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原文
蝉
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蝉句解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蝉本来就因栖息于高枝，难得一饱；它鸣叫不停，却不受理睬，真是白白辛苦，怨恨无穷啊。“以”，因。古人误以为蝉餐风饮露，所以说“高难饱”。“费声”，指鸣声频频。
就真实情况而言，蝉并非是因身在高处，不肯飞下来乞食而“难饱”；它的鸣叫声中也没有什么恨意，这完全是诗人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是其身世之感的寄托。“高”，语义双关，喻指人的品格高洁。
诗人自许清高，不肯屈就，结果只落得生活困顿，这不就是“高难饱”吗？他曾向令狐绹等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可最终还是不被人理会，依旧无法摆脱仕途坎坷的困境，这难道不是一场“徒劳”吗？在这里，蝉已经完全人格化了，诗人分明是借其表达自己艰难的身世和处境，所以纪昀说开头两句是“意在笔先”。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蝉彻夜悲鸣，叫到五更天，已是声嘶力竭、稀稀落落，快要断绝了。可是那些树呢，依旧碧绿青翠，任凭蝉叫得如何凄苦动人，也是无动于衷，真是无情啊！
蝉声与树木的碧绿本来是毫不相干的，诗人却责怪树木的冷酷无情。显然，这同样是在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写自己的哀告无门、受人冷落。曾经有过深交的令狐绹等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李商隐的，可是，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处处排挤打击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诗人怎能不怨恨与激愤。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这两句转向诗人自叙：我职卑禄薄，到处漂泊，早已丢下的家乡田园，已是一片荒芜。
《战国策·齐策》里有一则故事，桃偶讥笑泥人：“你是用泥土做成的人形，一到发洪水的时候，你就完了。”泥人说：“我是西岸土做的人，洪水来了，尽管我会没了人形，但我还可以被冲回西岸家乡去。而你呢，你是东国桃木做成的人，洪水一来，你还不知道漂泊到哪里去呢？”后来就用“梗泛”来比喻漂泊无定的生涯。“梗”，树木枝条。“泛”，漂流。李商隐长年辗转于各地为他人做幕僚，职位卑微，俸禄微薄，故称“薄宦”。
“故园芜已平”，从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化用而来。陶渊明做官不如意，想到自己家乡的田地快要荒芜了，就辞官而去，归隐田园，自得其乐。自己也是仕途坎坷，处处碰壁，何不也像陶渊明那样早日还乡呢？可是，故园荒芜，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真是进亦难，退亦难！
这两句在四处漂泊、前途黯淡的生活身世倾诉中，透露出诗人的失意与苍凉。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这两句是作者对蝉说的话：多劳你给我警告，我一家人的生活也和你一样清寒。“君”，指蝉。“警”，警醒，这里有触动的意思。蝉在告诫什么呢？有人说是警告诗人为什么不及早回头，早归故园；有人则认为是提醒诗人保持高洁的操守。
此联前一句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手法写蝉。后一句“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呼应开头，首尾圆合。
蝉题解赏析
【赏析】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的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这首诗表面写蝉，实际上是写自己。纪昀说：“前四句写蝉即自寓，后四句自写，仍归到蝉。隐显分合，章法可玩。”全诗层层深入，阐发主题。“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被誉为“追魂之笔”，语出愤激却运思高妙、耐人寻味。后面就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足见其感情的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
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
【诗人名片】
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他的原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他的高祖、曾祖以下几代曾做过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的下级官员。
唐宪宗元和八年（812），李商隐诞生在父亲李嗣的任所。那时，他的父亲是获嘉（在今河南）县令。就在他三岁时，李嗣被罢了官，流落到浙江一带做幕僚。李商隐随着父亲在江南度过了他的童年。此时的他自然不会想到，尽管他以后的才华和名气都比父亲高出许多，但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依然是父亲的这种漂泊、清苦的幕僚生涯。
十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于浙江幕府，李商隐陪同母亲扶丧回到了河南郑州。低级幕僚的生活原本就不富裕，加上兄弟姐妹众多，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他在《祭裴氏姊文》里回忆当时的处境说：“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两年后，李商隐全家迁往东都洛阳。作为长子的李商隐不得不帮助母亲挑起养家的重担，幼小的他常常给人抄书或者服役来赚取一点点微薄的口粮。
幸好，在洛阳期间，他的一位学养颇高的堂叔时常教授他经书与文章，早熟的商隐迫切地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他渴望通过科举摆脱困境，渴望大展宏图，重振家门；可惜的是，他虽然为之痛苦地奋斗了一生，家境最终也没能得到太大的改善。在堂叔的严格要求下，李商隐在古文、诗歌、书法等各方面皆有所成，十六岁时，他凭着《才论》和《圣论》两篇古文崭露头角，在洛阳小有名气。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少年才俊的李商隐结识了担任洛阳东都留守的令狐楚。令狐楚不仅聘用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年轻人入幕做巡官，而且还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令狐交游，并亲自教授李商隐写作骈文，待之如子。
令狐楚是进士出身的将领，也是著名的骈体奏章写作大家。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李商隐很快由长于古文写作变为骈文写作的高手，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成为他日后的主要谋生手段。李商隐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各地幕府供职，而幕僚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幕主草拟奏章。
早期流落困顿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随后的几年里，李商隐忙着读书、科考、交游、恋爱，踌躇满志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大和六年（832），二十岁的李商隐第一次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但没有考上。这一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辞去幕职，到华州（今陕西华县）投靠任华州刺史的从表叔崔戎。第二年，李商隐再次应试，又再次落榜。当时崔戎已调往兖州（今山东兖州），落榜后的李商隐又回到了表叔那里，掌管文书奏章，得到崔戎的器重。可惜的是，崔戎不久暴病身亡，李商隐再次失去依托。
大和九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事变”，宦官仇士良大批逐杀朝官，时局混乱，仕进之途受阻，李商隐便跑到河南济源县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学道去了。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势力很大。当时一些文人、朝中官员、乃至皇亲国戚都与道教有密切来往。入世心切的李商隐自然不会真的想遗落世外。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在玉阳山，李商隐认识了陪同玉真公主一块入道的宫女宋华阳，并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恋情。李商隐后来写了大量的诗歌来追忆这段零落未果、痛苦不堪的爱情，如著名的《碧城三首》、《过圣女祠》、《河阳诗》等，莫不是隐晦曲折、空灵飘忽而又痛切惆怅。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二十六岁的李商隐第三次应进士科考，终于及第。据说其中有令狐楚的援引之功。带着登科的喜悦，李商隐来到了令狐楚的兴元节度使幕府。不幸的是，这年冬天，令狐楚卒于任上。令狐楚的知遇和提携之恩，让李商隐铭感终生，他曾沉痛地说：“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恩师的去世将是自己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前面正有一连串的磨难在等着他。
李商隐虽然性格优柔内向，多愁善感，志向却非常远大。他早期不少言志之作，就抒发了“欲回天地”的抱负。初入社会，他的进取之心很盛，对时局国事的关注尤为密切。特别是“甘露事变”后，他写下了一系列感时伤乱、激锐峻切的政治诗，这些形成其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总的说来，商隐早期作品大多还比较明丽，不像后来那样绵邈隐涩，感伤色彩也不是十分浓厚。
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失去了重要的依托。第二年，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聘，他来到泾原（今甘肃泾川县）。王茂元不仅极其赏识李商隐的才学，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的《寄恼韩同年二首》和《无题》诸诗来看，在此之前，李商隐早已恋上了王茂元的千金，而王氏与他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婚后生活非常和美。李商隐终于在泾州找到了他的爱情归宿，但后来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晚唐时期，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斗争非常激烈，持续了四十多年之久，史称“牛李党争”。唐文宗时期正是党派倾轧的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则属于李党。李商隐成为王茂元的女婿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对他十分忌恨，牛党中人更是斥之为“背恩”、“无行”，极力排挤、打击他，对他的名誉和仕途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此，李商隐陷入朋党争斗的旋涡，成了政争的牺牲品。
开成三年（838），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本来已被录取，复审时因朝中某官员说“此人不堪”而被斥落。第二年，李商隐应吏部拔萃科考入选，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但仅仅过了三四个月，就被排挤出京师，转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县尉这样的小官俗吏。后来，商隐因同情被逼犯科的穷民而触怒上司，不甘受其辱责，愤而辞职，回到岳父的幕府做书记。
开成五年（840），唐文宗去世，武宗李炎即位，改元会昌。大唐帝国进入晚唐时期。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做了宰相，李党受到重用，王茂元也被召回京做了朝官。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考试，重入秘书省。虽然职位不高，却让三十一岁的他看到了希望，凌云壮志再度升腾而起。他期望致力于大唐的中兴，渴望着能被朝廷重用。
然而不久，李商隐母亲去世，他离职回乡服丧。会昌三年（843），岳父王茂元也死于任所。等到三年服丧期满，重返秘书省时，已是会昌六年（846）了。几个月后，武宗死了，宣宗即位。唐宣宗一上台就大黜李党，启用牛党。身为牛党要人的令狐做了宰相之后，李商隐受到打击和压抑，在京没有出路，他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
两试吏部、两入秘书省、屡遭挫折的境遇，对李商隐此期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题材和内容上，由先前的较多关注现实政治逐步转向关注个人身世遭遇，抒写人生感慨。
从宣宗大中元年（847）到九年，李商隐辗转各地，绝大部分时间在幕府度过。他先是追随郑亚到桂州（今广西桂林），前后约一年时间，随着幕主南贬，他不得不于大中二年（848）九月回到长安那个是非之地。他在京兆尹府中做了一段书记工作，生活十分清贫，好在和妻儿团聚了。
大中三年（849）十月，他的旧识卢弘止镇徐州，邀其入幕，并奏请了一个“侍御史”之衔，这是商隐从幕以来所得到的最高幕职。在徐州期间，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快意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大中五年（851）春，卢弘止去世。祸不单行的是，当商隐带着对前途的忡忡忧心踏上返京之路时，传来了爱妻王氏病危的消息。他日夜兼程地赶回去，却永远也见不到妻子的音容笑貌了。
妻子的死对李商隐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开成三年（838）结婚以来，贤淑貌美、能诗能文的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精神上的知音。后来，当他的最后一位幕主柳仲郢为他物色一位色艺双全的乐伎以做侍妾时，商隐言辞恳切地婉拒了。王氏死后，悼亡诗成为商隐后期诗作中的一大主题。他在诗中寄托自己的哀思，倾诉自己的悲伤，抒发对人生与命运的伤怀感慨。
尽管才四十岁，商隐从身体到精神似乎一下子变得衰老了。一对儿女还年幼，为生活所迫，他硬着头皮干求官至相位的令狐，希望博得他的同情和谅解，最终补了个太学博士的闲官。没过几个月，柳仲郢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他对商隐的文才诗名以及坎坷境遇早有所闻，于是奏辟商隐为书记。大中五年九月，李商隐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远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开始了他一生中羁泊异乡、寄迹幕府时间最长的一段生活。
梓幕期间，抑郁寡欢的诗人写了大量的思家念友、惜别伤春之作，并且往往都和自己漂泊无依的身世之感联系在一起。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霜寒，一切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那样的凄苦寂寥。那种思念之情和孤独之感简直让诗人无法自持，化于笔端，篇篇深情贯注，充满苍凉孤寂之感。在这些诗的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身心渴望着有一个可以栖息归依的地方。
这一时期，李商隐事佛之心更强烈了，他与僧人往来酬唱，到僧院听讲佛经，甚至还有过出家为僧的打算。同时，他对早已浸染多年的道教仍继续信奉，并与道流往来。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之后，李商隐无可奈何地想逃避现实，寄情佛道，然而他本质上是一个极重情、极执著的性情中人，他始终都无法忘情政治和人生。
四十五岁那年，柳仲郢调赴京职，李商隐也随之返京。在柳仲郢的奏请下，李商隐担任了盐铁推官，得以经常往来于金陵、扬州一带，写下了不少咏古寄怀诗。
大中十二年（858），柳仲郢由盐铁转运使调任刑部尚书，李商隐随即罢职，举家迁回故乡郑州。这年年底，一代诗人就这样在凄凉寂寞中离开了人世，年仅四十七岁。
“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的一生有着太多的坎坷、抑郁和孤苦。从十八岁踏入仕途到离开人世的三十年中，他有二十年辗转于各处幕府。远离家室，沉沦下僚。“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晚唐诗人崔珏《哭李商隐》中对他一生的最好总结。比起唐代许多杰出诗人来，他更加生不逢时。在他短短的四十七年生命历程中，竟经历了从唐宪宗到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和唐宣宗六个王朝，帝王如走马灯似的更迭。昔日煌煌的大唐帝国此时已经江河日下、日暮西山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唐朝社会的所有政治弊端都集中在这个时候，更何况李商隐还是“牛李党争”的直接受害者。
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那些纤柔细小、流离无依的事物，如莺、蝉、柳、蝶、泪、细雨，以及柔弱美丽的女子等，常常是商隐诗中吟咏的对象。
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发展后已难以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但李商隐在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商隐现存诗歌约六百首，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他以七律、七绝形式写成的抒情诗，尤其是无题诗，是其独特艺术风貌的代表。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拘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作出了新贡献。
李商隐的诗歌对人的心灵世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他因物兴感，其感触虽常由一点生发，但在抒情过程中渐渐融合多重人生感受，淡化具体情事，而扩展为对整个人生、世情的感知。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他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而是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就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因此，对商隐诗意的理解常常众说纷纭。
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等，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留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在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方面，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领域。
作为第一流的诗人，商隐诗的风格不仅是隐曲绵邈，也不只是一味沉缅于自我的忧伤，注目于个体的心灵。他的咏史诗，便有不少借历史讽喻现实，表现了诗人热切的现实关怀。
李商隐的诗是那样细美幽约，深情绵邈，意韵丰厚，以至于千百年来无数人反复咀嚼，苦苦思索。金代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曾喟叹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北宋初年的诗坛，曾有过一阵在形式上模仿李商隐的风雅，人称“西昆体”）清代吴乔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李商隐确实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自成境界的又一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