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潮原文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望海潮句解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开头三句寥寥数笔，便把杭州的地貌、历史重要性有力地总结出来，气势博大，笼罩全篇。杭州位置重要、为东南地势优越便利之处，向有“东南第一州”之称；杭州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三吴地区繁华的大都会。“形胜”，地理形势优越便利的地方。“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古称“三吴”，这里代指东南地区。“钱塘”，即杭州。这几句字字铿锵，笔端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杭州的特点。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画桥边栽种着成排的杨柳，含烟惹雾；居民家放下挡风的帘子，张挂翠色的帷幕，显得富贵雅致。这个美丽的城市人口众多，高高低低的房子里，住户超过十万家。“风帘”，挡风的帘子；“翠幕”，翠绿色的帷幕。“参差”，形容房屋高低错落；“十万人家”，据《宋史》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杭州户口即超过十六万，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更是达到二十万户以上。在柳永生活的时代，杭州确实已有数以十万计的户口人家，这句并非夸张，而是实指，表现出一种开阔博大的气魄，整首词的气格为之振起。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这三句由市内说到郊外：钱塘江堤边沙路上栽种着一行行高大的树；树木环堤而栽，一个“绕”字，明写树木，实写长堤迤逦曲折的态势。钱塘江潮水澎湃浩荡，怒涛涌动，如卷起堆堆霜雪；这条宽阔无边的大江，就是杭州城天然的壕沟。“天堑”，天然的深沟，这里形容钱塘江地势险要。词中写到杭州秋景，“怒涛卷霜雪”当指钱塘江潮。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城内街市上更是一派物阜民康的盛世景象，市场里摆满珠宝等珍贵商品，每家每户都满是绫罗绸缎，大家争相比夸谁更豪华奢侈。杭州的富庶繁荣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但词人抓住“珠玑”、“罗绮”两个细节，很典型地反映出杭州商业的繁荣和市民的富裕。“珠玑”，泛指珠宝之类珍贵饰物；“罗绮”，华丽的丝织品。两者都是妇女常用的妆饰服用之物，暗示城中声色之盛。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下片将视线转移到杭州的湖山胜景，重点描写西湖。“重湖”，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成里湖、外湖，故称“重湖”；“叠巘”，重叠的山峰，这里指西湖边的灵隐山、南屏山等重重叠叠的山岭；“巘”指小山。杭州湖山之美，词人用“清嘉”二字概括，赞美其清秀美丽。山上有九月盛放的桂子、湖中有十里荷花。这两种花是杭州的典型景物，词人一笔总括不同季节的两种花，写得凝炼有力，捕捉到了西湖乃至整个杭州最美的韵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三秋”，秋季的三个月；“桂子”，即桂花；传说西湖的桂花是月中桂花飘落而来，唐宋之问《灵隐寺》诗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句。“十里荷花”，曾任杭州太守的白居易在《余杭形胜》诗中称“绕郭荷花三十里”。“三秋”、“十里”上应“十万人家”，下连“千骑高牙”，词人充分利用这些数量词，造成一种雄浑豪放之气。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羌笛曲和采菱的歌声；而吹羌笛的渔翁和唱菱歌的采莲姑娘，都快快乐乐，享受着他们的幸福生活。“羌管”，即羌笛，古代羌族发明的管乐器；“弄晴”，在晴和的天气中荡漾。“菱歌”，采菱时所唱的歌；“泛夜”，在夜空中飘荡。此处“弄晴”、“泛夜”互文见义。“嬉嬉”，嬉戏无忧的样子；“莲娃”，采莲女。这几句生动地描绘出西湖居民的快乐生活。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本词是一首投献词，所以在词的末段笔墨集中在达官贵人出游的场景，暗示杭州富庶美好的生活应归功于这位郡守大人。众多随从簇拥着郡守高高的牙旗，这位太守大人威武而不失风雅，饮酒听乐，欣赏山水胜景。“千骑”，成群的马队，形容随从之多；“高牙”，高高的牙旗。牙旗是以象牙为饰的大旗，一般为大将所用；这里称“高牙”，可能暗示这位郡守曾为大将，有武职仕履。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异日”，他日，以后；“图将”，用图画加以描绘。“凤池”，即凤凰池，本指禁苑中的池沼，魏晋时所设中书省地近宫禁，接近皇帝，后来便用凤凰池指代中书省。结尾两句点明投献之意，谓郡守政绩出众，当被朝廷召还，那时他合将杭州好景画成图本进献朝廷，以此夸示于同僚；言外之意，曾在杭州任职的达官贵人们都视此地为其夸耀的资本，再从侧面烘托西湖之美。
望海潮题解赏析
【题解】
《望海潮》词调始见于《乐章集》，当是柳永所创的新声。这首词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婉转谐和的音律，浓墨重彩地展现“东南第一州”杭州的繁华壮丽景象。此词是柳永描写都市繁华的代表作，完美体现了柳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特色。词人紧紧抓住杭州的特色，写其市容之繁富、湖山之秀丽，极态尽妍，传神入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了一个传闻：“此词流播，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宋杨湜《古今词话》认为此词是投献给杭州太守孙何的。据他记载，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但孙任杭州太守时门禁甚严，柳永欲见之而不得，遂作《望海潮》词，通过名妓楚楚歌唱，这才得到拜会孙何的机会。近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考证认为，此词并非投献孙何，而是献给另一位曾任杭州太守的孙沔的。薛氏推断此词大约作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然而这个时间距柳永去世很近，由此词雄阔的气势来看，恐难认定是该年所作。
【赏析】
这首词以自豪的口吻，铺叙和赞美杭州的富庶、美丽。词中铺叙杭州地势优越、人烟稠密、市场繁荣、生活豪奢等优胜之处，尤其突出了西湖风物之美、湖山之胜。此词艺术构思颇具匠心，上阕从多个角度写杭州的繁盛气象，下阕则集中笔墨描画西湖，以点带面，铺陈得体。作者以铺叙见长，但此词并未尽力铺陈，而是抓住杭州几处典型事物，以高度概括的笔墨加以点染，疏密相间，重点突出，而杭州的整体之美也就呼之欲出了。
词中数量词的使用尤见匠心，“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或实写，或虚指，或夸张，营造出高迈豪放的气势。整首词所表现出来的博大宏阔格调，已颇近于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至于“怒涛卷霜雪”等句，即使放在苏词中也毫不逊色。应该说，这首词展现了柳永词开阔、豪放的另一面。虽然是一首投献之作，却绝无卑琐气息。在咏歌太平盛世、湖山胜景的作品当中，这首词显得卓荦出群，气格高华。
金主完颜亮闻歌而起投鞭渡江之志的传闻不尽可靠，但这也恰恰说明此词艺术感染力之强。南宋诗人谢驿（字处厚）显然也听到过这个传闻，他特意写了一首诗慨叹说：“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诗人名片】
柳永简介
北宋时期，都市生活比较繁荣。上自王公权贵、下至广大市民，对文化生活都有更多需求。在这种时代需求推动下，由唐代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的词体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形式上由小令发展到慢词，同时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也有所拓展，一方面更深入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这个过程中，柳永曾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专业词人，以毕生精力为词开疆拓土。两宋词终能万紫千红，蔚为大国，柳永实在功不可没。
柳永的词作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远及西夏。据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传声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词影响之大。他的词对后世词家及金元戏曲、明清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当时从皇帝宋仁宗、宰相晏殊到一般文人学士多视柳永为“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鄙视他俚俗浮艳的词风。宋仁宗斥责过他的“淫冶讴歌之曲”（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宰相晏殊讽刺他作“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情词（宋张舜民《画墁录》）；同时词人张先讥诮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阮阅《诗话总龟》引《艺苑雌黄》），后辈苏轼则批评秦观沾染柳词作风（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词注），李清照也说他“词语尘下”（《论词》）；王灼称他的影响为“野狐涎之毒”（《碧鸡漫志》卷二）。后世对他的指斥更是屡见不绝。
柳永一辈子沉沦下僚，潦倒终生。正因为如此，官修《宋史》没有他的传，当时文人学士正式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他的材料。他的生卒年、家世、仕履、羁旅行踪等等，都罕有记载。《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避暑录话》等宋人笔记里偶有零星记载，也是各书传闻异辞，难得确切一致的资料。这位杰出的词人，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根据后人从方志中搜集到的一些柳永事迹，结合宋人笔记的记载和《乐章集》所载柳永词作，我们始能对他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勾勒如下。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家族内排行第七，世人又称他为柳七。他是福建崇安人，先世由河东（今山西永济）迁来。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有六个儿子。南唐灭福建王氏后，长子柳宜、次子柳宣都入仕南唐；宋灭南唐，二人又入宋为官。柳崇死后，柳宜奏请守孝三年，虽然因朝议不许而没有实行，但受到当时人称赞。柳宜即是柳永的父亲，入宋后登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梁灏榜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柳永是幼子，他和哥哥柳三复、柳三接都以才学知名，当时号称“柳氏三绝”。柳永大约生于父亲中进士前后，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或四年左右。
柳家是一个奉行儒学的仕宦世家，柳宜兄弟六人都曾为官，其中柳宜等三人中过进士。柳三复、柳三接也都考取进士，柳三接与柳永同榜登第。另外，柳永的儿子柳涚、侄子柳淇等人也都考取进士，入仕为官。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又身为“柳氏三绝”之一，可想而知，柳永不可能真的蔑视和弃绝科考。事实上，早年柳永对博取功名充满信心，向往着“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长寿乐》）。不幸的是，他的科举入仕之途极不顺利，虽然我们不确知他参加过多少次科考，但大致可以断定，在最终考取进士之前，他从未停止过应考之事。
在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愤激地宣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并表示要在“烟花巷陌”、“偎红倚翠”中求得快意。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清沈雄《古今词话》等记载，这首词也传到了宋仁宗耳中，这位“留意儒雅”、“深斥浮艳虚华之文”的皇帝不悦地说：“此人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好填词去。”有的记载这句话作“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的科考之路大概由此更蒙上了一层阴影，屡遭黜落。有的记载说，他从此便无奈地自称“奉旨填词”。有人以此指责他儇薄浪荡，有人以此赞许他脱略功名，甚至有人认为他具有反抗精神，不与统治者合作，都未免以偏概全。他词中分明说“明代暂遗贤”，意在说明君是明君，自己也是贤臣之材，只是被“暂遗”罢了；“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一个“偶”字，也表明他的不甘心失败。词中其实不乏欲重新振作的意思。他之所以改名柳永，可能就是为了减少三变这个原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柳永的少年时光是在帝都汴梁度过的，本来就喜欢混迹于乐工、歌妓之间；科场失意后，他更加放浪形骸，“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了“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鹊桥仙》）的漫游生涯，曾西游成都、长安，遍历荆湖、吴越。这些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他大量以秦楼楚馆和羁旅行役为题材的词作。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求取功名。经过长期努力，柳永终于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这时他已经年近五旬了。然而登第之后，他仕途始终蹭蹬不得志，只得到一些低微的职位，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令、监昌国晓峰盐场、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等职，辗转于各地。直到六十岁左右，他还在为磨勘改官之事而奔波。他官终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这样一段宦海生涯，使柳永深感失落，他不少词作充满了对宦游生活的厌倦之情，甚至产生退隐的念头。如《定风波》（伫立长堤）称“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长相思》（画鼓喧街）说“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感叹“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尾犯》（晴烟幂幂）则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图利禄，殆非长策”。这类抒写“游宦成羁旅”（《安公子》）的词，在他的词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
生性浪漫而又放诞不羁的柳永，确实对平康巷陌、罗绮围绕的生活方式念念不忘。但自幼形成的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刻，在各地任职期间，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有“名宦”之目。他曾任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官，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记载：“名宦柳耆卿，尝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上面所引柳永《长相思》中“名宦拘检”之语，可为佐证。元代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记载柳永所作《鬻海歌》（又名《煮海歌》），此诗详述海滨盐民制盐的过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揭露当时地主、官僚和奸商对盐民的残酷剥削，诗中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对盐民充满同情；他还希望朝廷改变盐铁政策，造福百姓，“愿广皇仁到海滨”、“化作夏商周时节”。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卷五称赞这篇《鬻海歌》“洞悉民疾，实仁人之言”，并有诗云：“积雪飞霜韵事添，晓风残月画图兼。耆卿才调关民隐，莫认红腔昔昔盐。”道出对柳永“名宦”一面的尊敬。可惜在大多数宋代以来的记载中，柳永已被定格为浪子词人，对他的这另一面全不提及。
柳永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卷八）。他的词集《乐章集》留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应该不是他词作的全部。这些词作，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写羁旅行役情怀；一类写“偎红倚翠”的生活及男女之情，主要是写给歌妓的情词；一类写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等内容，歌咏太平。与五代南唐相比，他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都有所拓展。
在柳永之前，并不是没有写羁旅行役内容的词，但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羁旅行役词的作家。他入仕之前，曾长期漫游；登第以后，又辗转各地为官。他到过的地方很多，前面提到的汴梁（今河南开封）、睦州（今浙江建德）、昌国（今浙江定海）等以外，据方志和他的词作，他还到过：杭州、苏州、扬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词里常常借登山临水的所见所闻，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落魄、不得志文人的悲哀和慨叹。《戚氏》（晚秋天）、《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是这类词的代表作。相对于五代多写闺阁闺情的词风而言，这种表达怀才不遇、失意痛苦心灵的作品可谓境界大开，将传统诗歌言志、缘情的功能移植到了词的领域。这类词作也蕴涵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打破了五代词狭小的表现空间。
柳永写了不少反映秦楼楚馆生活和男女之情的词作，其中有放纵的欢娱、俗艳的调笑，也有别离的怅惘、真切的思念，其佳者率真大胆、深挚动人，但也有气格不高、用语滥俗甚至恶俗的作品。这类作品鱼龙混杂，给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上流社会及一般士大夫眼中，他就是“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的代表，他们极其鄙视他的为人和他的词品。虽然自五代、宋初以来艳词占据词坛主流，很多身居高位的词人也写艳词，但他们不过以此为消遣点缀。像柳永这样全身心投入地把填词当一件正经事情来做，尤其是热衷于写歌妓情词，则被士大夫们认为有伤大雅，无法容忍，正如南宋张炎所论，“风月二字，在我发挥，（柳永、康与之）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词源》卷下）。不过，他们也承认柳词中像《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作品洵属佳作。
宋仁宗统治时期，号称太平盛世，所谓“家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城市经济更是空前繁荣，汴京、杭州、苏州等都是很繁华的大都市。柳永是个颇具“市民意识”的作家，他热爱这种繁华富庶的城市生活，《乐章集》中有不少描写都市繁华的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写东京汴梁，“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这个时期“游观之盛，冠于前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节日期间，上自宫禁，下至市井民间，都有名目繁多的游赏活动。柳永以热情的笔调歌咏这一切，他的词中有描写元宵灯节的，如《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墄管变青律）；有描写寒食清明踏青的，如《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有描写金明池夺标赐宴的，如《破阵乐》（露花倒影）；还有描写七夕的、重阳登高的、为皇帝祝寿的，等等。他的词艺术地再现了“隆宋气象”，可以说是词中的《清明上河图》，极富感染力。宋人范镇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舆胜览》）李之仪也说：“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姑溪居士文集》）甚至有传闻说，金主完颜亮就是听了柳永的《望海潮》，向往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提兵南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与所表现的内容相适应，柳永大量创制慢词，并多方探索其创作手法，使词在体制上趋于完备。柳永并不是慢词的创始者，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词人。现存柳词二百余首，其中八十字以上的慢词达一百二十多首，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慢词比小令的篇幅加大，可以表现更丰富的内容、更复杂的情感，令词下笔简净、略着一二景物点缀之类的作法不再适应这种容量更大的词体。柳永吸收传统赋体、诗体、民间词等的写作特点，逐渐摸索出一套“以赋为词”的铺叙手法。概括地说，就是“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近代夏敬观《手评乐章集》）。比如他的《戚氏》（晚秋天），是罕见的篇幅超过二百字的长调慢词，分三叠，写游宦失意并追念往日京城生活的欢乐，内容虽多，而谋篇布局层次分明，“章法一丝不乱”（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柳永的其他慢词也大都具有开阖有序、布置停匀、结构完整、血脉贯通的特点。这种铺叙手法在他手里运用纯熟自如，既可以横向铺叙，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宛如一轴图画长卷；又可以纵向铺叙，如《锦堂春》（坠髻慵梳），叙事性很强；当然，更多时候他采用交叉铺叙的方式，如《戚氏》（晚秋天），由眼前景物写到追怀旧游，又由旧游经历落回到天涯孤旅。在他的铺叙法中，虚词的灵活运用是一种重要手段。
柳永词继承民间词的传统，在表达上具有即景生情、直抒胸臆的特点。无论是羁旅词、妓情词、抒怀词还是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他都写得酣畅淋漓，极态尽妍，与文人词讲究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美学追求颇异其趣，故后人认为他“哀感顽艳，而少寄托”（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征璧语）。他善用白描手法，而语言浅显直露，明白如话，俚俗口语随处可见，明显带有民间词的风味，这与他主要与歌妓、乐工合作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些并不能概括柳永词的全部特点。事实上，他的词也并非一味直白浅俗，像《雨霖铃》、《八声甘州》等杰作，境界开阔高远，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即使是对柳永颇有微辞的苏轼、王国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不减唐人”、“格高千古”。以上种种，世人或褒或贬，然而它们共同形成了柳永词所独有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屯田蹊径”或“柳氏家法”。
柳永词风实际影响甚大，有人甚至认为“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宋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安世《平斋杂说》）。在词的领域雄心勃勃的苏轼对弟子秦观“学柳七作词”表示过不满（《花庵词选》），但苏轼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当他遇到善歌的幕士时，也不禁询问其人对自己的词与柳永词的看法（宋俞文豹《吹剑续录》）。可见他对柳永其实颇为重视，他说自己“自是一家”，等于承认柳永是足以分庭抗礼的另“一家”。清人冯煦批评柳词“好为俳体，词多媟黩”，但又承认他“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蒿庵论词》）。
柳永晚年流落润州，潦倒不堪，贫病而死，死后停殡于僧寺。后来王安礼出任润州太守，出钱将他安葬。据嘉定《镇江志》，王安礼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任润州太守，而据柳永之侄所作墓志铭，这时柳永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由此上推，他的卒年大概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柳永词深受歌妓、乐工及下层民众喜爱，他们真切同情他的遭遇。据祝穆《方舆胜览》记载，他“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说他死后“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这类记载未必可信，但至少反映了民众对柳永的态度。这类传闻在后世流传甚广，还被编成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妓春风吊柳七》、院本《变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等小说、戏曲故事。有人还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柳永的热爱和支持。宋徽宗宣和年间，侍郎刘岑（字季高）与人谈论歌词，力诋柳永，“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谓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南宋徐度《却扫篇》）
柳永当然不是完美的词人，他的词作也确实时有气格不高、内容失之庸俗等弊端，然而他“北宋巨手”的地位却不容置疑。正如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所说：“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