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怀古原文
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句解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王濬”，西晋益州的刺史，也是西晋平定东吴的首功之臣。据《晋书》记载，王濬伐吴时“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楼船”即由此得名。太康元年（280），王濬统率由这种高大的楼船组成的强大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金陵”即南京城，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都城，因楚威王曾在此地埋金镇压王气而得名；“王气”，一种迷信说法，指帝王居住之地所笼罩的奇彩异气，古人认为它与国家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收”，在这里是消散褪尽的意思。
诗的首联中，作者遥思千古，下笔有神，独具只眼地截取了两个重要的历史片断。“楼船下”与“王气收”，一写晋军鼓帆顺流、奋勇直下的浩大声势，一写东吴日薄西山、黯然覆灭的悲惨境遇。两句声势相接，语气间不容发，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时间过程被完全省略了，仿佛楼船一“下”而金陵王气即“收”，整个东吴王朝的灭亡，似乎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诗意极为冷峻有力。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三、四句以两个史实成对。“千寻铁锁”是借物言史，当时东吴亡国之君孙皓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对抗晋军，曾经下令用千寻铁链封锁长江江面，“又作铁椎，长丈余，暗藏江中”，合天险与人工之力，负隅顽抗。然而王愬针锋相对，先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复用小舟载火，“燃烛烧之”，结果横江铁链都被烧断，沉入江底；东吴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只能接受举国覆灭的现实。“一片降幡”，指太康元年王愬旌麾南下，直指金陵，吴主孙皓走投无路，率众投降的场面。“千寻铁锁”对“一片降幡”，益显出前者外强中干之势。这两句点出了历史的必然性，任你东吴如何倚天险、设严防，在晋朝大军面前，都不过是枉费心力的无用之举。这里的江水，暗指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沉埋江底的千寻铁锁，正是东吴王朝被历史抛弃、湮没的绝妙象征。“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五、六两句气势沉浑，警策精工。这里的“往事”本指东吴覆亡，作者以点带面，在前面冠以“几回”二字，则简要而有力地概括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在金陵建都的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事实。“山形”指西塞山。朝代更替，而山川依旧；从这鲜明的对比之中，越发能看出历史那风云变幻的面貌来。这里的“伤”字，也并不仅仅是针对六朝的兴废而生发感慨，更隐含着作者反思历史、审视现实而引发的深切忧虑。山川之险并不可恃，它仅仅是历史演进潮流中的见证；其他一些外部条件，同样不可倚恃。而唐朝的统治者若不能以史为鉴，牢记教训，那么这一时的兴盛，势必也将成为后人眼中可“伤”的“往事”了。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四海为家”是海内归附、国家统一的意思。作者表面上是在讴歌唐王朝的一统局面，实则透露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隐忧。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象积重难返。虽然朝廷对藩镇用兵的举措暂时削平了部分叛乱，但太平景象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政治腐败，宦党倾轧，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这些都将成为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导火线。因此，作者着重渲染故垒萧萧、芦花漫天的悲凉气氛，与前面六朝覆灭的历史事实遥相呼应，显然存有告诫警示之意。尾联兴发郁勃，用笔深曲，饱含忧患意识。
西塞山怀古题解赏析
【题解】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作者由夔州调往和州担任刺史。他沿江一路东下，在途经西塞山时，即景生情，油然而生缅怀古迹之意，更结合当时藩镇割据、攻战连年、社会动荡、国力日衰的社会现实，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咏史之作。“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面的长江边，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军事要塞，居于长江中游，岚横秋塞，山锁洪流，地势十分险要。诗中作者以点带面，从西塞山的历史入手，转写整个六朝的兴亡更替，并从中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来；字里行间既充溢着苍凉厚重的历史感，更流露出他对国家时局的深切忧患之情，堪称唐朝咏史诗中的出类拔萃之作。
【赏析】
全诗思接千古，兴发万端，更有情理相映之妙，将身世之慨、家国之叹与卓越的历史识见融为一体。据《唐诗纪事》等书记载，此诗系作者于白居易家中所作，当时白居易招刘禹锡等人聚会吟诗，刘禹锡“满引一杯，饮已即成”，首先写成这首诗，可见其创作时酣畅淋漓的气象。白居易看了之后大为叹服，说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白居易等三人为之罢唱，不再继续作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此诗的高超境界来。
【诗人名片】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字梦得，原籍河南洛阳，中唐杰出诗人、作家。他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是中唐文坛上耀眼的明星，都属于诗文兼擅的作家。刘禹锡出身儒学世家，曾祖刘凯、祖父刘锽、父亲刘绪都曾经在朝中担任官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而率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从此居住在江南一带。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禹锡生于嘉兴县嘉禾驿后。刘禹锡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氛围浓厚。他的父亲刘绪是一个典型的儒学士大夫，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刘禹锡自幼便深受家学影响，他聪明早慧，谦恭好学，正如他本人在《刘氏集略说》中所写的那样：“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九岁以前，他就已经跟随著名诗僧皎然、灵澈学习诗歌写作，并深得老师们的赞赏。当时的著名诗人权德舆更是对他推举有加。刘禹锡从小便博览群书，除儒家经典之外，对诸子百家、医药天文也多有涉猎，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这些对他以后人生观的形成、文艺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少才俊的刘禹锡离开家乡，北上长安，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贞元九年（793），他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之后，再登吏部取士科，被正式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由此踏上跌宕起伏、坎坷多变的仕途。
刘禹锡颇有政治抱负，在《华山歌》中，他借华山的高大形象表明志向：“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贞元十六年（800），经杜佑举荐，刘禹锡被任命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后又随杜佑前往扬州幕任掌书记。两年之后，他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在杜佑幕期间，他参与讨伐徐州乱军，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戎马生涯，开拓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御史台任职时，与韩愈、柳宗元等为同僚。当时唐王朝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如地方藩镇割据，朝中宦官专权，国家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刘禹锡结交王叔文等有识之士，他和柳宗元等一批年轻官员在王叔文的领导下，积极研究、讨论政治革新问题，开始成为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贞元二十一年（805）初，唐德宗李适病死，顺宗李诵即位。唐顺宗立志改革弊政，并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实行政治革新，时号“二王、刘、柳”。这次革新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王叔文等针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混乱局面，实行了减免税赋、取缔宫市、惩罚贪官、放还宫女、裁汰冗员、遏制藩镇等一系列措施。在这个时期，刘禹锡由监察御史擢任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主要工作是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王叔文对他很信任，“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顺宗实录》）。刘禹锡是革新派的核心成员。他把这次革新视为实现政治抱负、展示个人才华的大好机会，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来信、接待众多来访者，废寝忘食，操劳不辍。刘禹锡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受到王叔文等称赏，甚至称许他有“宰相器”（《新唐书》本传）。
“永贞革新”推出的不少措施受到民众欢迎，“人情大悦”。然而，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怎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这两派势力之间本来矛盾重重，此时又暂时勾结起来，抓住建储问题穷追猛打，对革新派展开疯狂的反扑。永贞元年（805）八月，已中风的唐顺宗被迫“内禅”，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历时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宪宗上台之后，“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甚至杀害，王叔文被赐死，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也被流放远州。刘禹锡开始被贬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赴任途中，又改迁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与他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柳宗元等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对他们的迫害还不算完，唐宪宗又下诏书，说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刘禹锡等人来说，这是个很沉重、很残酷的打击。他带着理想破灭、仕途失意的痛苦和独居荒僻之地的孤独，在朗州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漫长时光。在此期间，他写了《游桃源一百韵》、《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篇，表达了自己对顺宗的感激之意、对故友的思念之情，以及惨遭贬谪之后的低沉心境。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顶着强大的压力，继续留心治道。个性坚强耿直的他还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
元和九年末（815），朝廷征召刘禹锡、柳宗元等回京。他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准备重新振作起来，力图有所作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却再度降临到他的头上，起因竟是因为一首诗。元和十年（815）三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去长安玄都观看花，他触景生情，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诗中以桃花比新兴权贵，讽刺极为辛辣，以至“执政不悦”，“一坐飞语，如冲骇机”。宪宗与宰相武元衡本来就对刘、柳等人没有好感，于是借机欲将刘禹锡调任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柳宗元则被任命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都是更为荒凉偏僻的所在。柳宗元上言，以为播州荒僻，而刘禹锡有老母在堂，难以俱往，愿以柳州易播州，自己代替刘禹锡前往播州。御史中丞裴度亦以禹锡老母为言力请，刘禹锡才被改任连州刺史。他在连州任刺史五年。在此期间，他对政局仍然极为关心，写了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的诗作，歌颂平藩将士的丰功伟绩，也表露了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改任刘禹锡为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刺史。他仔细考察当地情况，向朝廷上了《夔州论厉害表》，希望新皇帝穆宗能够察纳雅言，关心朝政。然而穆宗反应冷漠，这令刘禹锡极其失望。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诗歌，都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郁闷心情。
在谪居朗州、夔州等地的这段时间里，刘禹锡的诗歌风格也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了转化。他开始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出《竹枝词》、《堤上行》、《浪淘沙词》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民歌体乐府诗。
长庆四年（824）夏天，刘禹锡又被调任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他从夔州出发，沿途游览名胜。在谪居朗州、连州、夔州、和州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询访疾苦，关心民瘼，不失其操守。但长期的贬谪生涯使他的精神极度苦闷，从贬官朗州开始，与僧徒颇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把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调任和州两年之后，他奉旨卸任返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两人从此诗文往还密切。这次会面，他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同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立意高远、发人深思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刘禹锡被授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洛阳）的闲职，次年由裴度等人举荐，转归长安（今陕西西安）任主客郎中。故地重游，诗人不免心情激荡，一入京城，便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前还有小序一篇，旧事重提，表现出内心的骄傲和喜悦之情，表达了决不因屡遭报复而向权贵妥协的意愿。
大和三年（829），经时任宰相的裴度荐举，刘禹锡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在集贤院任职，意味着有机会出任要职。刘禹锡本想借此机会干一番事业，可是朝中的宦官之祸和朋党之争却愈演愈烈。大和五年（831），裴度被排挤出朝，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同年他调任苏州刺史，在任上全力救灾，赈济灾民，苏州人民后来把他与另两位在苏州刺史任上颇有政绩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贤”，建三贤堂，岁时致祭纪念。后来刘禹锡又曾转任汝州（今属河南）、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开成元年（836），又因足病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从此退居洛阳，与白居易、裴度等人诗酒唱和，过着“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的生活。但对于抱持积极入世态度、热心政治革新的刘禹锡来说，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他选择这种林下生活，实出于无奈，所以言辞之中仍时见愤慨。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刘禹锡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次年七月，他病逝于居所，享年七十一岁，朝廷赠兵部尚书，葬于荥阳县西檀山原。一代诗人，终于走完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在去世之前，他曾撰《子刘子自传》，在结尾的铭文中悲叹：“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可见他是带着政治才干不得施展的遗憾抱恨终天的。
统观刘禹锡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艰难与波折。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几十年内，他辗转奔波于“巴山楚水凄凉地”之间，并不断经历政敌迫害、亲人病逝、故交零落等种种痛苦。然而在这重重磨难之中，他却表现出自强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无疑是他内心的最佳写照。
刘禹锡的本意，并不是仅仅以诗成名，然而最终他还是主要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而留名青史。唐诗发展到中唐以后，出现了韩诗、白诗并立的局面，前者奇横峭拔，后者通俗浅白，并各领一时风骚，推动了诗歌演变的新潮流。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等人都有深厚的友谊，经常以诗歌酬唱赠答。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不被时风所左右，最后终于在两者之间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全新道路。在诗歌史上，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禹锡诗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民歌体乐府诗、政治讽喻诗、咏史诗以及新兴的诗歌体裁—令词。在长期谪居远州的岁月里，他有意识地以屈原为榜样，学习这位大诗人创作《九歌》的精神，从民谣杂讴中汲取精华，从而开创出一种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诗风来。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作品，思想健康向上，语言质朴无华，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更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情，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他的政治讽喻诗往往运用比兴手法，托物以讽，言此及彼，寓犀利于委婉之中，同时又能抓住事物最具典型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去，通过细节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绝句》等作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尤为脍炙人口。作为获罪被逐的谪臣，刘禹锡不便直接倾诉心中的愤懑之情，于是他巧妙地采取咏史、怀古的办法，借古言今，将忧国感时、臧否人物、抒发怀抱等诸多因素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大大拓宽、提升了咏史诗的思想境界。在写作咏史、怀古诗的过程中，他特别擅长通过对物象的描写来传情达意，如著名的《金陵五题》诗（包括《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等杰作），风景之中自饶深慨，言约旨微，辞浅境深，深具风人遗意。此外，刘禹锡也是较早写作词的文人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流丽，摇曳多姿，《潇湘神》、《忆江南》等作品笔触空灵，构思巧妙，代表着词体初备阶段的最高成就；对于后来五代、宋词的兴盛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首创之功。
就对各种诗歌体裁的把握而论，刘禹锡也堪称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清人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称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无论是长篇古风，还是律诗、绝句，刘禹锡都能做到随体赋形，得心应手，表现出全面而深厚的才华和笔力。而各体之中，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每为后人津津乐道，明末王夫之赞为“小诗（按：即绝句）之圣证”，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更指出“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由刘禹锡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些赞誉之辞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诗歌可以说是诗人人生体验的集中反映。而刘禹锡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终身都在探究生命的真谛。他曾著《天论》三篇，与柳宗元探讨哲学问题，并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等观点。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曾称他为“诗豪”。确实，他的诗风豪迈壮阔，昂扬向上，充满了浪漫雄奇的想像和乐观主义精神，其中不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充满辨证精神的精粹诗句。更重要的是，他作诗如为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也树立起一个董道不豫、自强奋进、正直高尚的理想人格形象，其光辉足以远追前贤，启迪后人。他的诗歌今存八百余首，内容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世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