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原文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赏析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尉，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而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因此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无溪、辰溪之总称，均在今湖南省西部）。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风飘到龙标。这里的夜郎，并不是指位于今贵州省桐梓县的古夜郎国，而是指位于今湖南省沅陵县的夜郎县。沅陵正在黔阳的南方而略偏西。有人由于将夜郎的位置弄错了，所以定此诗为李白流夜郎时所作，那是不对的。
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通过诗人丰富的想象，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它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她，是多么地多情啊！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可以再举两首诗来说明这一点。如戎昱《移家别湖上亭》：
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它写的是作者在迁居时离开在旧居附近的湖亭，对这座亭子及其周围景物依依不舍的心情。
首句点题。春风写时令，春风中的湖亭，当然比平日更为美好。说“好是”，可见其值得留连，即已隐言以下惜别之意。次句正写惜别。由于诗人主观上充满了惜别的心情，所以觉得摇荡于春风之中的柳条藤蔓，都有伤离之意。柳的条，藤的蔓，都是细长柔软能够牵缠它物的东西。不言人之情丝心绪，而言柳条、藤蔓，则已将柳、藤这两种无情的植物化为有情。不但与写人之情丝心绪相同，且更深化而富于魅力，言下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
后两句突出黄莺。这是从柳条生出。古典诗歌中写莺及柳，写柳及莺，常见。因为久住，黄莺都已和自己熟习，分别之时，也不断啼叫，以表惜别。不说自己因为在此久住，所以别时有浓重的留恋之情，而说黄莺都难分难舍，那么，人之依恋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首诗，孟棨《本事诗》说是戎昱为浙西郡妓作，并有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所记与诗意不完全相合。唐人小说常常根据诗篇，臆造本事，恐不足信。
此外，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杨巨源的《和练秀才杨柳》：
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
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前两句写折柳。水边，柳之地。曲尘，柳之色。曲尘是粉状酒曲，色微黄。初生柳叶色与之同，故以相比。立马，见出暂留。远行者看见水边初生嫩柳，请人代他折下一枝。折柳赠别，是唐代风俗。无人折赠，而麻烦道旁之人代折，暗示出踽踽独行的凄凉情境，为下文伏笔。
后两句写新柳已被折下，拿在手中，而春风吹来，使它仍旧摇动，如同还在树上一样，因此，使人感到：春风是最怜惜杨柳的，在它被折之后，还是照旧殷勤地吹拂着。说春风多情惜柳，也就见出春日远行，无人送别之非常难堪。化无情之春风为有情，更用“惟有”，用“殷勤”以突出之，都是为了着力表现自己此行之冷落，此心之沉重。只写眼前景物，而牢落之情，自在言外。题中说明是和人咏杨柳之作，则所写当非作诗时实事，而是回忆从前某次独行的情景。
李诗中的明月，戎诗中的柳条、藤蔓和黄莺，杨诗中的春风，在整个篇章里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是作为人的代表而出现的，然而却巧妙地完成了比人做得更出色的任务；它们都是人格化了的有生命的个体。通过它们，强烈地表达出了在此情此景下，诗人的丰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