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梁行原文
古大梁行
高适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
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
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
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
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
遗墟但见狐狸迹，古池空余草木根。
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
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
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
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
古大梁行句解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
“莽苍”，形容郊野或原野景色空旷迷茫；“饶”，多；“荆榛”，芜杂丛生的草木。诗人驱马来到古代的大梁城，只见荆榛丛生，郊野萧瑟荒凉，这种景象自然引发了诗人的愁思。
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
“宫观”，泛指宫室建筑；“尽禾黍”，到处都长满了禾黍之类植物。《诗·王风》有《黍离》篇，据《毛诗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本句诗意由此而来。“信陵”，即信陵君，战国时魏国公子，与平原君等并称四公子，礼贤下士，据说有门客三千人；“随灰尘”，指遗骸早已被风化成为烟尘。诗人在早已成为一片荒野的古城中前行，昔日那巍峨的王宫，如今长满了禾黍；信陵君和他的三千食客，在时间长河里早已经化作烟尘。诗人开篇即描摹出一派衰飒之景，为全篇定下了苍凉的基调。
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
“朝市”，指政治、商业中心的都会；朝，朝廷；市，都市。“轩车”，古时大夫以上所乘坐的华贵高大的车子；“照耀”，光彩四射；“歌钟”，泛指乐舞。诗人对于大梁城的过往有无限追忆，这种追忆充满美好的想象，更有几分向往。“雄都”、“轩车”与之前所写的衰败之景形成鲜明对比。遥想当年雄都朝市，轩车往来而歌舞升平，一片繁华盛景。
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
“带甲”，披盔贯甲的武士；“国步”，犹云国运、国势。魏国当年拥有三十万大军，连营千里，国力非常雄厚。今朝的荒凉死寂与昔日的强盛辉煌，又形成了一组强烈的对比，使人顿生今昔之感。
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
“须臾”，片刻，时间短暂。诗人很快从对大梁城往昔全盛时期的美好回忆中醒来，回到眼前的现实中。大梁城的强盛辉煌是短暂的，如今那些曾风光无比的歌舞楼台和曲折的池潭，已荡然无存。如此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人只能空怀悲叹。
遗墟但见狐狸迹，古池空余草木根
断壁残垣中，只能看到狐狸留下的痕迹。池塘早已干涸，草木枯萎，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根。这两句仍与第二段的繁华盛大的场面构成对比。
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
“摇落”，草木凋残。“摇落”、“秋草”、“悲歌”，与开篇所描摹的荒城衰景相呼应。日落西山，面对古城的遗迹和草木摇落的衰飒秋景，一种莫名的伤感直上诗人心头。他触景生情，不禁“倚剑悲歌”。对这座城市的今昔之感，自然引发出对于相关历史人物的联想和评说。
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
这两句是说，侯嬴、朱亥那样的侠义之举，至今仍被人们传颂。路上的行人，还能指点辨认哪儿是侯嬴居住过的大梁城东门。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载，侯嬴是魏国隐士，年七十而贫，看守大梁城东门（夷门）。信陵君礼贤下士，拜访和礼遇他。后来他为信陵君出谋划策，窃符救赵。侯嬴自己则自杀以殉。“朱亥”，侯嬴推荐给信陵君的侠士，隐于市井，以屠宰为业。窃符救赵行动中，他以铁椎打死魏将晋鄙，使信陵君得以发兵。“夷门”，大梁城东门的名称，因在夷山之上而得名，故址在今开封城内东北隅。
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
“白璧”，美玉；“万户侯”，汉代侯爵的最高一级，享有食邑万户，后来泛指高官贵爵。诗人大概是从朱亥、侯嬴，联想到另一位与大梁有关的战国名人虞卿。他曾经得到赵王赏赐的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又封上卿。因献策赵王，联合齐、韩、魏等国合力攻秦，得赵王器重，赐城邑，佩卿相印。后来赵国形势日衰，虞卿弃相印奔魏，晚年穷困于大梁，著书传世。诗人不禁感叹：不论如何威风烜赫的风云人物、侯门贵族，最后也不免如虞卿一样，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
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有水东流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自然年复一年花开花落，情景依旧；而人事日非，其变迁不可预知。因相隔太久而变得淡漠凄凉的那些年代，无须再去追问。只有那一直默默向东流去的汴水，见证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这个意思，很多诗人都表述过，后来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说得更明白：“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古大梁行题解赏析
【题解】
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唐朝时称汴州陈留郡，故址在今河南开封。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四载（745）秋，这段时间他与李白、杜甫同游，这首诗很可能就是与李、杜等同游大梁时所作。据《新唐书·杜甫传》：“尝从（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慷慨怀古”不仅是杜甫的写照，也是高适的写照。这时高适已经四十多岁，仍客居宋中，耕钓为生。从这首诗中，能够强烈感受到诗人报国无门的悲凉之情。他把这种悲愤用怀古的方式表达出来，笔下遂多盛衰、兴亡之感。
【赏析】
这首诗借咏怀古迹，发兴亡之叹。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身世之感和不遇之悲。
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段落。整首诗都是在描写今日古都荒凉的基础上，穿插对这座城市辉煌过往的回忆。第一段诗人“驱马荒城愁杀人”，被大梁城的荒废程度所震惊。他以满城的“荆榛”、“禾黍”、“灰尘”来烘托萧杀之景。凄凉之情，慢慢滋生出来。第二段是对往昔辉煌的遥想。第三段“全盛须臾哪可论”，又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回应首段。第四段和末段，诗人面对荒芜之城，在暮天摇落之际顿生悲情，不由得感怀侯嬴、朱亥等人的事迹。全诗由现实入追忆，由追忆又到现实，交互错落，章法富于变化。最后诗人以“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两句收束，大有“逝者如斯夫”的感慨。
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分析此诗的结构说：“起二句伉爽，‘魏王’二句衍，‘昨忆’四句推开，‘全盛’句折入，‘暮天’句入己。以下重复感叹，自有浅深，而气益厚，韵益长，反复吟咏，久之自见。”整首诗虽然在章法安排上曲折多变，但并不显得散乱，而是颇为严整。主题思想一脉相承，情感浓烈而深沉。明邢昉《唐风定》卷九认为此诗“按节安歌，步武严整，无一往奔轶之习”。在音韵对偶方面，全诗四句一转韵，第一、三、五段为平声韵，第二、四段为仄声韵，平仄相间，形成起伏之感。
这首诗也大量使用诗人擅长的对比手法。通过古今反复对比，兴亡之感溢于言表。诗中既有对逝去历史的怀想，也隐含对自己韶华逝去的慨叹，还有对唐王朝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惦念。诗人将这些所见所感收束于千古东流的汴河水中，全诗的意境显得更加悠长往复，启人无限遐想。明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高度评价此诗的收结艺术：“游心千古，似佃似渔；精华所萃，结为奇调。凭吊诗之绝唱者。”《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引清人黄培芳评语，认为本诗开启了一种凭吊诗的写法：“开后人故迹凭吊诗之法门。隔联以对仗，壁垒森严。一结多少感慨！”
【诗人名片】
高适简介
高适（约700—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世居洛阳。他是盛唐时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高适既是杰出诗人，又是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唐代重要诗人中，他算是唯一取得较高政治地位者。
高适家境贫寒。虽然出身官僚家庭，父亲曾任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但到了高适的时候，家中已经日渐衰败，靠躬耕田垄过活。高适早年“性拓落，不拘小节”。二十岁时，他赴京求官，自以为唾手可得，写诗说“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谁知现实偏不使他如愿。他失意而归，长期客居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以求丐取给”，靠友人资助生活。
他爱交游，有游侠之风，以建功立业自期。除早年游历长安之外，他后来还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开元二十年（732），高适北上漫游燕赵一带的时候，正值燕山一带发生北部游牧民族侵犯唐朝边境的战事。他投信安王李祎幕府，希望入幕从戎，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战场上。这时他作有《信安王幕府诗》。但愿望又一次落空，他只得抱恨而归。这期间，他以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塞上》、《蓟门五首》等边塞诗作。
开元二十三年，高适再次入长安应试，仍然落第。他在长安、淇上逗留了一段时间，约于开元二十五年末或次年初返回，继续客居梁宋。与前一段客居生活不同，这期间他曾几度外出。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天宝三载（744）至五载间，他与李白、杜甫结交，曾两度相聚，同游梁宋、齐鲁。他们一起饮酒出游，怀古赋诗。与李、杜二人的交识，推动了高适诗歌的创作。杜甫在《遣怀》诗中曾回忆这段交游生活：“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从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749），高适浪游无成。但这段时间，他常接触下层社会，因而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写了大量杰出的边塞诗和反映民间疾苦、抨击朝廷权贵骄奢淫逸的作品。每写成一篇，常被传诵，由此诗名渐著。他在不少诗中也流露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和痛苦情绪。这段时间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期。
天宝八载，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高适才中有道科，授封丘（今属河南）尉，由此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但官职如此卑微，使他感到难以实现远大志向。而腐败、残酷的“吏道”，更使他不堪忍受。天宝九载冬，他北使清夷军（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当时属范阳节度使管辖）送兵，第二年春回到封丘。到天宝十一载，他就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到长安后，他曾与杜甫等旧游重会。不久，年过五旬的高适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接受河西（今甘肃武威）节度使哥舒翰之聘，前往其幕中担任掌管书记。这次出塞，虽然也说不上如何得志，但相比首次出塞，高适自己还算比较满意。这年冬他随哥舒翰入朝，次年返河西。自入哥舒翰幕府起，高适仕途渐趋显达，他也把哥舒翰视为知己。
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诏命病废在家的哥舒翰平乱，高适也被擢拔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由于杨国忠等弄权，耽误战机，以致哥舒翰战败，潼关失守，长安城被叛军攻破，玄宗出走四川。高适择小路追赶玄宗，在河池向玄宗面陈潼关失守的经过和原因，反映了士卒生活艰苦、有些长官只知享乐而军无斗志等情况。玄宗闻言，嘉其忠义，擢授侍御史，随又升为谏议大夫。
《旧唐书·高适传》说他“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他向玄宗献策，主张将国库所存钱粮拿出来招募士卒，聚集力量抗击叛军；玄宗欲使诸王分镇各地，高适竭力劝阻。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永王璘进兵江淮，高适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采访使，率兵讨伐。他与其它平叛军合力，将永王兵马击溃，永王被杀而乱平。此后，高适参加平定安史之乱，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名震朝野。高适在朝为官，史书称其“负气敢言，权幸惮之”。肃宗乾元元年（758），权臣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在肃宗面前说高适的坏话，结果高适被降任为太子詹事，留司东京洛阳。次年，他出任彭州（今属四川）刺史，上元元年（760）又转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当时蜀地发生叛乱事件，高适参加了平叛之役。唐代宗宝应元年（762），高适被任命为成都尹，次年又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取陇右，十月进占邠州、武功。唐廷震动，唐代宗逃奔陈州。吐蕃兵进占长安城后，因怕中计被歼，遂引军退去。此时高适率兵至长安迎战，给吐蕃兵以重创。广德二年，高适被召还京，离开西蜀。他在西蜀时虽无卓著政绩，但“政存宽简，吏民便之”。他回朝后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因功封渤海县侯。但转过年来，即永泰元年（765），即因病辞世。
可以说，高适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还是一位颇有胆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后期仕途之通达，为唐代诗人所少有。以入哥舒翰幕为界，高适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其主要成就集中在前期。后期尤其是至德元载以后，他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期逊色。在他的一部分诗作中，也流露出热中功名、片面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庸俗思想，这毋庸讳言。
高适长期漂泊，从军后又多年驰骋疆场，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有着深切感受。他所写诗歌，常结合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以及反映征人思乡、少妇怀远和士卒驰驱沙场的艰苦、牺牲精神等。其诗慷慨豪放，悲壮苍凉，给人以积极奋进的感受。《全唐诗》中收其诗作二百余首，其中尤以《燕歌行》、《塞下曲》等被广为传唱。诗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豪言，表现了诗人以身许国的开阔胸襟、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时代的强音；同时，这种格调也构成了他边塞诗创作的主旋律。
高适与岑参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又都以歌行体见长，因而他们的诗具有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的共性。但两人的创作风格却又迥然不同。岑参的边塞诗以雄奇瑰丽为主要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高适的诗歌同样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但相比之下，他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在《燕歌行》中，他就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激烈的战斗气氛、士兵的复杂心态等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豪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豪迈动人的气概。
高适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早期的诗歌很多都表达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如《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但这类诗中也往往掺杂企羡功名富贵或者消极出世的思想。
高适还写了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这类诗歌，也主要是在前期创作的，讽时伤乱，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封丘作》、《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他的这部分诗歌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盛唐诗人当中，高适是反映民生疾苦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与他长期接触社会下层的生活和同情民众、济世安邦的理想有密切关系。安史之乱后，高适还写下一些此类诗作，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之情。
高适诗中成就最高的还是边塞诗，代表作有《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也主要创作于前期。他这些优秀的边塞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充满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他的边塞诗还有一些描写普通士兵生活和揭露将领骄奢淫逸之状，具有积极意义；在这部分作品中，他一方面歌颂战士立功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表现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和对和平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揭露边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他的边塞诗语言质朴精炼，气势雄健高昂，感情深挚，风格遒劲，是盛唐边塞诗中的精品。
此外，高适的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等，也颇有佳句。
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很高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唐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适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他的歌行长篇，波澜浩瀚，沉雄激壮，声情顿挫；五古则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他的近体以七律和七绝为工。
高适作品在他生前即进行了编集，有天宝七载（748）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但已佚失。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二十卷，今亦不存。现在传世的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等，保存了他的诗歌约二百四十首。现在通行的高适作品版本，有今人刘开扬整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整理《高适集校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