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其二）原文
竹枝词（其二）
刘禹锡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竹枝词（其二）句解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诗的开头以桃花和春水起兴。“上头”，在这里是山顶的意思。这两句用墨精省，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鲜艳生动的阳春山水图来。且看那怒放的山桃花，有如红色的云彩一般笼罩着山顶；而碧绿清澈、奔流不息的江水，则时时拍打着山崖，发出清亮的声音。作者想要描写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青春少女，即目所见，都是如此美丽的景色，她那多愁善感的心灵又怎会平静呢？睹风景、思远人，万种柔情自然是不吐不快，这就为后面将山花与江水比作人情埋下了伏笔。短短十四字，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奠定了全诗活泼清新的基调，又为其后的巧妙比喻作了铺垫，给读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像余地。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诗的一、二句用兴，而三、四两句则承上作比。我们的女主人公面对这美丽的风景，继而联想到自己那炽烈火热的爱情，不由得长长地叹惋了一声：那姹紫嫣红、却须臾凋零的桃花，多么像情郎来去不定、风流薄幸的心啊！而这拍打着山崖流去的春水，又与我的相思情愁是何等相似！“侬”，我，古诗文、民歌中多用作自称。在这里，诗人独具匠心，推陈出新。首先就比喻来说，唐朝的诗人多半将桃花比作青春貌美的女子，从李白的“一枝红艳露凝香”到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概不外此；而作者却从桃花易谢这一角度着眼，将其同青年男子的薄幸负心联系在一起，设想新奇，从而超脱窠臼，别开生面。
就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而论，少女睹物伤怀，不免心中痛苦。然而这痛苦不是决断的、剧烈的，而是热恋中人的典型心理。她对自己那年青好动的爱人既充满期待，又存有疑虑；他的爱虽然热情奔放，如同这火红的桃花，但是盛放得快，凋零得也快，倘若有一天花谢人去，那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她本人对爱情的态度又极为真挚坚定，水流无限，这相思正有如绵绵春水，永无止歇。是以虽然说的是“愁”，缠绵悱恻，但她内心依然对爱情怀有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期盼。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八字来概括这首诗的特点，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另外，这两句以“易衰”对“无限”，“郎意”对“侬愁”，看似朴拙，实际上却妥帖密合，非大手笔不办。同时，这首诗在音律对仗方面并不作严格要求，这也是民歌体诗的特征。
竹枝词（其二）题解赏析
【题解】
本诗是《竹枝词》九首中的第二首，描写一位青春少女热恋时的复杂情愫。在创作过程中，刘禹锡不但吸收了民歌自然天成、朴拙可爱的艺术表现方式，更显示了他作为大诗人的学识和才华，使此诗既富有民歌风味，又不失文人雅致。通篇以雅声入俚曲，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少女的口吻来抒写她那一片爱恨交织却又痴心不改的情怀；设喻新鲜巧妙，结构精丽严整，语言活泼生动，更将自然风物之美与青年男女的爱情之美全然融为一体，堪称中国古代爱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赏析】
古代民歌中有关男女恋情的作品，向来良莠不齐：既有纯洁自然的天籁之作，也有鄙俚庸俗的色情内容。而《竹枝词》经过刘禹锡之手取芜存精，更添光彩，不仅内容健康，精神明快，且援雅入俗，精炼浑成，自然远较普通的山野村讴为胜。他在《竹枝词》的序言中曾经写道：“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可见他是以屈原的后继者自许的，希望经过他的提炼加工，《竹枝词》这种民歌体裁能如《九歌》一样历代传诵。既然如此，那么这首诗会不会也与屈原的作意有所类似，以美人芳草自比并借以言志呢？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不管如何，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确实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其生命力甚至比《九歌》更强大，至今传诵不衰，诗人的创作苦心得到了悠长的回报。
【诗人名片】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字梦得，原籍河南洛阳，中唐杰出诗人、作家。他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是中唐文坛上耀眼的明星，都属于诗文兼擅的作家。刘禹锡出身儒学世家，曾祖刘凯、祖父刘锽、父亲刘绪都曾经在朝中担任官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而率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从此居住在江南一带。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禹锡生于嘉兴县嘉禾驿后。刘禹锡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氛围浓厚。他的父亲刘绪是一个典型的儒学士大夫，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刘禹锡自幼便深受家学影响，他聪明早慧，谦恭好学，正如他本人在《刘氏集略说》中所写的那样：“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九岁以前，他就已经跟随著名诗僧皎然、灵澈学习诗歌写作，并深得老师们的赞赏。当时的著名诗人权德舆更是对他推举有加。刘禹锡从小便博览群书，除儒家经典之外，对诸子百家、医药天文也多有涉猎，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这些对他以后人生观的形成、文艺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少才俊的刘禹锡离开家乡，北上长安，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贞元九年（793），他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之后，再登吏部取士科，被正式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由此踏上跌宕起伏、坎坷多变的仕途。
刘禹锡颇有政治抱负，在《华山歌》中，他借华山的高大形象表明志向：“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贞元十六年（800），经杜佑举荐，刘禹锡被任命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后又随杜佑前往扬州幕任掌书记。两年之后，他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在杜佑幕期间，他参与讨伐徐州乱军，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戎马生涯，开拓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御史台任职时，与韩愈、柳宗元等为同僚。当时唐王朝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如地方藩镇割据，朝中宦官专权，国家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刘禹锡结交王叔文等有识之士，他和柳宗元等一批年轻官员在王叔文的领导下，积极研究、讨论政治革新问题，开始成为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贞元二十一年（805）初，唐德宗李适病死，顺宗李诵即位。唐顺宗立志改革弊政，并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实行政治革新，时号“二王、刘、柳”。这次革新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王叔文等针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混乱局面，实行了减免税赋、取缔宫市、惩罚贪官、放还宫女、裁汰冗员、遏制藩镇等一系列措施。在这个时期，刘禹锡由监察御史擢任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主要工作是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王叔文对他很信任，“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顺宗实录》）。刘禹锡是革新派的核心成员。他把这次革新视为实现政治抱负、展示个人才华的大好机会，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来信、接待众多来访者，废寝忘食，操劳不辍。刘禹锡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受到王叔文等称赏，甚至称许他有“宰相器”（《新唐书》本传）。
“永贞革新”推出的不少措施受到民众欢迎，“人情大悦”。然而，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怎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这两派势力之间本来矛盾重重，此时又暂时勾结起来，抓住建储问题穷追猛打，对革新派展开疯狂的反扑。永贞元年（805）八月，已中风的唐顺宗被迫“内禅”，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历时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宪宗上台之后，“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甚至杀害，王叔文被赐死，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也被流放远州。刘禹锡开始被贬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赴任途中，又改迁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与他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柳宗元等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对他们的迫害还不算完，唐宪宗又下诏书，说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刘禹锡等人来说，这是个很沉重、很残酷的打击。他带着理想破灭、仕途失意的痛苦和独居荒僻之地的孤独，在朗州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漫长时光。在此期间，他写了《游桃源一百韵》、《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篇，表达了自己对顺宗的感激之意、对故友的思念之情，以及惨遭贬谪之后的低沉心境。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顶着强大的压力，继续留心治道。个性坚强耿直的他还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
元和九年末（815），朝廷征召刘禹锡、柳宗元等回京。他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准备重新振作起来，力图有所作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却再度降临到他的头上，起因竟是因为一首诗。元和十年（815）三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去长安玄都观看花，他触景生情，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诗中以桃花比新兴权贵，讽刺极为辛辣，以至“执政不悦”，“一坐飞语，如冲骇机”。宪宗与宰相武元衡本来就对刘、柳等人没有好感，于是借机欲将刘禹锡调任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柳宗元则被任命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都是更为荒凉偏僻的所在。柳宗元上言，以为播州荒僻，而刘禹锡有老母在堂，难以俱往，愿以柳州易播州，自己代替刘禹锡前往播州。御史中丞裴度亦以禹锡老母为言力请，刘禹锡才被改任连州刺史。他在连州任刺史五年。在此期间，他对政局仍然极为关心，写了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的诗作，歌颂平藩将士的丰功伟绩，也表露了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改任刘禹锡为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刺史。他仔细考察当地情况，向朝廷上了《夔州论厉害表》，希望新皇帝穆宗能够察纳雅言，关心朝政。然而穆宗反应冷漠，这令刘禹锡极其失望。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诗歌，都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郁闷心情。
在谪居朗州、夔州等地的这段时间里，刘禹锡的诗歌风格也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了转化。他开始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出《竹枝词》、《堤上行》、《浪淘沙词》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民歌体乐府诗。
长庆四年（824）夏天，刘禹锡又被调任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他从夔州出发，沿途游览名胜。在谪居朗州、连州、夔州、和州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询访疾苦，关心民瘼，不失其操守。但长期的贬谪生涯使他的精神极度苦闷，从贬官朗州开始，与僧徒颇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把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调任和州两年之后，他奉旨卸任返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两人从此诗文往还密切。这次会面，他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同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立意高远、发人深思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刘禹锡被授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洛阳）的闲职，次年由裴度等人举荐，转归长安（今陕西西安）任主客郎中。故地重游，诗人不免心情激荡，一入京城，便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前还有小序一篇，旧事重提，表现出内心的骄傲和喜悦之情，表达了决不因屡遭报复而向权贵妥协的意愿。
大和三年（829），经时任宰相的裴度荐举，刘禹锡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在集贤院任职，意味着有机会出任要职。刘禹锡本想借此机会干一番事业，可是朝中的宦官之祸和朋党之争却愈演愈烈。大和五年（831），裴度被排挤出朝，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同年他调任苏州刺史，在任上全力救灾，赈济灾民，苏州人民后来把他与另两位在苏州刺史任上颇有政绩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贤”，建三贤堂，岁时致祭纪念。后来刘禹锡又曾转任汝州（今属河南）、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开成元年（836），又因足病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从此退居洛阳，与白居易、裴度等人诗酒唱和，过着“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的生活。但对于抱持积极入世态度、热心政治革新的刘禹锡来说，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他选择这种林下生活，实出于无奈，所以言辞之中仍时见愤慨。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刘禹锡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次年七月，他病逝于居所，享年七十一岁，朝廷赠兵部尚书，葬于荥阳县西檀山原。一代诗人，终于走完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在去世之前，他曾撰《子刘子自传》，在结尾的铭文中悲叹：“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可见他是带着政治才干不得施展的遗憾抱恨终天的。
统观刘禹锡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艰难与波折。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几十年内，他辗转奔波于“巴山楚水凄凉地”之间，并不断经历政敌迫害、亲人病逝、故交零落等种种痛苦。然而在这重重磨难之中，他却表现出自强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无疑是他内心的最佳写照。
刘禹锡的本意，并不是仅仅以诗成名，然而最终他还是主要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而留名青史。唐诗发展到中唐以后，出现了韩诗、白诗并立的局面，前者奇横峭拔，后者通俗浅白，并各领一时风骚，推动了诗歌演变的新潮流。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等人都有深厚的友谊，经常以诗歌酬唱赠答。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不被时风所左右，最后终于在两者之间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全新道路。在诗歌史上，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禹锡诗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民歌体乐府诗、政治讽喻诗、咏史诗以及新兴的诗歌体裁—令词。在长期谪居远州的岁月里，他有意识地以屈原为榜样，学习这位大诗人创作《九歌》的精神，从民谣杂讴中汲取精华，从而开创出一种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诗风来。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作品，思想健康向上，语言质朴无华，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更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情，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他的政治讽喻诗往往运用比兴手法，托物以讽，言此及彼，寓犀利于委婉之中，同时又能抓住事物最具典型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去，通过细节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绝句》等作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尤为脍炙人口。作为获罪被逐的谪臣，刘禹锡不便直接倾诉心中的愤懑之情，于是他巧妙地采取咏史、怀古的办法，借古言今，将忧国感时、臧否人物、抒发怀抱等诸多因素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大大拓宽、提升了咏史诗的思想境界。在写作咏史、怀古诗的过程中，他特别擅长通过对物象的描写来传情达意，如著名的《金陵五题》诗（包括《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等杰作），风景之中自饶深慨，言约旨微，辞浅境深，深具风人遗意。此外，刘禹锡也是较早写作词的文人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流丽，摇曳多姿，《潇湘神》、《忆江南》等作品笔触空灵，构思巧妙，代表着词体初备阶段的最高成就；对于后来五代、宋词的兴盛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首创之功。
就对各种诗歌体裁的把握而论，刘禹锡也堪称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清人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称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无论是长篇古风，还是律诗、绝句，刘禹锡都能做到随体赋形，得心应手，表现出全面而深厚的才华和笔力。而各体之中，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每为后人津津乐道，明末王夫之赞为“小诗（按：即绝句）之圣证”，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更指出“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由刘禹锡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些赞誉之辞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诗歌可以说是诗人人生体验的集中反映。而刘禹锡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终身都在探究生命的真谛。他曾著《天论》三篇，与柳宗元探讨哲学问题，并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等观点。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曾称他为“诗豪”。确实，他的诗风豪迈壮阔，昂扬向上，充满了浪漫雄奇的想像和乐观主义精神，其中不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充满辨证精神的精粹诗句。更重要的是，他作诗如为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也树立起一个董道不豫、自强奋进、正直高尚的理想人格形象，其光辉足以远追前贤，启迪后人。他的诗歌今存八百余首，内容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世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