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行原文
少年行
杜甫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
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少年行赏析
唐人崇尚昂扬之少年精神，故多有以《少年行》为题作歌者。李白曰：“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王维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令狐楚曰：“霜满中庭月过楼，金樽玉柱对清秋。当年称意须为乐，不到天明未肯休。”甚至僧人贯休也作《少年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他如王昌龄、张籍、李嶷、刘长卿、杜牧、张祐、韩翃、施肩吾并有依题之作，有人且不止一首。杜公之《少年行》与李白、王维同一格调，实是盛唐精神的余响。
少年行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