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别原文
新婚别
杜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新婚别句解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兔丝附在又短又矮的蓬麻身上，它的蔓儿自然不会很长。把女儿嫁给出征打仗的人，还不如把她扔在路旁！“兔丝”，一种蔓生植物，多缠附在别的植物上生长，古人用以比喻女子之依附男子。这里是新娘用以自比。“蓬麻”，两种低矮植物，用以比征夫。
开篇以“兔丝附蓬麻”这一自然现象，比喻婚后女子依附丈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比中有兴，贴切巧妙，恰到好处。不仅准确地把握了结婚仅一天的新嫁娘的特定身份、语气口吻、感情色彩及心理动态，也符合诗歌进程的需要。比兴意义并不局限于表示夫妇的依存关系，而是更形象深刻地表达了新娘对新郎那种依依不舍、缠绵悱恻的情意。这样婉转入笔，比开门见山效果更佳，而且从新妇的角度叙述，不宜直截了当。丈夫应征入伍，吉凶难卜；自己依托无着，生活前景难料。一想到此，她又怎能不痛断肝肠，无奈悲伤？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自从结发作了你的妻子，到现在还没坐暖你的床。昨晚成婚，今晨你就告别，这岂不是过于匆忙？这里语气由重加急，以通俗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描画出一位爱怨交织、感情细腻的新嫁娘形象。“结发”，古时婚礼，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共髻束发，因以指成婚。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你此行虽说不甚遥远，但奔赴河阳也是去守卫边防。我的身分尚未明确，叫我如何去拜见公公和婆婆？前两句的弦外之音是，守边守到了河阳，边境竟在自己的家门口。昔日强大的唐帝国穷兵黩武去开边，现在战火都打到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后两句是感叹嫁与征夫为妻的痛苦。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当时为郭子仪的驻防地。“姑嫜”，即公公和婆婆，丈夫的父母。古代儿媳妇称婆婆为姑，称公公为章，“章”即“嫜”。古时礼制，女子出嫁三天，要告庙上坟，才算成婚，人妻的身分才确定。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回想父母抚养我的时候，日夜都叫我深居闺房。女儿一旦嫁了出去，无论丈夫是鸡是狗也得把他跟上。这几句娓娓道来，字字凄惋，所谓发乎情也；细细追忆，深深感人，终能止乎礼义。后两句所采用的俗语，增加了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藏”，意谓不轻易见人。“归”，指女子出嫁。“将”，跟随。“鸡狗亦得将”，就是俗语所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你如今前往九死一生的战场，怎不让人痛断心肠！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又怕落个事与愿违的下场。这一席话语，如泣如诉，慷慨悲凉，哀婉真挚，充分表现了这位新婚女子为公忘私，识大体，送郎参军，奔赴国难的爱国情操。元代刘埙《隐居通议》说，以下八句“沈郁顿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言也。”“苍黄”，本指青色和黄色。《墨子·所染》：“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后因以“苍黄”比喻极大的变化或事与愿违。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请你不要以新婚为念，努力去当兵打仗。有女人在军队中，士气怕要受到影响。前两句是新婚妻子对丈夫的劝慰词，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为积极的鼓励，为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深明大义、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是诗人通过新娘之口发出的爱国号召。后两句是说，她怕触犯军队的忌讳，不能跟随前去。据《汉书·李陵传》，李陵曾与单于作战，说：“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陵搜得，皆剑斩之。”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可叹自己是贫家女儿，积攒许久才得到这身嫁衣裳。这漂亮的衣裳今后不能再穿，当着你的面洗掉红妆。由劝夫转为自劝，由慰夫转为自誓，庄重沉郁的语气，也随之转为婉曲缠绵，欲断又续，语气抑扬有致。“襦”，短衣。年轻的姑娘，又是新娘，而且还是贫苦人家的女儿，哪能不想穿漂亮的衣裳，然而积攒许久、好不容易才制成的漂亮的衣裳，却偏偏穿不上身，岂不可悲可叹？这可悲可叹却无一语直言，全是通过写实的叙述来体现，诗人真是揣摩入微，写得深刻而又逼真。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仰望天空飞着的百鸟，无论大小都成双飞翔。人间之事却多不如意，但愿我们的情意能地久天长。篇终仍比兴兼用，与开篇相照应。至此，将国事、家事、个人事绾成一个丝丝相扣的同心结。“永相望”三字，扣题目中的“别”字。“错迕”，杂错交迕，即不如意。
新婚别题解赏析
【题解】
这是杜甫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三别”之一，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诗中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妻的离别，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头天结婚，第二天新郎就去当兵，这完全违背当时新婚者不服兵役的常理和习俗。一想到丈夫就要到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去，新娘悲痛得心如刀割。但她同样认识到，丈夫的生死、爱情的存亡，与国家民族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要实现幸福的爱情理想，必须作出牺牲。于是，她强抑悲怨痛楚，在离情别绪中，平静而深情地鼓励丈夫，同时炽热坚定地表达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这首诗写出了当时人民面对战争的态度和复杂的心理，对正常人生和亲情的留恋，以及他们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勇气。
【赏析】
《新婚别》的叙事抒情主人公是新娘，倾诉对象为新郎。诗歌所述内容，主要是这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别时的复杂情愫。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此诗以比体起，比体结，语出新人口，情绪纷，而语言涩。”情感与心理的发展主线上，只有悲与壮的起伏，所以，诗人的语言运用注重清淳、自然、朴实、雅正，集中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要求。
这一首感人至深的千古佳作，最大的闪光点就是对新娘这一叙事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一方面，在新娘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具体刻画上，既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也运用了大胆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未必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也不可能听到新娘子对新郎说的私房话，况且洞房之夜，即是生离死别之夜，如此巧合，本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有而不一定有的事。但诗中的这一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有发展，人物的语言生动而逼真，丝毫不感到勉强和抽象。她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从军，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诗中一连用了七个“君”字：“君妻”、“君床”，见出聚之暂；“君行”、“君往”，见出别之速；“随君”，见出情之切；“对君”，见出意之伤；“与君永相望”，见出志之贞且坚。如此频频呼君，出语沉痛，动人心魄，一声一泪，充满生死离别之感。
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多次换韵，《新婚别》则一韵到底。这大概与它所采用的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