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吴歌原文
子夜吴歌
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子夜吴歌句解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这两句让人产生苍茫寥廓、似愁似怨的情思。秋夜里，唐朝的国都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市），白天的繁华与喧嚣已远去，到处是水一样浮动着的月光。因为是秋月，显得特别高远与皎洁，给人以冷月无声之感。这时，传来了千家万户的捣衣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捣衣”，是将衣料放在石砧上用木杵捶击，使之绵软，以便裁缝。秋天，是缝制寒衣的季节。秋天，又容易引起人的悲感，如宋玉在《九辩》中所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见月怀人是古典诗歌传统的表现方法。唐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那挥之不去的，是月光。在李白的笔下，更是深切的思念。这两句既写自然之景，又融进了生活情景，而且不露痕迹地借景抒情。王夫之讲情与景的关系，曾举例说：“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秋风吹不尽的，总是思念玉门关的情思。“玉关”，即玉门关，频见于中国史书古籍，唐诗中亦有不少名句，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是古代中国西北疆域内的著名重镇，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和交通要塞。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军与北匈奴曾多次在玉门关大战。由此我们明白，之所以情牵玉门关，是因为那里有身在边关的亲人。“玉关情”三字蕴含深厚，有对久别丈夫的思念，有对亲人冷暖的关切，有对安危的担忧，有对早日团聚的渴望，等等。这两句好像是诗人从旁体味，又好像诗人与万户人家心意相通。
对“秋风吹不尽”一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妻子思夫之情深切绵长，是萧瑟秋风吹不尽的。有人则认为，它是承上句而来，指“万户捣衣声”风吹不尽，风送砧声，声声都是怀念玉关征人的深情。“总是”二字，表明情思的执着与无穷无尽。此句虽然见境不见人，而人物俨在。
月夜、秋风、捣衣、怀人，类似的情景在子夜民歌中也有，如“风清觉时凉，明月天色高。佳人理寒服，万结砧杵劳”，“白露朝夕生，秋风凄长夜。忆郎须寒服，乘月捣白素”。但是，李白的诗不仅语句更为流畅，而且内容也深厚得多。李诗不是一般性的怀人，而是对边关亲人的思念；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群体，具有代表性。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什么时候才能扫平胡虏，丈夫从此停止远征？清人田同之曾说：“余窃谓删去末二句作绝句，更觉浑含无尽。”若果真如此，确实“含蓄”了一些，但内容上必然受损。正是有了这两句，才如沈德潜所说，“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使诗歌思想内容大大深化。再说，慷慨天然即是民歌本色，“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因此，由传统的四句增为六句，不单是对子夜吴歌形式的扩展，而且也是诗歌本身抒情的深化。诗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以思妇的口吻，呼出众人心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战争，亲人相聚，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这已不仅仅是一己之情。它反映了战争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广大民众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沈德潜对诗的末二句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不言朝廷之黩武，而言胡虏之未平，立言温厚。”他认为这首诗还包含着对朝廷穷兵黩武政策的委婉批判。“良人”，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胡虏”，胡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虏，是对敌人的蔑称。
子夜吴歌题解赏析
【题解】
六朝乐府有《子夜歌》，因为主要在江南吴地流行，所以也称《子夜吴歌》。《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多写男女之情，其中不少是女子思念丈夫的哀怨之情；也有唱到家乡风情、人生苦乐之类。形式是五言四句，语言清新婉转，如《大子夜歌》所唱的：“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子夜吴歌》中有一种变曲，叫《子夜四时歌》，是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特点来写的。
李白善于向民歌学习，《全唐诗》直接提到“吴歌”者近二十处，其中他一人就独占七处。李白的这组《子夜吴歌》，共四首，这里所选是第三首，写闺妇对征夫的思念。
【赏析】
宋代王安石曾说，李白的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格止于此，不知变也”。事实上，从现存李白的一百多首乐府诗看，不仅大都写得清新自然，还能一变其怪伟奇绝、纵横恣肆的总体风格，具有婉转缠绵、蕴藉含蓄的特色，即所谓“微而彰，婉而丽”。《子夜吴歌》正是如此，它既保持了浓郁的民歌风格，又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
【诗人名片】
李白简介
李白的诗，传诵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还是一个谜。
现在一般认为，李白生于唐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关于他的出生地，一说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尽管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一直生活在蜀中。说他的故乡是四川，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的父亲没有做过官，可能是一个富商。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于小孩识字。“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从李白诗文中所引词章典故来看，他读的书的确是很多的。
在读书之外，李白还学习剑术，大概水平还不错。他的一位朋友魏万曾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后来漫游时，李白可能常常佩剑在身，同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大约十八岁时，李白在家乡附近的大匡山，跟随一位名叫赵蕤的隐士读书学习。赵著有《长短经》一书，主要论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统治之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白与山林禽鸟相亲，没有下山进过城，后来他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多少受过赵蕤的影响。
二十岁时，李白出游成都，上过峨眉山、青城山，到过川东一带。巴山蜀水是他终生的记忆和财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故乡的月亮同样让他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他诗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历史上所说的“开元盛世”。李白一生，对政治是有很大热情的，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走科举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也很时兴的方式，即漫游、干谒。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拜访公卿名士，以提高声望，求得仕进。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此后，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种浓烈的故乡情怀。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见杜鹃花》中所流露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游历了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而后继续东游，到达今江苏南京、扬州，浙江绍兴等地。他一路游览山川奇景，写了不少好诗，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脱俗与率真，可见其心怀之清朗，情感之澄明。这一时期，吴越民歌的风韵，给了他新的创作营养。
初次远游的李白，意气风发，广事交游，轻财好施，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入赘许府，妻子是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李白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这一时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寄居在城外的终南山中，想走一条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终南捷径”。他奔走于王公贵人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却四处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最后，李白不得不怏怏而去，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洛阳、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陆呆的日子并不很多，他常常以诗酒会友，在游襄阳（今湖北襄樊）时，结识了隐居在鹿门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时候，他四处游历，结交官员名流，时而上书自荐，时而赠诗抒怀，时而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负，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见效。这一时期的生活，李白自称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颇为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处境。
十年漫游，李白感到了从政的艰难，体会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乐府歌行呈现出江潮汹涌之势。在很多诗篇中，他显得有些焦灼和烦闷，在对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进取的豪情中，鼓荡着不平之气。
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李白将家迁往山东。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东济宁）。由于许氏夫人病逝，李白在这里与一位姓刘的妇人结了婚，后来又离异。在山东之初，他常与孔巢父等人相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人称“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东鲁”，寄了大约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时间不多，他是闲不住的，仍然到处去游历；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
天宝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时年四十二岁，初闻征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职的名士贺知章一见到他，就说其诗“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李白声名更是大振。当时玄宗对他也颇欣赏，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
李白风光了一阵子，自己也颇以为荣，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但他很快发现，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就是做个以文学词章而备顾问的侍从，一个皇帝的高级清客而已。玄宗只是让他侍宴陪酒，写些应酬歌颂文章，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渐渐流露出失望和厌倦情绪。他常和贺知章等人狂放纵酒，号称“饮中八仙”。后来杜甫曾这样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概因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权贵，遭到排挤和非议，渐渐被皇帝疏远。
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在天宝三载（743）春，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李白临行前后，赋诗多首，或怨愤不已，或恻怆难平；虽有诀别之辞，也有恋朝之情，其痛苦远甚于初入长安离京之时。
在长安呆了两年，李白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他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调已经有所减淡，开始变得郁怒，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风格的重大转变。
告别帝都之后，李白重又踏上漫游之路。途经洛阳时，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一直处于漂泊之中。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十载漫游”，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即今河南开封。李白在这里最后一次结了婚，其夫人宗氏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的子女仍居东鲁。李白以这两地为依托，但都没有久住，他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与第一次漫游相比，李白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许多。他在离开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入了道籍，还炼丹烧药。但神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当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托。在他心里，隐与仕的矛盾时常交织着。
这一时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鞯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游当中，李白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权奸擅权、朝政昏庸、国是日非深感忧虑和不安。表现在诗中，他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开始进入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
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在扬州与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相识。为了寻访李白，魏曾追寻数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赏他，将诗文交给魏万，请他日后编集作序。魏万考中进士后，将李白的诗文编成《李翰林集》，并撰写了序言。可惜这个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魏万的那篇序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开始往越中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李白一路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同年，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敌为号召，率军沿江东下，途经九江时，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出于报国立功的愿望，想趁机实现平生大志，于是应邀，谁知不幸从此随之而来。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演变成为内战，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时为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过一月有余。
在狱中，李白多次写信辩白，夫人宗氏也为他多方奔走，总算暂时获释。但不久，李白以“从璘附逆”罪再度入狱，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从浔阳出发，沿长江而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报国无门，反而获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约一年，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节，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怀着“旷如鸟出笼”的喜悦，迫不及待地乘船东下。
李白东归后，来往于宣城、金陵等地之间。这时他虽预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上元二年（761）秋，大将李光弼率兵出征东南，李白当时正在金陵，准备参军平叛。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终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诗人沉痛地慨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宝应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十一月，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悲愤地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死前有绝命诗《临路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李白临终前托付李阳冰将其诗文整理编集并作序。
也就是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然而此时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最后几年，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因从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也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纪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这一时期，他的七绝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时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功力尤深。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后，他好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来到宣州，寻访李白的后裔。李白的两个女儿告诉范传正，李白生前最喜爱谢朓常去的谢家青山，她们希望能把墓迁到那里去。范传正满足了李白生前的心愿，将墓由龙山东麓迁至青山之阳。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仍有争议。范传正撰写了一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铭文，随后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遗稿，编成文集。遗憾的是，他编的文集以及魏万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都没能流传至今。
李白的诗文现存者有诗九百多首，文六十余篇。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的确，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