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都原文
入都
《入都》李鸿章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入都赏析
与21岁时泛舟游于西湖的龚自珍所表达出的些许失落不同，21岁的李鸿章意气风发，这当然与个性有关，与更深层的社会背景有关。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时年二十有一的李鸿章先是入选优贡，接着，奉父亲之命从安徽老家来到京城，来准备第二年在北京顺天府举行的乡试。在赴京途中，李鸿章写下《入都》诗十首，表达自己之志。
《入都》诗有十首，其中以第一首成就最高。
全诗开篇，就直接写出自己的风发意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即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于是，后人用“吴钩”象征锋利的兵器。后来在文人的作品中“吴钩”被象征成奋勇杀敌，励志报国的精神符号。如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句和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李鸿章在此化用“男儿何不带吴钩”句，一改李贺的反问为直接抒发“丈夫只手把吴钩”！是男子汉，就应该手持吴钩，这样才有高于“百尺楼”的意气。《三国志·魏书·陈登传》中，刘备用“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这样的话来教训“求田问舍”的许汜。李鸿章在此用“百尺楼”也有表达自己不为田舍，只为苍生之意。有这样直接的感情迸发，一个原因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有的报效国家的壮志雄心，另一个方面，还是作者自己的超级自信。
戚继光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体现的是他高尚的追求；龚自珍说“屠狗功名”，不是他平生之意，表达的是对当时谄媚之风的决绝；而李鸿章直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则是一个年轻人对漫漫人生路的美好希冀。“一万年来谁著史”，不正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继承吗？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三千里外”虽是约数词，用来形容距离之远。但也有对“三千里外”洋人的映射，这就是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背景。1843年进京时，鸦片战争刚刚过去，目睹晚清之危局，他提出“三千里外觅封侯”不单单是对功名的贪恋，更有扫除外辱，报效国家之意。
“随途骥”指的是自己跟一路同行赶考的学子。“定须捷足”指自己必须“捷足先登”。“那有闲情逐水鸥”，和上句联系在一起，意思是自己如果要在同行的学子中“捷足先登”、“拔得头筹”，那必须加倍努力，因此就没有时间和那些有闲情逸致的人一样和水鸥嬉戏了。
卢沟桥在北京的西南方向，恰好是李鸿章进京时要路经的地方。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在此的“笑指卢沟桥畔月”和林公“我与山灵相对笑”都为对途中之景发笑，然一则苦中带乐，一则意气风发，正是“心中之一境界”的表现。林公是一种豁达和大气，李公则是兴奋。“瀛洲”本来指传说中东海仙境。唐代李肇的《翰林志》记载：“唐兴，太宗始于秦王府开文学馆，擢房玄龄、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时人谓之‘登瀛洲’。”所以，后人用“登瀛洲”形容士人得到巨大荣宠，就像登上“瀛洲”仙界一般。“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看似是对别人的发问，其实更有自问自答的意思，诗人对着卢沟桥边的月亮，而后又谈“登瀛洲”，难道不是自信的一种表现？
总览此诗，浅显易懂，朗朗上口，豪气万千。特别是“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句，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虽然对功名表现得如此直接，却最契合当时的时代。国难当头，不需要“玄虚清谈”，而最需要这样的充满义气的实干家。
李鸿章以诗言志，入京后，就在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当时著名的士大夫，后又拜入曾国藩门下。这样说来，正是这首《入都》诗，真正开始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四十余年的纵横捭阖之征程。纵然其一生充满种种争议，但李鸿章对清王朝、对晚清的大局、对中国近代文化来说，也有一定积极作用。《清史稿》将李鸿章誉为“中兴名臣”。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而在谈到人们怨恨李鸿章“卖国”时，梁启超说道：“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梁启超这一番话引人深思。
千百年后，人们都知道这个晚清重臣和褒贬于一身的政治家，谁知道他年轻时报国豪情之拳拳，谁又能了解他青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的豪言和临终时“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的血词？又有谁公正地看待过这位复杂的人物？那“卢沟桥畔月”安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