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宗元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9-09 14:51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原文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柳宗元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句解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宿云”,昨夜郁积的云;“洲渚”,水中的小块陆地,《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者曰渚。”“村坞”,即村庄。清晨的阳光洒满远近的村庄,昨夜积聚在洲渚上空的乌云已消散无踪。晓日使宿云消散,而宿云之起又是因为下雨的缘故,虽看似无意,其实环环相扣,是很高妙的手法。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清澈的水池边耸立着高大挺拔的树木,阵风过处,吹落了昨夜残留在树叶上的雨滴。前三句都是静态的描写,“风惊”一句则转为动态刻画,一个“惊”字,将整个画面写活了。以上两联都是白描景物,不带主观色彩,藉此引出下联物我相得、互为友朋的意旨,明唐汝询赏析说:“宿雨初霁,树间余点未消,风触之而散洒,若惊之使然。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之物皆良朋也。”(《唐诗解》卷十)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诗人独自散步溪边,心如止水,平静地欣赏雨后清新的早晨,体察大自然的奇妙与美好;他静静地面对所有的景物,仿佛与它们互为宾主,成了知心的朋友。这两句颇具哲理意味,具有后人所说的“理趣”。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揭示了审美活动中的移情作用,正是诗人心境与景物间的相互交融,才创造出这样一种人与物相得益彰的意境。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正是由于心境的空明,才能体察到宇宙大化的节奏、自然万物的韵律,才能物我交融。这两句与李白诗“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宗元作品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题解赏析

【题解】

这是诗人在永州迁居愚溪后创作的诗歌之一,大概作于前篇《溪居》之后。愚溪北池,当指诗人在《愚溪诗序》中所称的愚池:“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本诗语句似随手拈来,毫无雕琢之迹,却又内蕴丰富,意境飘逸,正如明人孙月峰所评价的,具有“澹而腴”(《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三)之美。

【赏析】

这首诗写雨后独行所见所感,借鉴水墨写意画法来写景寄情。通过精心捕捉的艺术形象,体现出诗人徜徉山水、心神俱远的思想感情。以无事之心,成宁远之境。高步瀛认为:“(愚溪)诸诗皆神情高远,词旨幽隽,可与永州山水诸记并传。”(《唐宋诗举要》卷一)诗中作者将客观景致与主观情感糅合一处,达到物我浑融的境界,并运用巧妙的构思,将诗题一一落到实处。题目中的“雨后”、“晓行”、“愚溪北池”等语,在诗中都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那么,“独至”二字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层意思其实是通过尾句体现出来的:正由于独至,方可与自然景致互相欣赏,互为宾主。这是作者运思高明之处,前人也已看到这一点,如近人王文濡所评:“心与物化,结句是‘独至’二字反衬法。”(《唐诗评注读本》卷一)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宗元作品

【诗人名片】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古代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这时的唐朝已不复全盛时期的兴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渐衰朽之路。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士人仍坚信唐朝会重振雄风,他们心中仍存有中兴的希望和信念,并竭尽全力地进行革新和救弊的努力,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与其家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柳氏属于名门望族,早在北朝时,柳、薛、裴三族就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柳宗元的八世祖起,柳家接连数代都任朝廷大吏。入唐后,柳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力量,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仅高宗一朝,柳家子弟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余人。但是在武后主政期间,柳氏一族受到严重打击,到柳宗元时,家族已从高门大族衰落为一般的地主阶层。柳宗元对祖上的功业充满向往,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柳氏家族。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柳镇在玄宗、德宗朝都曾做过官,品秩虽然不高,但很有风骨。在长期游宦过程中,柳镇对官场黑暗和底层民众生活有较深了解,写过不少富有正义感的诗文。柳镇虽然是个儒生,但并不迂腐,深知学、行兼顾的重要性。他人生态度积极,广交益友,他的品行和学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士族大姓范阳卢氏家族,她贤淑有识,文化素养很高,在操持家务之余,还亲自对柳宗元进行启蒙教育。柳镇长期在外为官,卢氏在家孝养老幼,饱经艰辛而无怨无悔,她的人格修养令柳宗元颇受教益。柳宗元九岁时,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中之乱爆发,这次割据战争使柳家饱受其苦,也使幼年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底层民众的苦难,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年少成名,十三岁时即写出《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颇受赞誉,被誉为“奇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与刘禹锡同科,他们后来结为好友。这时柳镇病逝于长安,柳宗元在守制期间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一位叔父处游历,在那里,他对唐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受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走上仕宦之路。他秉承父祖的教训,志向远大,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在入仕之后,柳宗元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力图有所建树。三年后,他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段时期,由于接触了很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实例,他改革时弊的愿望日益强烈,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砺,形成一定的声势。在这个圈子里,柳宗元是很有锋芒的人物,“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参加了力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时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顺宗有志改革弊政,王叔文集团得以主政。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积极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停罢“宫市”、取消苛捐杂税等。这次新政,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宦官、藩镇和保守官僚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太子李纯登基,即宪宗。“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被流放远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第二年,革新派领袖王叔文在贬所被赐死。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对革新人士极为仇视的当权派并未罢手,他们挑唆唐宪宗下诏,称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柳宗元等人来说,这是个极其残酷的打击,他们带着绝望的情绪分赴边地。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奉母抵达永州贬所。当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半年后,其母卢氏即因病辞世。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下层民众疾苦,饱览永州奇山异水,写下诸多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溪居》、《渔翁》、《江雪》等作品均为此时所作。贬居永州时期,柳宗元独处一隅,知交零落,苦闷彷徨又无计可施,昔日的志向与抱负更是无从谈起,正所谓“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再加上环境艰苦,水土不服,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以至于“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宪宗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回到京师。三月,又远迁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官职虽然略有提升,任所却更加僻远,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柳州自然环境恶劣,“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柳宗元到此如入异域荒城,心中十分失落。但他在慨叹自己的不幸之余,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在柳州积极施政,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开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情绪始终比较低落。这次流放远州,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已经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文中,往往可见其雄心不再后的颓放,“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种郁结的心情使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大赦,经宰相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已经病殁,时年四十七岁。当地居民在罗池建庙纪念他。现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冢。

对柳宗元来说,贬谪永、柳二州,在政治上当然是极度失意,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宋代欧阳修分析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突出,他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论说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成果斐然。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在唐代诗人中,他属于创作数量较少的一位。但柳诗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人认为柳宗元的文胜过诗,但他诗歌的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前人评论柳诗,大多认为他继承陶渊明传统,如宋代苏轼曾这样评价:“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杨万里也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陶、柳二人生活际遇、思想性格均有很大差别,仔细品味两人的诗风,实际上也还是有所不同:陶诗自然淡泊、平和旷远,而柳诗则于清丽之中包蕴着忧怨峻峭。

柳宗元矢志于政治革新,却连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精神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抑郁、悲愤、怨怒和挣扎的痕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使柳宗元在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格调简淡质朴,情感沉厚丰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清峻委曲,这一点在山水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存柳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题材广泛,众体兼备,叙事、咏史、寓言、山水、抒情等体裁各具特色。

除诗歌之外,柳宗元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沧浪诗话》的作者宋代严羽认为“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二人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还和韩愈一起在中唐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己出”等一系列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这些寓言讽刺现实,形象生动,篇幅短小而波澜起伏,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等为其代表作,《封建论》被晚清林纾誉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除文学成就之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提倡“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元气的运动。他还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认为人事祸福、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天命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封建论》中肯定郡县制,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诸家。他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自称“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认为儒家的五经是“取道之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就是说,儒道是根本。但他也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韩非、刑名、纵横等诸子百家,与儒学并不对立,都“与孔子同道”,应该“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与韩愈在很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像韩愈那样排佛。他精通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

在中国历史上,柳宗元以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深邃广博的思想、清峭凝练的文风,卓然屹立于文化名人之林。他一身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哲学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情怀。他一直以政治追求为目标,最终却以文学和哲学成就闻名后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宗元作品

更多柳宗元的诗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