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经胡城县原文
再经胡城县
杜荀鹤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新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再经胡城县赏析
【赏析1】
现在，我们来读几篇政治讽刺诗。这些诗都写于唐王朝灭亡的前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残暴昏庸的统治者已不可能有任何幸运在等待他们了。人民愤怒的浪潮正向他们汹涌而来，他们之终于被淹死，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杜荀鹤这一首诗写他两年之中再经胡城县（故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的闻见及感慨。前三句叙事，结句抒感。他去年经过这个县城的时候，便听到了叫冤，不是少数人在叫，而是无口不叫，众口一词。那么，这位县宰（县令）的贪残害民，就不用说了。按理这种贪官酷吏必然会受朝廷的制裁，可是，出人意料之外，当作者这次再来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县令的降黜，而是他的升迁，不是一般的升迁，而是破格的提拔，这就不能不使诗人感到巨大的忿怒和深沉的叹息了。朱绂，即绯袍，红色的官服。按照唐朝的制度，五品官服浅绯，四品官服深绯。而县令之中，又只有在京城附近各县的才是五品官，一般的县令都是六品或七品。胡城既非京县，县令就根本不应“加朱绂”，但这个县令却以“县民无口不冤声”的“成绩”，获得了这种特殊的政治优待，于是诗人就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推论：这位县令穿的红袍，就是老百姓的鲜血染成的啊！清末刘鹗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也有“血染顶珠红”的诗句，可见这正是封建社会黑暗政治的一条延续的黑线。
广明元年（880），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这个昏君在奔命的时候，居然还没有忘记要一位耍猴的艺人带着一群猴儿一同逃走。而这位艺人耍猴也确是有一套，他能把猴儿训练得和人一样，上朝站班。于是，龙心大悦，就赐给这位弄猴人以朱绂，他也就高升为四品或五品的朝官了。罗隐早年就有才名，但因为爱讥讽时弊，触犯忌讳，应考进士科十次，都没有录取。面对这些事实，他就写下了《感弄猴人赐朱绂》一诗。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得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此诗前半自述，后半感弄猴人，以对比手法见出朝廷对臣下进退之无理，刑赏之不公，而与前首同样从朱绂的赏赐发议。
首句极言自己进士及第之艰难，应试花了十二三年，仍然没有考取。罗隐是余杭（今浙江省余杭县）人。五湖即太湖。余杭在太湖南面，就自然地理区划来说，属于太湖平原。唐代的进士考试，不在长安就在洛阳，所以次句接着说，为了功名，反而和太湖的风景离开了（烟月指风景。太湖是著名的风景区。违，背离），真是无可奈何。两句是离乡背井，久而无成的感慨。后半转入题面。怎样才能够学到像那位耍猴艺人的本领呢？他是只要博得皇帝的一笑，红袍就穿上身了。猴子一名猢狲，也可以写成胡孙。供奉，以某种才艺在宫廷伺候皇帝的人的通称，如李白也曾称为李供奉。这位弄猴人以耍胡孙给皇帝开心为其职务，所以诗人戏称之为孙供奉。两句写自己苦心文学，在皇帝眼里，倒不如一个耍猴儿的艺人。这首诗既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也揭露了朝廷政治的昏浊，皇帝生活的腐败与空虚。使人读来有啼笑皆非之感。
陆龟蒙的《新沙》用意在于揭露官府对人民无孔不入的剥削，而出之以辛辣的讽刺，则和前两首相同。
渤海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
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
在唐末，土地兼并愈来愈剧烈，租税征收愈来愈繁重，广大农民既不愿意沦为佃户，又交不出租税，只好逃到偏远地区，开荒为活。在渤海中，新涨起一个沙洲，也有人甘冒风涛之险，把家搬到那里去了。哪里知道，基于贪婪的本性，一些民贼的嗅觉比猛兽还灵，即时追踪而来，对移住新沙的农民，照旧敲骨吸髓。此诗所写，就是当时劳动人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惨生活的实况。
起句说明新沙是由渤海波涛冲刷泥沙而成，风涛声中，新沙出现。堤，指新沙的岸。小堤也就是新沙，次句叙官府之来。小堤新涨，照说，最先知道这个地方由无人烟而变为有人烟的情况的，该是终日在海上飞翔的鸥鸟吧。可是，不。连海鸥还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的时候，吸血鬼们却已经先知道，并且立即追踪而至了。这句诗貌似平淡，仔细玩味起来，却非常冷峻，使人读来寒心。后两句别作一个设想。蓬莱是神话中的仙岛，仙人既然不食人间烟火，岛中当然也就没有庄稼，但仙人也还不免要种些吃了长生不老的仙药如紫芝（灵芝）之类。如果蓬莱不是“在虚无缥缈间”，如《长恨歌》中所描写的那样，而是也有路使凡人可以走到的话，那么，仙人种的紫芝也会年年要收税了。次句的讽刺，比较微婉，第三、四句的讽刺则非常尖锐，语气也由冷峻变为炽热。可以察觉到，诗人感情的温度也正在上升。
《诗大序》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这些嬉笑怒骂的诗篇，正是当时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忠实写照。这些诗所讽刺的具体对象，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色，就是以活跃的联想形成对比，从对比中揭示出那些可鄙可恨可笑可悲的丑恶现实。
【赏析2】
杜荀鹤生活在唐朝末期，其时军阀混战，唐王朝风雨飘摇。诗人哀民生之多艰，写下了大量的揭露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诗作，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声。如《题所居村舍》《山中寡妇》等。《再经胡城县》就是一首揭露当时政治黑暗、酷吏残忍的佳作。
题目既云“再经”，自然就有“初经”。两次经过要在短短四句诗中呈现，容量实在非小。
诗的前两句写初经胡城县所见：“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是从县民方面来写，“无口不冤声”可见冤声之大，涉及之广。但县民为什么有冤声？冤在何处？诗人应该是知道的，但没有点明，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悬念由此产生。
第三句写再经所见：“今来县宰加朱绂。”“县宰”即县令，是县民之父母官。“加朱绂（fú）”，即加官。唐制：县令六、七品只能穿着绿袍，而朱绂即绯袍，红色，是四、五品官员的官服。那么县宰是因为做出了什么政绩而得到加官的呢？前一悬念尚未解，又增一悬念。层层设置悬念，为的是蓄势，为最后解开悬念时所形成的冲击力积蓄能量。
结论在最后一句：“便是生灵血染成。”“生灵”，即百姓。老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县宰的官袍，一个残害百姓、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跃然而出。前三句所蓄之势，至此一决而溃，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强烈效果。
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局限于县宰。人们不禁会问：一个劣迹昭彰、县民无口不冤声的县官为什么不但未被惩治，反倒加官晋爵？这自然会将读者的思索引向县宰的上级以至朝廷。这样的追问置诸清代，诗人的项上人头恐将不保。
杜荀鹤深受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风格上属通俗诗派，语言平白如话，但这首诗能收到这样的批判之功，靠的是对县官形象生动具体的刻画。尤其是结句将官袍的红色与生灵的鲜血这两种虽然颜色相同但性质全然相反的事物连缀在一起，反差强烈，极具震撼力。
（陈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