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华清宫绝句原文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录一）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过华清宫绝句赏析
华清宫是杜牧爱写的题材，在他的诗集中，有五言排律《华清宫三十韵》一首，又七言绝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华清宫》一首。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此诗的主题思想是揭露荒淫无道的唐玄宗及其宠妃杨玉环的奢侈生活所加于人民的苦难，与杜甫《解闷》中“侧生两岸”一首同意，但写法完全不同。前诗侧重于以“翠眉”与“布衣”对比，以见玄宗之轻才重色，劳人害马，是以议论为主。此诗则主要的是揣摹杨贵妃看到进贡的荔枝来到时的满意心情。画龙点睛，而统治阶级之作威作福，人民之被压迫被剥削，都可想见，是以描写为主。杜牧是非常敬佩杜甫这位伟大前辈的，但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出息的诗人。而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家，除了应当谦逊地向前辈学习之外，还应当勇敢地向前辈挑战，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出或多或少的前所未有的实绩，发出一些新的光彩来。否则，文学艺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为人民提供新的精神食粮了。我们以老杜与小杜的这两诗相比较，不能不承认，后者是青胜于蓝，冰寒于水。
诗从临潼到长安的途中着笔。已过骊山的华清宫，快到长安了，而犹回头眺望，足见感触之深。绣成堆，是形容骊山风物之美。《雍大记》云：“东绣岭在骊山右，西绣岭在骊山左。唐玄宗时植林木花卉如锦绣，故名。”故此三字也就是后来小说中常说的花团锦簇。长安离临潼已远，事实上是望不见的，所以这头一句也和以下三句一样，无非是回忆想象之词。次句山顶千门，是写宫殿的宏伟深邃，用张衡《西京赋》“门千户万，重闺幽闼，转相逾延”之意。为了迎接进贡荔枝的使者，而宫殿门户，一重重地依着次序打开，说明使者之被重视，也正是说明唐玄宗、杨贵妃对私人生活享受之重视。这一句是后面的主要场面即第三句的前奏。第三句正写。这时，在远处大路之上，尘土飞扬，一位使者，鞭马急驰而来，正向骊山顶上的华清宫前进。因为千门万户，都已打开，深居宫中的妃子也就看得见她即时可以到口的家乡爱物了，于是，不禁嫣然一笑。结句不但点明一骑红尘是为了进贡荔枝，而且说出无人知道。这也就是说，这班寄生虫的奢侈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人们看到这位使者拼命地奔驰，还有可能认为是呈递什么有关国家大事的紧急情报哩。上一句写得极热，这一句却写得极冷，相形之下，这些最高统治阶级的丑恶形象就更加清晰了。洪昇在剧本《长生殿》的《进果》一出中，也写了这个场面。他利用了戏剧那种样式的特长，对此作了更广阔的描绘和更细致的刻画，值得参看。
这篇名作中也存在一个虽然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原谅，甚至可以容许的错误，应当指出。原来，华清宫是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南骊山上的一座离宫，山有温泉，气候和暖，因而每年十月，以玄宗为首的大贵族们才迁到那里避寒，春暖之时，再回长安。但荔枝成熟是在夏天。所以在华清宫看到进贡荔枝，是不可能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之句，长生殿即在华清宫中。天气还很热的七夕，玄宗、贵妃也不会住在那里。《歌》中还有“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玄宗一行从陕西进入四川，到了成都，就停止南进，而峨嵋在成都之南又几百里，玄宗等根本没有走过此山。像这些地方，或是由于诗人创作时不曾细考，随情涉笔，以致出现错误，然而它们并无损于整个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另外，这也有可能是作者想将作品的人物和环境典型化，使作品中呈现的艺术真实更高于生活真实，因而把某些最有代表性事物集中起来，写在一起，以加强艺术的感染力，而不管其在实际上是否可能出现。如玄宗、贵妃冬天要洗温泉，夏天要吃荔枝，诗人将场面写为在华清宫收到荔枝，便将他们无论冬夏都要享受，集中体现出来了，这就更加突出了其生活的腐朽性，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所以说，这是可以容许的。
唐人绝句中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好诗还不少，我们再选读两家，比较一下诗人们对于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这对于欣赏和创作，都是不无益处的。
吴融《华清宫》云：
四郊飞雪暗云端，惟此宫中落旋干。
绿树碧帘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与表现手法都与杜牧前诗相同，即借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揭露阶级矛盾，但形象则完全不一样。
起句写大雪，一“飞”字写出风的威势。北风驱使着雪花，到处飞舞，遍野漫天，望上去，连天空的层云都显得阴暗了；而在这座离宫范围内，却落下不久就干（旋，随即），连树叶也不枯黄，常年青绿。一面是地有温泉，温度较高，另一面则是宫殿建筑坚实，设备完善。所以在这样的严寒季节里，住在宫中的人，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垂下的碧帘与宫外的绿树互相掩映而已。冬天的大地换上了妆饰，他们都看不见，又怎么会知道外边的寒冷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不会知道了。连这都不知道，又怎么能体察国家兴衰和人民苦乐呢？就在这糊里糊涂之中，安禄山就打进来了。
全诗以宫内宫外对比，以起句和结句写宫外之情，中间两句写宫内之景，与一般绝句诗两两相对的写法不同，显得用意更为融合贯通，手法更为灵活自然，结构更为错综变化，虽然就语言来说，它的魅力较差。
以上两首是写华清盛时。崔橹也写过三首《华清宫》，现在选其中写华清衰时的两首来作对照。其一云：
草遮回磴绝鸣鸾，云树深深碧殿寒。
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
又一云：
门横金锁悄无人，落日秋声渭水滨。
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
两诗都极写天宝之乱以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而其作意则在于缅怀唐帝国先朝的隆盛，感叹现在的衰败，有很浓重的感伤情绪，与杜、赵两诗之以讽刺为主的不同。
前一首起句写骊山磴道。用石头修得非常工致整齐的回环磴道，也就是当日皇帝来时乘坐御辇经过的地方。御辇既不重来，辇上鸾铃的鸣声也就绝响了。鸣鸾既经绝响，磴道自然也就荒草丛生。次句写山中宫殿。皇帝不来，宫殿当然空着。树木长得更高了，高入云端，故称“云树”，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这深深云树包围起来的皇宫，虽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现一片碧绿，也许还更碧绿了，但由于空着，就充满了寒冷的气氛。只这一“寒”字，就把宫中富贵繁华，珠歌翠舞，锦衣玉食一扫而空。后半转入夜景，写人事更变之后，多情明月，虽然依旧出没其间，但空山寒殿，已经无人玩赏。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骊山盟誓，“愿世世为夫妇”。诗人想象他们一定也曾如同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所写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楼，太真（杨妃）同凭阑干立”一样，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阑干，但现在却只余明月，自去自来，而先帝贵妃，俱归寂寞，玉阑纵存，却更无人倚了。
后一首起句点明空山宫殿，门户闭锁，悄然无人（这当然不是连看守房子的人也没有，而只是说没有享受它的“正经主子”而已。在这些地方，不可呆看。以词害意，就说不通），以下三句，都就此生发，写离宫荒凉寥落的景色。宫在渭水之滨，由于宫中悄然无人，故诗人经过，所见惟有落日，所闻惟有秋声（秋声，指被秋风吹动的一切东西所发生的音响）。而山头红叶，也由于气候的变冷，飘落到了山下，带来了寂静的寒意。“红”与上“落日”配色，“叶”与上“秋声”和声。而夕阳西沉之后，却又下起雨来。含雨的云浮游天际，像梦一般迷离，而云端飘落的雨丝，却又像灰尘一般四处随风飘散。绘声绘色，极为逼真。
《文心雕龙·隐秀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崔橹这两首诗，纯属描写，而能“状溢目前”，不着议论，自然“情在词外”，可以算得上隐秀之作。
杜牧别有《过勤政楼》一首，其表现方法之即小见大，与“长安回望”及“四郊飞雪”两首相同，而所反映情调之低沉伤感，又和“草遮回磴”及“门横金锁”两首相近，今录如下：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据史，玄宗在兴庆宫西南建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位皇帝常常和他的兄弟们在楼头欢宴游玩。可见勤政楼即花萼楼，虽有二名，楼实一座。
诗的前半由今思昔。八月五日是玄宗生日，开元十七年（729），由宰相奏请，定为千秋节，布告天下。“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唐会要》）。成为一个上下同欢的佳节。但由于玄宗晚年非常昏聩，口头上说要“勤政务本”，事实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安禄山一反，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从那时以后，唐帝国就一直走着下坡路，情形愈来愈不妙。连社会风俗，也有了许多变迁。千秋节虽然还有一个空名，可是人们早已不在这一天用承露囊互相赠送，连承露囊这种东西也没有了。就在这一百年左右，变化该是多么大啊！后半感昔伤今。现在，诗人经过这座还侥幸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回想当日帝国极盛时代，玄宗在这座楼上做生日，楼前杂陈百戏，举国欢腾，而今天则只见一片荒凉，连宫门上的金铺都长满青紫色的霉苔了（金铺，铜制门饰，用以衔环，上作兽头或其他形状）。不说游人在雨中经过其地，看到凄凉衰败的前朝宫殿而伤情，却说惟有霉苔因雨到处滋长，竟然由地面长到了宫门的铜铺之上，好像称心如意的样子，则不但空存佳节之名，不见丝囊之赠，而且宫门深闭，从不打开，也不待言了。诗从民间露囊与宫门紫苔见意，以见废兴，与“长安回望”一首中之从荔枝见意，“四郊飞雪”一首中之从雪花见意，笔墨相同，而情调有异。
不同的作家，对于相同的或近似的题材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处理，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另外一种现象，即同一作家，对于相同的或近似的题材也一样可以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处理来。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作家思想感情的复杂性这样两种客观和主观条件所规定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作家的主观感受对同一客观事物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任何客观事物本身原来也就具有使人产生各种主观感受的许多侧面。因此，呈现于作品的思想、感情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十分复杂了。就杜牧《过华清宫》与《过勤政楼》来说，前者以辛辣的讽刺揭露玄宗的荒淫，后者以感伤的情调咏叹唐朝的衰落，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矛盾。但我们今天读时，显然认为前者是更可取的，虽然后者也并非全无可取。以吴融与崔橹之作相较，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