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邕作品原文
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上李邕赏析
【赏析1】
这是李白青年时代写下的一篇干谒之作，约作于开元八年(720)，是年诗人二十岁。《通鉴》卷二一二记，开元六年冬十一月，宋璟奏请除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刺史。《金石萃编》卷七一《修孔子庙碑》文末记：“朝散大夫持节度渝州诸军事守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开元七年十月十五日立”。由此可知，开元八年李邕正在渝州刺史任上，李白本年漫游蜀中，可能于渝州谒见他。
大凡干谒之作，一少不了谀美对方，二少不了哀切陈词。李白这篇《上李邕》恰恰相反，它一方面飞扬跋扈地夸耀自己，同时，又以很不敬的语言冒犯对方，读来令人绝倒。“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的前半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以大鹏自比，抒写其宏伟不凡的抱负。抟摇，即抟扶摇，扶摇谓旋风。《逍遥游》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一、二句由此化出，意思是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将乘风万里，直上云霄。三、四句说，假如风停了，大鹏从万里云天落下来，它强有力的翅膀仍能扇起大海的波涛，那阵势也是够壮观的。李白出蜀后写过一篇有名的《大鹏赋》，正是这四句诗的扩展，可参看。赋中说，大鹏憩息下来时，“猛势所射，余风所吹，溟涨(海)沸渭(海水动荡的样子)，岩峦纷披”，与诗的三、四句意思想同。以上正面言志，表现出对人生的充分自信。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以下兜转，全力抵拒现实中的种种非难，愈益显示了志向的坚定。调，指风调，即人的思想、气度、精神状态等。诗人说，世人见我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听了我的放言大语，无不报之以冷笑。然而，这种光荣的孤立非但不能挫伤青年李白的意志，反而更刺激了他傲视世俗的精神。这两句虽然只说“时人”“冷笑”自己，其实诗人也在冷笑世人。庄子在《逍遥游》中写了一种叫做斥鷃的小鸟，它飞不过几丈高，在蓬蒿之间穿来穿去，反过来却嗤笑大鹏，不知道大鹏为什么要飞得那么高远。李白在《大鹏赋》的结尾写道：“大鹏已登上寥廓的天穹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上李邕》诗中的“时人”，不正是“斥鷃”一类吗？
诗的最后两句，就是直接对着李邕来的了：“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宣父，是唐代贞观年间加给孔子的尊号。孔子曾说过“后生可畏”的话(见《论语·子罕》)，李白借来将李邕的军：你到底是效法先师孔圣呢，还是甘愿与“时人”为伍？盖李邕从武则天长安初年拜左拾遗，已经在宦海中沉浮多年，几经陟降，深谙仕途况味。听了李白自述其“大鹏之志”，可能以长者与过来人身分对这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有所规劝，李白颇不以为然，遂写了这首诗重申自己的志向，并且以攻为守地反过来规劝李邕，要他摆正了对年轻人的态度。
诗如其人。这首《上李邕》无异于青年李白的一幅自画象。他那宏伟的胸襟、不凡的气度、傲岸的性格乃至倜傥的风姿、自信的神志等，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李白之所以个人抱负那样大，自信心那样强，对抗世俗的勇气那样足，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思想和性格的特异，从根本说，这一切乃是时代所造就。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运兴旺，朝廷比较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功业理想和用世热情，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成了竞相进取的社会风气。正是这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孕育了李白的“大鹏之志”，也铸造了他的性格。正因为如此，《上李邕》这样的诗篇便不仅仅体现了李白一己的胸襟气质，而且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赏析2】
李白写诗，喜言明月，喜言高山大河，但更喜言大鹏。他向往大鹏那“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的宏大气魄和力量，他更以大鹏自况，以大鹏的精神激励自己。可以说，从他青年时代写《大鹏赋》起，直到晚年作《临路(终)歌》止，大鹏的形象整整伴随了诗人的一生。这首写给北海太守李邕的诗，一开始便以大鹏为喻，表达了诗人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
开篇二句化用《庄子·逍遥游》语，一个“直上”，硬语盘空，将大鹏振翅翱翔的磅薄气势突现出来，如挟天风海雨骤然而至，令人惊心动魄。紧接着以“假令”、“犹能”故作跌宕，将诗意推进一步。一个“簸却”，把大鹏下落时双翅激起巨浪的景象生动地描摹出来，与前面的“直上”相对照，同样展示了大鹏的神威。这里，诗人通过“同风起”和“风歇时”两种情况，既写大鹏，又寄寓无限深意。以天宝三载(公元744)为界，诗人的生活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之前，他供奉翰林；在这之后，他漫游湖海，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那狂放不羁、笑傲王侯的心性都未有丝毫改变。天宝五载(746)，也就是离开长安两年之后，诗人漫游齐、鲁，见到了屡遭权贵压抑的名流李邕，便托大鹏言志，表明心迹，当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五、六两句略作转折:“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从“时人”的态度着笔，既有对混浊现实和世俗小人的强烈愤慨，又以此反衬我行我素、不为所动的坚定志节。最后两句从正面落笔，化用孔子“后生可畏”语意，点明题旨。诗人此时已四十多岁，但在早享盛名的李邕面前却仍属晚辈，故以“年少”自指，而以“未可轻”照应前面的“大鹏”，希望得到李邕的理解。仅从结尾来看，诗意似嫌浅露，但这是从关于“大鹏”的生动描写中引发出的，所以仍不乏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