨，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仍不忘恢复中原、统一国家之事，嘱告儿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一叮嘱充溢着真诚而浓烈的爱国情怀，浸涵着诗人的血泪，直到今天依旧深深感染着读者。
陆游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异常丰富，诗人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留传到今天的约有九千三百余首，是宋代现存作品最多的诗人。
陆游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创作时期及诗歌风格的不同，大致可以把他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少年到中年入蜀之前，属于他创作的早期阶段。他早期诗歌突出的特点是重技巧、工藻绘，如诗人所言“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这些诗作偏重于在形式上模仿前人，并没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诗人后来删汰甚多。诗人早年颇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他私淑吕本中，师事曾几，浸染于二人的爱国情操，在诗歌艺术上接受“活法”、“悟入”的诗论，增进了艺术修养。他虽仿效黄庭坚等人的诗歌风格，但却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力，不为江西诗派所牢笼。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送七兄赴扬州幕》等。
第二时期主要包括在蜀和东归宦游两个阶段，前后近二十年。陆游深入抗金前线的军营生活，历览祖国雄奇壮伟的山川形势，加深了现实生活体验，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诗风也随之一变，改而追求一种宏肆奔放的风格境界。这种诗风与诗人渴望建奇功、树伟业的抱负和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以及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相契合。在这个时期，陆游的文学创作境界得到提升，“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雄放豪健之风的名篇，如《金错刀行》、《关山月》等，反映出时代的脉搏和广大人民的心声，与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态度迥然不同，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第三时期是六十五岁以后。这一时期除了时间不长的入都修史经历外，陆游生活相对闲适，主要以读书、写诗为务。这一时期的农桑生活和川陕从军之时相比，诗人自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何止明明两世人”。他诗作中的爱国主义主题一以贯之，同时反映农村生活、闲适情趣的作品明显增多。陆游晚年的诗作可谓洗尽铅华，由豪肆造于平淡，“笔墨之清旷，与心地之淡远，夷然相得于无言之表”（清翁方纲《石洲诗话》）。
纵观陆游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可谓无体不备，无体不工。他最擅长的诗体是七言诗，七古、七律和七绝的成就都很高，七律尤以对仗工整著称，“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清沈德潜《说诗晬语》）。
陆游内心渴望的是昂扬激奋、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的诗大都有着饱满的热情，神采飞扬，奔放雄健，兼有李白的飘逸奔放和杜甫的沉郁顿挫。近代梁启超称赞陆游：“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陆游在语言上追求平易晓畅，把恢宏雄放的气势寓于明朗晓畅的语言中，其诗歌语言的特点是简练自然，接近口语，正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所言：“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同时，陆游讲求整饬谨严之美，在结构上往往波澜叠起。这些都体现出陆游诗歌的个性特征。当然，他一生作诗甚多，有些未免流于浅近滑易，部分词句、诗意时有重复。但总体而言，陆游的诗歌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陆游的作品以诗为主，同时在其它文学体裁、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以余力为词，成就不如诗突出，数量也较少，但他的词作风格多样，兼有豪放与婉约两派的特点，正如明代杨慎《词品》所评价，“纤绝处似淮海（秦观），雄慨处似东坡（苏轼）”。他的词作同样宣扬爱国热情，屏绝纤艳，激昂感慨，和辛弃疾等爱国词家同一途辙。南宋刘克庄即把陆游、辛弃疾并举，称二人“一扫纤艳，不示斧凿”（《词林记事》）。
陆游著述之富在南宋文人中极为突出，除诗词外，还有《渭南文集》五十卷、《放翁逸稿》二卷、《老学庵笔记》十卷等。他的散文大都文字洗炼，结构明晰，风格雅健；写乡居生活的散文如《书巢记》、《居室记》等则淡雅隽永，富有情味。《老学庵笔记》内容丰富，所载多轶文故实，颇有史料价值。陆游在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他撰写的《南唐书》叙述简核有法，为史传文的名作。
陆游不但是诗人、作家、学者，而且还是书法家。据亲眼目睹陆游词作草稿真迹的宋代陈深记载，其书法“笔势圆熟”、“句法清真”，在不经意间有其妙处，“天真烂漫，姿态横生，种种可为师法，杂之杨凝式、大小米间，又何愧耶？”（《陆放翁词稿跋》）从流传至今的墨迹看，陆游用笔与苏轼极为相近。
陆游为南宋第一大诗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他和杜甫、苏轼相提并论。南宋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虽然诗学晚唐，但“实用陆（游）之法度”；江湖派诗人苏泂、戴复古直接从陆游那里获取思想和艺术上的营养。刘克庄濡染陆诗尤深，“务为放翁体”（元方回《瀛奎律髓》）。陆游作品中的爱国主题对后世影响最深，他饱含爱国精神的诗篇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