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原文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句解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诸葛丞相的祠堂到什么地方找寻？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高大的地方。首联点出祠堂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丞相祠堂”，即武侯祠，西晋末年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而建，在今成都市内，与刘备合庙而祀。“寻”字，使得一问一答、一开一合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急切瞻仰的心情。杜甫在巴蜀地区寻访过多处诸葛亮的遗迹，留下了多首诗篇。“森森”，形容柏树的茂密高大，是祠堂所在的标志，也是历代人民爱戴诸葛亮的见证。《古柏行》说：“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锦官城”，指今四川省成都市。成都以产锦著名，三国蜀汉时在此设官专理此事，故曰锦官城。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掩映台阶的碧草空自展现着一派春色，藏在密叶间的黄鹂徒劳地婉啭鸣唱。颔联写诗人步入诸葛亮祠堂的所见所闻，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堂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自”、“空”二字极为传情：碧草映阶，不过自为春色——因游人行踪难至；黄鹂隔叶，不过空作好音——因诗人无心倾听。一片诗心，全凝于二字。自然之恒久，与世事之多变、人生之不永暗相对照。“黄鹂”也称黄莺，是一种鸣声动听的小鸟。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频频咨以天下大计，诸葛亮为先主开创基业，又为后主匡济救危，献出老臣的一腔忠诚。颈联由颔联的感物转为思人，上句写智识才能，见出其匡时雄略；下句写勤勉忠诚，见出其报国之忱；两句正好包括了他的事业自三顾茅庐始，而以辅佐刘禅终的全过程。“频烦”，再三劳烦。“两朝”，蜀汉皇帝刘备、刘禅父子两朝。“开济”，即开创基业，匡济时危，指诸葛亮辅佐刘备开国，又帮助刘禅撑持危局。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可惜啊，出师伐魏，还没取得胜利，诸葛丞相便病亡军中，永远让后代英雄们对此泪满衣襟！这两句是最感人的名句。“出师句”，诸葛亮为了伐魏，曾六出祁山。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率师伐魏，据武功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渭河南岸），与魏军隔渭水相持百余日，胜负未决而病死于军中，年仅五十四岁。这一事实本来就使人痛惜，更何况他那死而后已的精神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壮志难酬抱憾而终者，不仅是诸葛亮的遗恨，也是古往今来无数失意英雄的共有心境。尾联在沉挚悲壮中，不仅表达对诸葛亮的痛惜、追念和景仰之情，同时也概括了古今英雄（包括诗人自己）在国危时艰之际有才无命、壮志未酬的悲慨。
蜀相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是上元元年（760）春天，杜甫初到成都游武侯祠所作。当时安史之乱未平，作者仕途失意，弃官入蜀。他在诗中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推崇备至，有着深刻的寓意。“蜀相”，指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东汉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在蜀称帝，国号为汉（后人称蜀汉），以诸葛亮为丞相。
【赏析】
一千四百五十首杜诗中，称颂或提到诸葛亮的，有几十首之多，以这一首名气最大。诗题不作“武侯祠”，而作“蜀相”，是有深意的；意在臧否人物，而非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说的“吟怀古迹”。
这首七律章法曲折宛转，自然紧凑。前两联记行写景，洒洒脱脱；后两联议事论人，忽变沉郁。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不愧是如椽巨笔。全篇由景到人，由寻找瞻仰到追述回顾，由感叹缅怀到泪流满襟，顿挫豪迈，几度层折。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第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第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精警之语，概括诸葛武侯的千秋功业，此为第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末句的点睛之笔。全篇所怀者大，所感者深，凡读此篇者，莫不有雄浑沉郁之感。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