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原文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注释】
①宣室：西汉未央宫前的正室。贤、逐臣：都指贾谊。
②前席：向前移动坐处。
【译文】
汉文帝为求贤下令召回被贬逐的贾谊，贾谊才华高绝无人能比。尽兴畅谈一直谈到三更，可惜文帝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不断把鬼神与仙人的事询问。
贾生赏析
【赏析1】
这首诗讽刺了汉文帝能求贤而不用贤，徒有虚名而无实。
汉文帝可算明君之列，而贾谊则是年轻志大、富有才华的政论家。本诗说汉文帝“求贤”，“访逐臣”，看似赞扬汉文帝，实则不然，因为最后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作为总结，点明了“求贤”的动机。全诗有讽刺意且诗人的讽刺是非常犀利的。
【赏析2】
“贾生”，即贾谊，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少年得志，跻身高位，却又遭遇谗逐，贬谪长沙，对屈原怀有很深的同情。前人咏贾谊，多就其贬谪长沙一事抒发感慨。这首诗却与众不同，选择贾谊别一事迹咏之。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这两句陈叙贾谊与汉文帝宣室晤对之事。原来汉文帝迷信，在祭祀活动中有一些事弄不明白，想到贾谊博学，遂将其从长沙召回，秘密接见于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向他请教。接见结束后，文帝情不自禁地说：“我很久没见到贾生了，自以为胜过他，今天知道不如他。”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才调更无伦”句，就是模仿汉文帝的语气。作者先把宣室夜对定位为“求贤”－－而求贤若渴，又是明君成事，明君所以为明君的必要条件。“逐臣”固然不幸，而受知于文帝，照理又是幸运的。不过，这一笔只是欲抑先扬，为下文造势。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两句揭示宣室晤对实质上的荒诞不经。“夜半”点明宣室晤对的时间，暗示这是一番秘谈，而且时间谈得很久。表明文帝对贾谊的倚重。“前席”指汉文帝在交谈中，情不自禁地在坐席上向前挪动位置，与贾谊越靠越近。表明文帝与贾谊谈话的投机、态度的虔诚。然而，“可怜”与“虚”（徒然）字作成的感叹，却使“夜半前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最后，以“不问”与“问”作成唱叹，反跌极重。“问鬼神”，指汉文帝在宣室请教贾谊的内容，其目的不外乎确保社稷的平安。然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政治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君臣对晤，理当以苍生为念。而“不问苍生问鬼神”，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家政治理念，则其追求则无异于缘木求鱼。“逐臣”贾谊的幸乎不幸，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南辕北辙”，大意说一个赶车的，方向错了，却强调他车马好、态度虔诚，结果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一个方向性错误；“贾生才调更无伦”，就是一乘好的车马；“夜半前席”，就是虔诚的态度。请问，文帝能接近他的目标吗？全诗谓君王虔诚固然大好，但若舍本逐末、南辕北辙，则枉然有此虔诚也！三句先置一叹以为悬念，末句方补叙理由，便饶唱叹之音。清人施补华谓其“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岘佣说诗》），就是这个缘故。
（周啸天）
【赏析3】
将讽刺与议论融合成为一体，即借议论进行讽刺，或以讽刺发为议论这样一种艺术手段，在杜甫的七言绝句中已经出现，到了刘禹锡，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而李商隐则比刘禹锡更加突出。他的一些咏史之作，就曾运用这种手法，借古喻今，对中晚唐时代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奢侈荒淫，进行了一系列尖锐、辛辣的揭露和抨击。这些作品，既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上也非常成功。施补华《岘傭说诗》曾指出，他的这些绝句，具有“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的风格特色。这一评价，我们是同意的。《贾生》正是其中名篇之一。
贾生，指贾谊。生，在这里是先生的省称，古人有将先生这样一个敬称拆开，简称为先或生的习惯。贾谊在汉文帝的朝廷中担任官职的时候，还很年轻，业已表现出对政治现实深邃的洞察力和处理具体问题的卓越见解，因此虽是一位洛阳少年，却被尊称为贾生。他对皇帝的许多建议无可避免地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周勃、灌婴之流，因此被放逐出外。在长沙住了几年之后，他又被召回长安。文帝在宣室（未央宫的正殿）受厘（接受祭过神的祭肉，即接受神的福祐，是一种宗教仪式）之后，接见了他。因为刚祭过神，所以就问贾谊以鬼神的本源，贾谊说得头头是道，到了夜半，文帝前席（古人坐在铺地面的席子上，坐的方式是双膝跪下，以臀部安放在脚跟上。当谈话或听话很入神的时候，两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叫做前席）。谈完以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贾先生，自以为懂得比他多了。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这首诗所咏，就是《史记》及《汉书》贾传中所载之事。
此诗的主题显然是借史事以讽刺统治者不知用人。首句从反面说起，写汉文帝求贤的真诚和迫切，连已放逐远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访求，召他回朝，似乎这位皇帝真是励精图治、爱才如渴了。次句承上，正写贾谊。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面被召回的逐臣贾谊又确有无与伦比的才情，那么文帝必然虚心询问贾谊，而且其所询问的内容又必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说得了。这两句事实上是欲抑先扬，但在行文上，却很平顺，使读者看不出下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转到反面的过脉。“夜半前席”四字，是用《史记》原文，仍写君臣际遇，谈得投机，听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觉前席，但在这四字之前，却安上“可怜”（可惜）二字，同时，在“夜半”与“前席”之间，又安上“虚”（空）字，就陡然翻了一个边，化赞赏为慨叹，化歌颂为讽刺了。结句申明“可怜”和“虚”之理，在于不问苍生（人民）而问鬼神，结出正意。古代儒家哲学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诗人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明他是接受这种进步思想的。这两句主要是说明事实，而以“可怜”二字及“虚”字点出事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多发议论，但它却给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这辛辣之中，又还掺和着一点幽默，使人苦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这首诗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它所讽刺的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和不知道如何任用贤才，它所惋惜的许多“才调更无伦”的人，在那个时代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番事业，都是符合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的。通过它，读者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可笑的面目和近于麻痹的精神状态。同样，这篇作品也感动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因为诗人也正是借题发挥自己这种感情的。就这些情况说，它无疑地是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真实情况，因而具有一个作品应当具有的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此诗所反映的内容却并不完全符合汉代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贾谊少年出仕，很受文帝重视，不次升迁，一年之中，就做到大中大夫。文帝还准备将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他的政治主张，也被文帝所接受，有的并已付诸实行。不过由于他的主张中某些部分触犯了豪强大族的利益，所以受到排挤，贬逐长沙，没有几年，仍由文帝召还。后来再次被排挤出京，不久就死了，只活了三十三岁。但在他死了以后，文帝还是继续采用他的主张，而到武帝时代，他所计划的许多措施就都付之实施了。这位短命的政治家、文学家，个人的遭遇带有悲剧性，然而他对汉帝国的贡献却是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辉煌的。所以，文帝和贾谊之间关系，并不是像李商隐所写的那样。就以问鬼神之道于宣室这件事而论，文帝刚刚虔诚地进行了祭祀，接着就接见贾谊，而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因此问及，也很自然。在宣室受厘之后问鬼神，绝不排斥在其他的地点时间问苍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写诗不是写历史，为了艺术的需要，甚至不妨对某些史实进行必要的改动或另作解释，这也是文艺学上的常识。所以，即使此诗有与史实不全然相符的一面，也无损于它的价值。
完全依据汉代历史情况来咏叹贾谊，并借以发抒自己的君臣知遇之感的，则有王安石的同题之作：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司马迁作《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同传，用意在于显示两人都有忠君爱国之志，经邦济世之才，但生不逢时，无以展其抱负，具有共同之处。班固作《汉书·贾谊传》，后于《史记》一百多年。他对于贾谊的政治理论及具体建议在西汉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看得更为分明，所以在《传赞》中指出：“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又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提出了与司马迁不同的看法。王安石这首诗，就是以班固的论点为依据而写的。
唐人在自己贬官作诗自慰，或朋友贬官作诗相慰时，往往以贾谊之贬长沙为比，而诗句之中，总不免提到汉文帝薄恩，贾谊不遇的意思。如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汉文有道恩犹薄。”《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寄阮中丞》：“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李白《巴陵赠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都是其例。但王安石此诗，却一方面接受了班固的论点，另一方面按照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实际遭遇，写出了翻案文章。
起句全用《汉书》原话，申明主旨。次句以驳诘的口吻反衬出正面的意思。后两句是《汉书》文字的改写。班固说贾谊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但政治主张已被施行，不能算是不遇，是就贾谊立论。此诗说自古以来，虽然许多人做到了公卿，可是他们获得的只是爵位，而其政治主张却被皇帝搁置一旁，并不付之实施，这才真是对臣子的薄恩，是就古人泛论。前人多以为由皇帝赐与臣子以很高的爵位，就是恩深，否则就是恩薄；而王安石则认为，皇帝对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于所赐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采纳他们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政治主张。如果言听计从，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爵位再高，也只能算是恩薄。这种看法，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见识。
这首诗是王安石发自内心深处的政治抒情。他受到宋神宗的赏识、提拔和支持，在保守、顽固分子的围攻之中，坚决地推行新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神宗对他付托之重，信任之专且久，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君臣之间罕见的相知相得，使他对神宗充满感激，以这种知遇之恩和在改革中取得的实绩自豪，因而对汉文帝和贾谊这些历史人物的关系也有超出常人的深刻体会，能够对他们作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以上两首诗同样是以贾谊这位历史人物为题材，但由于李商隐和王安石的时代、身世、见识、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两位诗人就在处理同一题材时，表现了完全不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李诗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历史情况，王诗则更深刻地发掘了古代君臣知遇的实质。李诗用笔曲折，出之咏叹，以韵味见长。王诗用笔奔放，纯是议论，以见解取胜。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议论，当它用得恰当的时候，决不排斥诗歌的形象性，反之，它还有助于形象性，使之更为丰富。当我们读到“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何止）万公卿”这种充满激情而又非常深刻的议论的时候，难道从字里行间看不见王安石这位杰出的政治革新家的形象吗？难道这种议论不就是诗人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吗？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并不曾隔着一座万里长城，要想在创作过程中将两者完全加以区别和隔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吕温的《刘郎浦口号》也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咏史诗。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
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
在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据了荆州，又派兵攻占了位于今湖南省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势力逐渐大了起来，引起孙吴方面的畏忌。周瑜认为，刘备是枭雄，又有关羽、张飞等人作为羽翼，决不肯屈为人用，应当想办法将他迁居东吴，用豪华的宫殿、美丽的女子等等去引诱他，腐蚀他，消磨他的雄心壮志。孙权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在今湖北省石首县沙步成亲。后人因名其地为刘郎浦。如我们在史书上所看到的，周瑜这条美人计并未成功，刘备终于还是在成都当上了皇帝，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三分天下。
诗人经过刘郎浦，凭吊古迹，随口吟成了这首诗（口号，即随口吟诗之意）。起句叙事。浔，水边，这里是指长江边上。次句写东吴嫁奁之盛。步障（古代贵族出行时用来遮蔽风尘的幕布）缀以明珠，帷幄饰以黄金，极形容奢华富丽。也就是史籍上周瑜所说盛筑宫室，多其玩好之意。第三、四两句是议论：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古人称做皇帝为得天下。这里“将一女轻天下”，就是清人陈子玉《题孔东塘〈桃花扇〉传奇》中“不爱江山爱美人’之意）？而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心愿，难道不是妄想吗？
在古代社会中，国家、民族以及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婚姻，都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缔结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其与双方政治利益都符合时，这种婚姻是巩固的，起作用的，否则，它往往就变为女方个人的悲剧了。就是这位“明珠步障幄黄金”的贵妇人，到头来也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后来她回到娘家，等于被遗弃了。诗人在这里，连用两个问句，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顿挫之势，摇曳之姿，增加了诗篇的情致。
这首诗的风调近于李商隐，而识见同于王安石，与《贾生》两篇合读，自见异同。
【赏析4】
本诗之意在于借古讽今。贾生，指贾谊，西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他力主改革弊政，曾提出许多重要政治主张，但却遭谗被贬，一生抑郁不得志，死时仅三十二岁。他被贬长沙的经历，被历代文人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得志之意。诗人别出心裁，以贾谊奉诏由长沙返回京都，深夜谒见汉文帝的史实为题材写了这首诗。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回到京城时，汉文帝刚刚办完祭祀事宜，在宣室召见他。文帝还沉浸在鬼神异事中，就向贾谊请教有关鬼神的问题，贾谊回答得面面俱到，一直讲到深夜，听得文帝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全部听完后，文帝感叹：“我很久没见到贾谊了，总以为自己才学高过他，现在才知我不如他。”
前两句直接叙述文帝与贾谊宣室中夜对的情形。第一句“求贤访逐臣”，似乎是要称颂皇帝礼贤下士。第二句暗指汉文帝对贾生的才华学识十分钦佩。“才调”搭配“更无伦”，凸显出贾谊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形象。
后两句的笔调急转直下，将全诗的题旨道破，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夜半虚前席”承接上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汉文帝听贾谊言说时聚精会神的模样；最后一句忽然以“可怜”调转语意，并扣住“可怜”，将主题表现出来：讥讽文帝屈尊下顾，直至“夜半虚前席”，并非请教兴国安邦之策，竟是为卜问鬼神。
诗人把握史书中为人们所忽略的“问鬼神”一段，另辟蹊径，独抒新见，以贾谊怀才不遇之事，表达自己的不得志之意。整首诗措辞犀利辛辣，寄意深刻，极抑扬顿挫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