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先主庙原文
蜀先主庙
刘禹锡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蜀先主庙句解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首联起笔即大为不凡，以“天下”与“千秋”对举，大气磅礴，格调浑厚。“天下英雄”，这里借用相关历史典故：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一代枭雄曹操对各地豪强极为轻蔑，惟独对刘备激赏不已，青眼独加，曾经作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高度评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备的英武气质与杰出才能。这一句直接截用曹操语中“天下英雄”四字，后面添一“气”字，便觉有庙堂气象，且浑然一体，正如清人纪昀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而“千秋凛然”直承上句而来，起到拓展时空的作用，认为刘备的“英雄气”足可纵横鼓荡于千秋百代之间。这两句直抒胸臆，突兀警挺，笔力足可扛鼎。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三足鼎”，是形象的说法，指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争霸的历史局面。“五铢钱”，汉武帝时期所铸造的通行货币，王莽篡汉之后即被废止，直到东汉建立之后才又恢复使用。此诗题下有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恢复五铢钱，暗喻刘备兴复汉室的雄心。这一联具体写刘备的功业，言简意赅，只用短短十个字，便概括出其逐鹿天下、建立蜀国、继承正统、光复汉室的英雄事迹，笔墨精省而表现力甚强。刘备起初势力微弱，在汉末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中几经颠扑，才确立自己的势力，与曹操、孙权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其间之艰难可知；惟其如此艰难不易，方显出其“业复五铢钱”的英雄业绩之大。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颈联中诗人笔锋一转，由赞颂转入慨叹。“相”指著名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他不但才华出众，智慧过人，更为刘备的帝王之业鞠躬尽瘁，立下汗马功劳，故而诗人在这里对他给予充分肯定；“得相”则承上述刘备功业，指出他识拔任用诸葛亮的眼力和气度。“儿”指刘备之子刘禅，比起父亲来，这位蜀汉后主极其昏庸无能；诸葛亮死后，他先是放弃抵抗，举国投降曹魏，后又沉耽声色犬马，全无复国的打算，是以诗人痛斥其“不象贤”，与前句一扬一抑，一褒一贬，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象贤”，语出于《礼记·士冠礼》，指能够继承先祖功绩的贤能之才。这两句正反对比，诗人一方面叹惋刘备开创的功业最终未能完成，深叹创业之难、败业之易；另一方面似乎对刘备本人也隐约加以批评，何以长于任贤，而短于教子呢？诸葛“相”之贤能与刘备“儿”之暗弱，形成一对正反对比；刘备“得相”之明与“生儿”之暗，又形成一对正反对比。正反相形，自寄寓无限感慨。在本联中，诗人并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援引相关的历史事实来暗示自己的态度，寄慨遥深而不动声色，深得转接之妙。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尾联用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据《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后主降魏之后，被迁到洛阳，封安乐县公。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令蜀国故妓歌舞，座中旁人大多为之感怆，唏嘘不已，惟独后主喜笑自若。当司马昭问他是否思念故国时，后主竟说出“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话来。其麻木不仁、不惜先业竟至于此，亡国为虏也是势所当然。此诗尾联表面写歌妓，实则是以小见大，暗指刘备死后，子孙不肖，最终导致蜀国灭亡的历史事实。出语冷峻含蓄，与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异曲同工，含有不尽的嗟悼之意。
蜀先主庙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脍炙人口的咏古诗作于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蜀先主庙”，即三国时期蜀汉先主刘备的祠庙，故址在夔州白帝城。诗中采用对比手法，先是缅怀刘备的杰出功业，又写其身亡国灭的后事；不但抒发古今兴亡之慨，更包涵着诗人对这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深刻洞见和清醒认识。诗的用意实在于借古讽今，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相结合，从而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赏析】
这首诗名为怀古，实为讽今。作者在诗中先是高度赞扬了刘备的丰功伟绩，后又谴责其子刘禅的荒淫误国。结合时代背景来看的话，中唐时期的几个皇帝大多昏庸无能，朝纲败坏，奸臣当道，甚至由宦官把持朝政。昔日强盛一时的大唐，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然而执政者不关心国势国运，却把力量用在打击异己、迫害诗人这样忠直为国的革新者上，与后主的败国行为又有何异呢？作者写作此诗的时候，唐穆宗刚刚即位，此诗表达了作者微言讽喻、忧患不已的一片苦心。
【诗人名片】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字梦得，原籍河南洛阳，中唐杰出诗人、作家。他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是中唐文坛上耀眼的明星，都属于诗文兼擅的作家。刘禹锡出身儒学世家，曾祖刘凯、祖父刘锽、父亲刘绪都曾经在朝中担任官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而率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从此居住在江南一带。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禹锡生于嘉兴县嘉禾驿后。刘禹锡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氛围浓厚。他的父亲刘绪是一个典型的儒学士大夫，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刘禹锡自幼便深受家学影响，他聪明早慧，谦恭好学，正如他本人在《刘氏集略说》中所写的那样：“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九岁以前，他就已经跟随著名诗僧皎然、灵澈学习诗歌写作，并深得老师们的赞赏。当时的著名诗人权德舆更是对他推举有加。刘禹锡从小便博览群书，除儒家经典之外，对诸子百家、医药天文也多有涉猎，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这些对他以后人生观的形成、文艺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少才俊的刘禹锡离开家乡，北上长安，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贞元九年（793），他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之后，再登吏部取士科，被正式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由此踏上跌宕起伏、坎坷多变的仕途。
刘禹锡颇有政治抱负，在《华山歌》中，他借华山的高大形象表明志向：“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贞元十六年（800），经杜佑举荐，刘禹锡被任命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后又随杜佑前往扬州幕任掌书记。两年之后，他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在杜佑幕期间，他参与讨伐徐州乱军，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戎马生涯，开拓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御史台任职时，与韩愈、柳宗元等为同僚。当时唐王朝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如地方藩镇割据，朝中宦官专权，国家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刘禹锡结交王叔文等有识之士，他和柳宗元等一批年轻官员在王叔文的领导下，积极研究、讨论政治革新问题，开始成为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贞元二十一年（805）初，唐德宗李适病死，顺宗李诵即位。唐顺宗立志改革弊政，并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实行政治革新，时号“二王、刘、柳”。这次革新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王叔文等针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混乱局面，实行了减免税赋、取缔宫市、惩罚贪官、放还宫女、裁汰冗员、遏制藩镇等一系列措施。在这个时期，刘禹锡由监察御史擢任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主要工作是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王叔文对他很信任，“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顺宗实录》）。刘禹锡是革新派的核心成员。他把这次革新视为实现政治抱负、展示个人才华的大好机会，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来信、接待众多来访者，废寝忘食，操劳不辍。刘禹锡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受到王叔文等称赏，甚至称许他有“宰相器”（《新唐书》本传）。
“永贞革新”推出的不少措施受到民众欢迎，“人情大悦”。然而，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怎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这两派势力之间本来矛盾重重，此时又暂时勾结起来，抓住建储问题穷追猛打，对革新派展开疯狂的反扑。永贞元年（805）八月，已中风的唐顺宗被迫“内禅”，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历时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宪宗上台之后，“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甚至杀害，王叔文被赐死，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也被流放远州。刘禹锡开始被贬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赴任途中，又改迁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与他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柳宗元等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对他们的迫害还不算完，唐宪宗又下诏书，说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刘禹锡等人来说，这是个很沉重、很残酷的打击。他带着理想破灭、仕途失意的痛苦和独居荒僻之地的孤独，在朗州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漫长时光。在此期间，他写了《游桃源一百韵》、《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篇，表达了自己对顺宗的感激之意、对故友的思念之情，以及惨遭贬谪之后的低沉心境。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顶着强大的压力，继续留心治道。个性坚强耿直的他还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
元和九年末（815），朝廷征召刘禹锡、柳宗元等回京。他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准备重新振作起来，力图有所作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却再度降临到他的头上，起因竟是因为一首诗。元和十年（815）三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去长安玄都观看花，他触景生情，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诗中以桃花比新兴权贵，讽刺极为辛辣，以至“执政不悦”，“一坐飞语，如冲骇机”。宪宗与宰相武元衡本来就对刘、柳等人没有好感，于是借机欲将刘禹锡调任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柳宗元则被任命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都是更为荒凉偏僻的所在。柳宗元上言，以为播州荒僻，而刘禹锡有老母在堂，难以俱往，愿以柳州易播州，自己代替刘禹锡前往播州。御史中丞裴度亦以禹锡老母为言力请，刘禹锡才被改任连州刺史。他在连州任刺史五年。在此期间，他对政局仍然极为关心，写了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的诗作，歌颂平藩将士的丰功伟绩，也表露了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改任刘禹锡为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刺史。他仔细考察当地情况，向朝廷上了《夔州论厉害表》，希望新皇帝穆宗能够察纳雅言，关心朝政。然而穆宗反应冷漠，这令刘禹锡极其失望。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诗歌，都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郁闷心情。
在谪居朗州、夔州等地的这段时间里，刘禹锡的诗歌风格也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了转化。他开始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出《竹枝词》、《堤上行》、《浪淘沙词》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民歌体乐府诗。
长庆四年（824）夏天，刘禹锡又被调任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他从夔州出发，沿途游览名胜。在谪居朗州、连州、夔州、和州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询访疾苦，关心民瘼，不失其操守。但长期的贬谪生涯使他的精神极度苦闷，从贬官朗州开始，与僧徒颇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把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调任和州两年之后，他奉旨卸任返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两人从此诗文往还密切。这次会面，他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同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立意高远、发人深思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刘禹锡被授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洛阳）的闲职，次年由裴度等人举荐，转归长安（今陕西西安）任主客郎中。故地重游，诗人不免心情激荡，一入京城，便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前还有小序一篇，旧事重提，表现出内心的骄傲和喜悦之情，表达了决不因屡遭报复而向权贵妥协的意愿。
大和三年（829），经时任宰相的裴度荐举，刘禹锡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在集贤院任职，意味着有机会出任要职。刘禹锡本想借此机会干一番事业，可是朝中的宦官之祸和朋党之争却愈演愈烈。大和五年（831），裴度被排挤出朝，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同年他调任苏州刺史，在任上全力救灾，赈济灾民，苏州人民后来把他与另两位在苏州刺史任上颇有政绩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贤”，建三贤堂，岁时致祭纪念。后来刘禹锡又曾转任汝州（今属河南）、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开成元年（836），又因足病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从此退居洛阳，与白居易、裴度等人诗酒唱和，过着“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的生活。但对于抱持积极入世态度、热心政治革新的刘禹锡来说，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他选择这种林下生活，实出于无奈，所以言辞之中仍时见愤慨。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刘禹锡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次年七月，他病逝于居所，享年七十一岁，朝廷赠兵部尚书，葬于荥阳县西檀山原。一代诗人，终于走完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在去世之前，他曾撰《子刘子自传》，在结尾的铭文中悲叹：“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可见他是带着政治才干不得施展的遗憾抱恨终天的。
统观刘禹锡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艰难与波折。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几十年内，他辗转奔波于“巴山楚水凄凉地”之间，并不断经历政敌迫害、亲人病逝、故交零落等种种痛苦。然而在这重重磨难之中，他却表现出自强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无疑是他内心的最佳写照。
刘禹锡的本意，并不是仅仅以诗成名，然而最终他还是主要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而留名青史。唐诗发展到中唐以后，出现了韩诗、白诗并立的局面，前者奇横峭拔，后者通俗浅白，并各领一时风骚，推动了诗歌演变的新潮流。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等人都有深厚的友谊，经常以诗歌酬唱赠答。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不被时风所左右，最后终于在两者之间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全新道路。在诗歌史上，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禹锡诗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民歌体乐府诗、政治讽喻诗、咏史诗以及新兴的诗歌体裁—令词。在长期谪居远州的岁月里，他有意识地以屈原为榜样，学习这位大诗人创作《九歌》的精神，从民谣杂讴中汲取精华，从而开创出一种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诗风来。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作品，思想健康向上，语言质朴无华，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更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情，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他的政治讽喻诗往往运用比兴手法，托物以讽，言此及彼，寓犀利于委婉之中，同时又能抓住事物最具典型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去，通过细节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绝句》等作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尤为脍炙人口。作为获罪被逐的谪臣，刘禹锡不便直接倾诉心中的愤懑之情，于是他巧妙地采取咏史、怀古的办法，借古言今，将忧国感时、臧否人物、抒发怀抱等诸多因素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大大拓宽、提升了咏史诗的思想境界。在写作咏史、怀古诗的过程中，他特别擅长通过对物象的描写来传情达意，如著名的《金陵五题》诗（包括《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等杰作），风景之中自饶深慨，言约旨微，辞浅境深，深具风人遗意。此外，刘禹锡也是较早写作词的文人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流丽，摇曳多姿，《潇湘神》、《忆江南》等作品笔触空灵，构思巧妙，代表着词体初备阶段的最高成就；对于后来五代、宋词的兴盛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首创之功。
就对各种诗歌体裁的把握而论，刘禹锡也堪称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清人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称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无论是长篇古风，还是律诗、绝句，刘禹锡都能做到随体赋形，得心应手，表现出全面而深厚的才华和笔力。而各体之中，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每为后人津津乐道，明末王夫之赞为“小诗（按：即绝句）之圣证”，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更指出“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由刘禹锡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些赞誉之辞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诗歌可以说是诗人人生体验的集中反映。而刘禹锡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终身都在探究生命的真谛。他曾著《天论》三篇，与柳宗元探讨哲学问题，并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等观点。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曾称他为“诗豪”。确实，他的诗风豪迈壮阔，昂扬向上，充满了浪漫雄奇的想像和乐观主义精神，其中不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充满辨证精神的精粹诗句。更重要的是，他作诗如为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也树立起一个董道不豫、自强奋进、正直高尚的理想人格形象，其光辉足以远追前贤，启迪后人。他的诗歌今存八百余首，内容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世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