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原文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高适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
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句解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嗟”，叹息之声。友人被贬，痛苦之情不言而喻。“谪居”，贬官的地方。我叹息着与二位作别告辞，不知你们有什么想法？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把盏谈一谈你们前往的地方。“意何如”、“问谪居”，道出了诗人的关切之情。诗人要送别的两位友人都是遭贬，心中都有愁怨不平。大家马上就要分别，诗人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巫峡”，在今重庆巫山县东。《水经注》引古代民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上句写李少府被贬到巫峡。去巫峡的路途遥远，荒凉寂寞，更能不时听到两岸凄伤哀转的猿啼。面对此景，友人应该会流下感伤的热泪吧？下句写王少府被贬到长沙。“衡阳”，就是今天的湖南衡阳。衡阳南有回雁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相传每年秋天的时候，南飞的雁群到了回雁峰便不再南下，等春天再折回北方。“归雁几封书”，借用《汉书》所载苏武雁足系书的典故。诗人由长沙想到衡阳，由衡阳回雁峰的传说又想到鸿雁传书，希望王少府到长沙后多写信来。可是长沙的路途如此遥远，即使鸿雁归来，又能传递几封书信呢？
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
“青枫江”，指青枫浦，浏水的一段，西至长沙与湘江汇合。“白帝城”，故址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山上，西汉公孙述所建，东临巫峡。去长沙的路上能看到青枫江上旷远的天空。诗人想像长沙的自然风景，李少府到了长沙之后，应该会在秋高气爽的时节，怅望秋水长天。而王少府到了峡中，也应该去白帝城凭吊一番古迹，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吧？上两句先写巫峡后写长沙，这两句则先写长沙后写巫峡，章法错落。这两句所写风景都空旷无依，容易使人产生惆怅凄凉之感。但与前面两句相比，则又显出一种开阔之势。
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圣代”，政治清明的盛世；“雨露”，比喻皇帝的恩泽。清明盛世、皇帝恩泽与前面所述贬谪之苦相呼应，以此宽慰友人。诗人安慰友人说，现在政治清明，皇帝可能很快就会降下恩泽，把你们召回。这次的分别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你们莫要徘徊不前，放宽心上路吧，毕竟将来还有重逢的时候。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多种说法，或认为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或认为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或认为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兹从后者。是年秋诗人已辞去封丘尉之职，暂居长安。峡，指巫峡，峡中可能指今重庆奉节；长沙，即湖南长沙。诗人送两位友人贬官往外地。这两位友人，一位被贬为峡中县尉、一位被贬为长沙县尉。诗人反复渲染两处贬所的景物，以抒发送友远别之情。全诗安排错落有致，深情而自然。
【赏析】
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的确，在高适的很多诗中，都呈现出一种先声夺人的咄咄逼人之势。即如本诗，开篇“意何如”、“问谪居”两句即迅速入题，道出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同情。全诗四联情景交融，浑然天成，于凄凉哀婉中饶有深情。
诗是送别两位友人的，诗人在写作时两面兼顾，不是单说一个人而漏掉另外一个。章法安排错落有致，互文见义。写李少府时其实也是在写王少府，而写王少府时其实也是在写李少府。诗中先后提到“巫峡”、“衡阳”、“青枫江”、“白帝城”四个地名，分别选择典型景物，突出各地特色。不过，一首诗中连续出现多个地名，似乎有些繁琐。清人叶燮在《原诗》里就曾指出连用四个地名太多，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连用四地名，究非所宜。”不过他又说：“五、六浑言之，斯善矣。”认为高适并非刻板排列地名。也有人认为，高适此诗情真意挚而又气势健拔，虽然连用四个地名，但对诗意并无影响，反而使意境显得更为开阔。清代盛传敏《碛砂唐诗纂释》卷二评价此诗：“中联（指中间二联）以二人谪地分说，恰好切潭峡事，极工确，且就中便含别思。”今人许总称：“由于情意真挚，气势健举，所以并不感到窒碍。”（《唐诗名篇赏析》）
送别诗往往落入悲伤哀绝的格调。高适此诗也有凄伤哀婉的一面，但于凄婉之中、依依不舍之外，却又另辟蹊径，写出一种开阔上进之势，道出鼓励和安慰之意。一诗同赠两人，这在以往诗歌中也不多见。诗人在写巫峡风光的时候，借用古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暗示李少府所贬谪的巫峡环境寂寞荒凉。而在描写衡阳的时候，又借回雁峰和鸿雁传书的传说，从侧面说明那里路远难通，连经常书信往还的愿望也不易实现。写青枫江、写白帝城，地名有异而感受相通，正如沈德潜所说，是“五、六浑言之”，情感交织，得到完美升华。清吴瑞荣《唐诗笺要》称赞此诗说“只似送一人，唐人高脱处”。
诗末对友人的安慰，没有一丝消极和不安，而是极尽鼓励安慰之意，一举跳出送别诗的哀愁。明郝敬《批选唐诗》高度评价这首诗：“既凄清缠绵，又慷慨悲歌，别意浓重，劝慰有加。除结句外，余皆‘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又称此诗“清宛流畅，不损天真”。《唐宋诗举要》引清吴汝纶评语，赞此诗“一气舒卷，复极高华朗曜，盛唐诗极盛之作”。
【诗人名片】
高适简介
高适（约700—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世居洛阳。他是盛唐时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高适既是杰出诗人，又是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唐代重要诗人中，他算是唯一取得较高政治地位者。
高适家境贫寒。虽然出身官僚家庭，父亲曾任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但到了高适的时候，家中已经日渐衰败，靠躬耕田垄过活。高适早年“性拓落，不拘小节”。二十岁时，他赴京求官，自以为唾手可得，写诗说“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谁知现实偏不使他如愿。他失意而归，长期客居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以求丐取给”，靠友人资助生活。
他爱交游，有游侠之风，以建功立业自期。除早年游历长安之外，他后来还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开元二十年（732），高适北上漫游燕赵一带的时候，正值燕山一带发生北部游牧民族侵犯唐朝边境的战事。他投信安王李祎幕府，希望入幕从戎，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战场上。这时他作有《信安王幕府诗》。但愿望又一次落空，他只得抱恨而归。这期间，他以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塞上》、《蓟门五首》等边塞诗作。
开元二十三年，高适再次入长安应试，仍然落第。他在长安、淇上逗留了一段时间，约于开元二十五年末或次年初返回，继续客居梁宋。与前一段客居生活不同，这期间他曾几度外出。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天宝三载（744）至五载间，他与李白、杜甫结交，曾两度相聚，同游梁宋、齐鲁。他们一起饮酒出游，怀古赋诗。与李、杜二人的交识，推动了高适诗歌的创作。杜甫在《遣怀》诗中曾回忆这段交游生活：“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从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749），高适浪游无成。但这段时间，他常接触下层社会，因而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写了大量杰出的边塞诗和反映民间疾苦、抨击朝廷权贵骄奢淫逸的作品。每写成一篇，常被传诵，由此诗名渐著。他在不少诗中也流露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和痛苦情绪。这段时间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期。
天宝八载，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高适才中有道科，授封丘（今属河南）尉，由此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但官职如此卑微，使他感到难以实现远大志向。而腐败、残酷的“吏道”，更使他不堪忍受。天宝九载冬，他北使清夷军（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当时属范阳节度使管辖）送兵，第二年春回到封丘。到天宝十一载，他就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到长安后，他曾与杜甫等旧游重会。不久，年过五旬的高适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接受河西（今甘肃武威）节度使哥舒翰之聘，前往其幕中担任掌管书记。这次出塞，虽然也说不上如何得志，但相比首次出塞，高适自己还算比较满意。这年冬他随哥舒翰入朝，次年返河西。自入哥舒翰幕府起，高适仕途渐趋显达，他也把哥舒翰视为知己。
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诏命病废在家的哥舒翰平乱，高适也被擢拔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由于杨国忠等弄权，耽误战机，以致哥舒翰战败，潼关失守，长安城被叛军攻破，玄宗出走四川。高适择小路追赶玄宗，在河池向玄宗面陈潼关失守的经过和原因，反映了士卒生活艰苦、有些长官只知享乐而军无斗志等情况。玄宗闻言，嘉其忠义，擢授侍御史，随又升为谏议大夫。
《旧唐书·高适传》说他“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他向玄宗献策，主张将国库所存钱粮拿出来招募士卒，聚集力量抗击叛军；玄宗欲使诸王分镇各地，高适竭力劝阻。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永王璘进兵江淮，高适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采访使，率兵讨伐。他与其它平叛军合力，将永王兵马击溃，永王被杀而乱平。此后，高适参加平定安史之乱，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名震朝野。高适在朝为官，史书称其“负气敢言，权幸惮之”。肃宗乾元元年（758），权臣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在肃宗面前说高适的坏话，结果高适被降任为太子詹事，留司东京洛阳。次年，他出任彭州（今属四川）刺史，上元元年（760）又转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当时蜀地发生叛乱事件，高适参加了平叛之役。唐代宗宝应元年（762），高适被任命为成都尹，次年又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取陇右，十月进占邠州、武功。唐廷震动，唐代宗逃奔陈州。吐蕃兵进占长安城后，因怕中计被歼，遂引军退去。此时高适率兵至长安迎战，给吐蕃兵以重创。广德二年，高适被召还京，离开西蜀。他在西蜀时虽无卓著政绩，但“政存宽简，吏民便之”。他回朝后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因功封渤海县侯。但转过年来，即永泰元年（765），即因病辞世。
可以说，高适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还是一位颇有胆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后期仕途之通达，为唐代诗人所少有。以入哥舒翰幕为界，高适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其主要成就集中在前期。后期尤其是至德元载以后，他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期逊色。在他的一部分诗作中，也流露出热中功名、片面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庸俗思想，这毋庸讳言。
高适长期漂泊，从军后又多年驰骋疆场，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有着深切感受。他所写诗歌，常结合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以及反映征人思乡、少妇怀远和士卒驰驱沙场的艰苦、牺牲精神等。其诗慷慨豪放，悲壮苍凉，给人以积极奋进的感受。《全唐诗》中收其诗作二百余首，其中尤以《燕歌行》、《塞下曲》等被广为传唱。诗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豪言，表现了诗人以身许国的开阔胸襟、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时代的强音；同时，这种格调也构成了他边塞诗创作的主旋律。
高适与岑参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又都以歌行体见长，因而他们的诗具有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的共性。但两人的创作风格却又迥然不同。岑参的边塞诗以雄奇瑰丽为主要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高适的诗歌同样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但相比之下，他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在《燕歌行》中，他就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激烈的战斗气氛、士兵的复杂心态等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豪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豪迈动人的气概。
高适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早期的诗歌很多都表达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如《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但这类诗中也往往掺杂企羡功名富贵或者消极出世的思想。
高适还写了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这类诗歌，也主要是在前期创作的，讽时伤乱，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封丘作》、《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他的这部分诗歌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盛唐诗人当中，高适是反映民生疾苦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与他长期接触社会下层的生活和同情民众、济世安邦的理想有密切关系。安史之乱后，高适还写下一些此类诗作，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之情。
高适诗中成就最高的还是边塞诗，代表作有《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也主要创作于前期。他这些优秀的边塞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充满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他的边塞诗还有一些描写普通士兵生活和揭露将领骄奢淫逸之状，具有积极意义；在这部分作品中，他一方面歌颂战士立功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表现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和对和平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揭露边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他的边塞诗语言质朴精炼，气势雄健高昂，感情深挚，风格遒劲，是盛唐边塞诗中的精品。
此外，高适的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等，也颇有佳句。
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很高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唐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适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他的歌行长篇，波澜浩瀚，沉雄激壮，声情顿挫；五古则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他的近体以七律和七绝为工。
高适作品在他生前即进行了编集，有天宝七载（748）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但已佚失。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二十卷，今亦不存。现在传世的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等，保存了他的诗歌约二百四十首。现在通行的高适作品版本，有今人刘开扬整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整理《高适集校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