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韦参军原文
别韦参军
高适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向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别韦参军赏析
在比杜甫年长的盛唐诗人中，若论喜爱隶事用典，高适大约要排首位。他的用典很有特色，一是不用神话传说，多用经史著作中的事典和语典，古意苍然；二是所用事典大多集中于战国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特别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活跃于各国政坛的纵横家苏秦是高适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历史人物。在高适今存的二百四十多首诗作中，用苏秦事就多达十余处，并且所指明确，用意显豁。他在赠友人的各类诗作中以苏秦早年的困窘自比或比况他人，以苏秦式的成功自励或激励他人，看上去简直是苏秦的忠实“粉丝”。此诗中“归来洛阳无负郭”就用苏秦语“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可见高适高度认同苏秦因困窘而发愤追求事功的行为。
高适一生，前期极穷而后期极达，前期仕途不得志，生活贫困潦倒，十年滞留宋州，混迹渔樵，无经济来源，靠亲友资助生活。后期却非常显达，曾两任节度使。《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传奇式的经历与苏秦确有相似之处。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战国策•秦策一》），窘况刺激他发愤直至获取成功。高适早年潦倒不在苏秦之下，情感上易与苏秦产生共鸣。困顿难堪的境遇往往产生强大的反激力量，刺激人们以超乎寻常的努力冲出困境。在这一点上，从苏秦到高适都是一致的。高适在诗中以苏秦为励志典范就毫不奇怪了。
诗题“别韦参军”（一本作“送韦参军”）之“别”有送别、留别二说，此处姑作送别解。虽送别，实则高适自抒胸臆之作。诗体为杂言体七古。首八句先述自己赴京城干谒及失败。诗人读书学剑，文韬武略，自谓功名唾手可得，然而时值三皇五帝那样的升平治世，近臣得宠，布衣欲直接参与政治只是梦想。“布衣”是象征着盛唐诗人的骄傲和信念的典型语词，李白一生以布衣自许，以布衣自负；杜甫自称“杜陵布衣”；高适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布衣感”。以平民出身的“布衣”身份通过某种不寻常的际遇而直接参与政治，过问天下大事，这大约是不止一个盛唐文人的理想。但实现理想的途径大不相同。李白憧憬的是平交王侯，大济天下，功成身退。高适向往的是“苏秦式的成功”：遍干王侯，立谈以取卿相，通过谋略的被采用而跃居公侯之尊。
然而高适也像苏秦说秦王一样失意东归了。“归来”四句述回到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农的苦况，家无负郭良田，只能在梁园废墟上耕种，又逢荒年歉收，内心苦恼。不过高适一向不喜欢谈穷说苦，因而话锋一转，说到与韦参军的相近相亲。“向我”，即遇我、对我。高适客居宋中时最为困窘，曾“以求丐取给”（《旧唐书•高适传》），靠人资助生活。一贫一富见“交态”，此时真心相待、倾心相交的是真朋友。高与韦弹棋击筑、纵酒高歌，将困顿忧愁置诸脑后。然而欢娱总是苦短，人生聚少别多，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正像江淹《别赋》所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一个“别”字提起，足以使人“心折骨惊”，何况是如此难得的朋友，何况正在酒尚热歌未已之时！但这毕竟是曾作“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豪语的高适，结穴一转轩昂：“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兄弟，好去！男子汉大丈夫，用不着小儿女那般“执手相看泪眼”，也不必忧伤“今宵酒醒何处”（宋柳永《雨霖铃》），饮了这杯酒就登程吧，青山常在，前路珍重！曹植与弟弟曹彪歧路分襟时说：“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赠白马王彪》）王勃也勉励朋友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适结句从曹、王来，而七古纵放的诗体使其气势更加豪迈。
史载高适喜言王霸大略，以功名自许，以安危为己任。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高适为人与为诗高度统一。盛唐文士大多不甘寂寞、不甘平庸，士风中踊动着激切甚至浮躁的情绪。拯救苍生与拯救自己，致君尧舜与自致青云，建立不世功业与获取功名富贵，高尚的理想与世俗的欲望，奇特地融汇在一起。高适既有这种“共性”，又独具“个性”：像战国谋士苏秦等人那样，通过谋略自拔于泥涂，致身青云，而且努力以行动去实现理想，不仅在诗歌中热切地憧憬了，并且在现实中冷静务实地实践了，这在唐代诗人中实属难得。这样独特的一个人物，即便是在困顿中与友人言别，也是绝不会做婉转优伤之态的。
（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