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原文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柳宗元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句解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衡岳”，指南岳衡山。据《九域志》载，衡山七十二峰，祝融、紫盖、芙蓉、石廩、天柱五峰最大。因为吕温去世时任衡州刺史，所以诗人联想到了衡山天柱峰。在诗人眼里，吕温的过世如同南岳衡山的天柱峰被摧折了一般，士人们形容枯槁、神色悲戚地聚会起来悼念他。作者以夸张的笔法极力刻画吕温的地位和影响，突出吕温逝世是士林的重大损失。他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中进一步描写这一场景：“君之卒，二州（道州、衡州）之人哭者逾月……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但后来也有人对这种写法提出批评，如苏轼就认为，“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不疑。吕温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杂著·柳子厚敢为诞妄条》）其实同为大诗人的苏轼，应该理解柳宗元的写法有艺术夸张的成份，不能简单评为诞妄，正如章士钊所说：“此可以夸张谥之，究不得曰诞妄。”（《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四）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青简”，即竹简，古代用以书写的狭长竹片，代指史书、典籍。“景钟”，春秋時期晋景公所铸之钟，《国语·晋语七》：“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后来即以“景钟”代指褒功。吕温的文章可以流传后世，可惜他卓越的政绩却不能得到朝廷表彰，被更多人所熟知。吕温任职道、衡二州时，革除积弊，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得到百姓爱戴。作者认为吕温不仅文章做得好，而且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应该勒名景钟，而在当时，这事显然不能如愿。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三亩”，指居所狭小，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悬磬室”，形容空无所有，极度贫困，语出《国语·鲁语上》：“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所在，后泛指墓地；“寄”，指吕温身故之后无法归葬故土，只能寄葬于他乡；“堂封”，指坟墓，《礼记·檀弓上》：“吾见封之若堂者矣。”据汉代郑玄注：“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吕温生前勤俭廉洁、生活贫苦，死后也不能归葬故乡，只能魂寄千里之外的任所，令人悲慨。此处作者巧妙地引经据典，既对仗工稳，又用事妥帖，可谓煞费苦心，清代汪森说这两句“用经传事极稳贴”（《韩柳诗选》）。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元龙”，三国时陈登，字元龙，据《三国志·魏书·陈登传》：“（陈登）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后人常以“元龙”代指英豪人物。诗人遥想在江陵的李景俭、元稹两位朋友，在夜半讨论天下英豪的时候，一定会多次为吕温的去世感到惋惜，正如当年刘备慨叹陈登一样。江陵古属荆州，此处用刘备、刘表评论陈登的典故，比拟江陵二侍御怀念吕温，可谓绝妙。陈登卒年三十九岁，吕温去世时年仅四十，同属英年早逝，将两人相提并论也十分贴切。诗人以这一联收束全篇，并点明题旨，将江陵李元二侍御的情感一并包含进来，既突出了众多友人对吕温的深厚情谊，也通过与陈登的对比，再次彰显吕温的地位与影响。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题解赏析
【题解】
刘二十八，即刘禹锡，他在同祖父的兄弟中排行第二十八，故称。这是唐人常用的称呼方式。吕衡州，指吕温，字和叔，曾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李元二侍御，指李景俭、元稹二人，此时都被贬谪江陵（今湖北荆州）。
吕温与柳宗元的友情十分深厚，两人共同师事陆质，而且有中表之亲（柳宗元有《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吕让系吕温的四弟），并且还同属王叔文改革集团，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关系亲密。永贞革新失败后，八司马被贬，吕温也被贬谪，先贬道州（今湖南道县），再贬衡州。元和六年（811）八月，吕温卒于衡州任所，年仅四十。吕温去世后，刘禹锡作《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本诗为和作，大约作于当年秋冬。诗人通过比喻用典，对逝者给予极高的评价，既突出了逝者的影响，又体现了深切的悼念之情，并通过对吕温的悼念，强烈地表达了诗人“不为世屈”的精神。
【赏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八司马被贬，此时同为王叔文集团成员的吕温因出使吐蕃未归，躲过一劫，但后来仍被朝廷寻机贬谪。听到吕温去世的消息后，柳宗元十分悲痛，接连写下多篇诗文寄托哀思，除本诗外，还有《祭吕衡州文》、《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等文章。吕温之死，对柳宗元的影响很大，不仅由于两人的深厚友谊，更重要的是柳宗元从吕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力图避免这种早逝于蛮荒的结果，但最终没能如愿，他在柳州贬所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
作者在本诗中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吕温的品行、才能，并处处寄寓哀惋之情，正如明末黄周星所评，“哀挽诗中最为得体”（《唐诗快》卷十）。全诗风格沉郁，用事精工，深沉的情感蕴涵于妥帖的用典之中，情、辞相得益彰。明末蔣之翘认为本诗“使事甚切而且化”（《柳集辑注》卷四十三），是很有道理的。
【诗人名片】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古代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这时的唐朝已不复全盛时期的兴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渐衰朽之路。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士人仍坚信唐朝会重振雄风，他们心中仍存有中兴的希望和信念，并竭尽全力地进行革新和救弊的努力，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与其家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柳氏属于名门望族，早在北朝时，柳、薛、裴三族就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柳宗元的八世祖起，柳家接连数代都任朝廷大吏。入唐后，柳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力量，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仅高宗一朝，柳家子弟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余人。但是在武后主政期间，柳氏一族受到严重打击，到柳宗元时，家族已从高门大族衰落为一般的地主阶层。柳宗元对祖上的功业充满向往，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柳氏家族。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柳镇在玄宗、德宗朝都曾做过官，品秩虽然不高，但很有风骨。在长期游宦过程中，柳镇对官场黑暗和底层民众生活有较深了解，写过不少富有正义感的诗文。柳镇虽然是个儒生，但并不迂腐，深知学、行兼顾的重要性。他人生态度积极，广交益友，他的品行和学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士族大姓范阳卢氏家族，她贤淑有识，文化素养很高，在操持家务之余，还亲自对柳宗元进行启蒙教育。柳镇长期在外为官，卢氏在家孝养老幼，饱经艰辛而无怨无悔，她的人格修养令柳宗元颇受教益。柳宗元九岁时，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中之乱爆发，这次割据战争使柳家饱受其苦，也使幼年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底层民众的苦难，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年少成名，十三岁时即写出《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颇受赞誉，被誉为“奇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与刘禹锡同科，他们后来结为好友。这时柳镇病逝于长安，柳宗元在守制期间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一位叔父处游历，在那里，他对唐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受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走上仕宦之路。他秉承父祖的教训，志向远大，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在入仕之后，柳宗元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力图有所建树。三年后，他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段时期，由于接触了很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实例，他改革时弊的愿望日益强烈，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砺，形成一定的声势。在这个圈子里，柳宗元是很有锋芒的人物，“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参加了力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时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顺宗有志改革弊政，王叔文集团得以主政。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积极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停罢“宫市”、取消苛捐杂税等。这次新政，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宦官、藩镇和保守官僚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太子李纯登基，即宪宗。“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被流放远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第二年，革新派领袖王叔文在贬所被赐死。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对革新人士极为仇视的当权派并未罢手，他们挑唆唐宪宗下诏，称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柳宗元等人来说，这是个极其残酷的打击，他们带着绝望的情绪分赴边地。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奉母抵达永州贬所。当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半年后，其母卢氏即因病辞世。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下层民众疾苦，饱览永州奇山异水，写下诸多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溪居》、《渔翁》、《江雪》等作品均为此时所作。贬居永州时期，柳宗元独处一隅，知交零落，苦闷彷徨又无计可施，昔日的志向与抱负更是无从谈起，正所谓“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再加上环境艰苦，水土不服，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以至于“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宪宗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回到京师。三月，又远迁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官职虽然略有提升，任所却更加僻远，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柳州自然环境恶劣，“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柳宗元到此如入异域荒城，心中十分失落。但他在慨叹自己的不幸之余，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在柳州积极施政，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开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情绪始终比较低落。这次流放远州，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已经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文中，往往可见其雄心不再后的颓放，“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种郁结的心情使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大赦，经宰相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已经病殁，时年四十七岁。当地居民在罗池建庙纪念他。现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冢。
对柳宗元来说，贬谪永、柳二州，在政治上当然是极度失意，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宋代欧阳修分析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突出，他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论说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成果斐然。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在唐代诗人中，他属于创作数量较少的一位。但柳诗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人认为柳宗元的文胜过诗，但他诗歌的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前人评论柳诗，大多认为他继承陶渊明传统，如宋代苏轼曾这样评价：“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杨万里也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陶、柳二人生活际遇、思想性格均有很大差别，仔细品味两人的诗风，实际上也还是有所不同：陶诗自然淡泊、平和旷远，而柳诗则于清丽之中包蕴着忧怨峻峭。
柳宗元矢志于政治革新，却连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精神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抑郁、悲愤、怨怒和挣扎的痕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使柳宗元在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格调简淡质朴，情感沉厚丰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清峻委曲，这一点在山水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存柳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题材广泛，众体兼备，叙事、咏史、寓言、山水、抒情等体裁各具特色。
除诗歌之外，柳宗元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沧浪诗话》的作者宋代严羽认为“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二人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还和韩愈一起在中唐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己出”等一系列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这些寓言讽刺现实，形象生动，篇幅短小而波澜起伏，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等为其代表作，《封建论》被晚清林纾誉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除文学成就之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提倡“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元气的运动。他还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认为人事祸福、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天命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封建论》中肯定郡县制，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诸家。他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自称“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认为儒家的五经是“取道之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就是说，儒道是根本。但他也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韩非、刑名、纵横等诸子百家，与儒学并不对立，都“与孔子同道”，应该“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与韩愈在很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像韩愈那样排佛。他精通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
在中国历史上，柳宗元以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深邃广博的思想、清峭凝练的文风，卓然屹立于文化名人之林。他一身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哲学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情怀。他一直以政治追求为目标，最终却以文学和哲学成就闻名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