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原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甫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句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开篇以“咏怀”起：我这个住在杜陵的布衣之士，年纪越来越大，心思反而越来越拙笨；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前两句是自谦之词，隐含怀才不遇之慨；后两句为自嘲之词，隐含自述生平大志之意。卑中有傲，怨中带愤，却表达得委婉曲折。
杜甫的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居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所谓“老大”，带有慨叹，因为杜甫当时才四十四岁。而“拙”，同样也是饱含辛酸的愤怨之词。“许身”，即自许，自期。“稷”，即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果然是大而无当，沦落失败了，但我明知定要失败，仍旧甘愿这样困苦到老。如果死了，那就罢了；倘若还未盖棺，还有一口气，我还是希望实现自己济世爱民的理想。
“濩落”，原谓廓落或瓠落，即空廓而无用，大而无当，引申为沦落失意。“契阔”，指勤苦，劳苦。《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所以，为世俗所不容。志在圣贤事业，而不为人所理解，自然要沦落失意了。“觊豁”，希望能达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自己的志向常被同学翁们所取笑，但理想之歌，却更加激昂高亢。诗人关心百姓疾苦，愿为民尽自己的一生，忧民情怀，感人至深。但当时却常为不知者所嘲笑，纵然如此，他还是矢志不移。这几句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穷年”，终年，长年。“黎元”，指老百姓。“肠内热”，内心煎熬。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我不是没有隐逸江湖、浪迹天涯的志趣，不是不愿过那种潇洒自如、悠闲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这几句表现了诗人得君济民的志向，有积极用世的思想。“江海志”，指浪游天下，隐居不仕。“尧舜君”，对应着上文所说的稷与契。欲为稷契，就要下救黎元，上辅尧舜，这是全篇主旨所在。江海之士遗世自保，朝中之臣多有尸位素餐者，杜甫却始终忧国忧民，这是他的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为人取笑，不被理解的原因。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既逢尧舜一样的圣主明君，当今朝廷中有的是撑拄巨厦的栋梁之材，难道说还缺少我这一块料吗？即使如此，我还是像那向日葵始终跟着太阳转一样，因为物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既然朝廷不少他一人，诗人却偏要跻身其中，这是进一步说明其积极用世之心。而将此归为天性，则其忠君爱国、匡国利民之情之志，实是坚不可移。“夺”，改变的意思。“葵藿”，向日葵花。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是不是过于热衷功名呢？所以接下来予以自剖：回过头看一看，想一想，那些蝼蚁辈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我为什么就羡慕那大鲸，总想在大海里游息？鲸鱼之志，而冠以“胡为”，这一正话反说，也是杜甫自嘲其拙。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从中我领悟了人生处世之道，特别耻于屈身拜谒权贵。也正因此，艰难困苦的生活延续至今，但我决不甘心被世俗的尘埃所湮没。杜甫悟出了什么“生理”呢？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言自知不得不与蝼蚁争荣。”自己虽有用世之心，可是耻于奔走权门之路，落得埋没风尘。宋黄彻《䂬溪诗话》评论说：“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终究愧对巢父和许由这两位高士，我实在不能改变积极入世的大节。只好沉饮，聊以自遣；放声歌唱，但还是忧愁难绝。“巢与由”，巢父和许由，是古代两位避世隐居的高士。这几句自伤抱志莫伸。即使耽误了生计，瞧不起蝼蚁之卑，也愧对巢由之高，但也不肯归隐。所以进退踯躅之际，只好沉饮自遣。
开篇至此，诗人在回顾往事的万般感慨中，倾吐了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以下写途经骊山的见闻和感想。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时当年末，百草凋零，猛烈的北风冻裂了高山岩石。天空阴云密布，寒气阴森。半夜时分，我从长安启程。严酷的霜雪，冻断了衣带；冻僵的手指，难以把它系上。凌晨时，路过骊山脚下，皇上的卧榻正设在高峻的山上。
“天衢”，天空，一说天街。“骊山”，在长安东六十里处，山中有温泉，建有华清宫，为皇帝避寒之所。“”，高峻的山。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兵气弥天，崖谷路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而行宫里的温泉池，却蒸腾着暖气，宫外的禁卫军密密麻麻，兵器如林，相互碰撞。通过这些叙述，不仅令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而且反衬出骊山华清宫内的暖意，使宫内宫外的苦乐形成强烈的反差。“郁律”，烟雾蒸腾的样子。
“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决战时雾塞天地，失败被杀。这里以人代物，借指雾。“蹴”，踩，踏。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骊山上的音乐惊天动地，君臣留在行宫里，通宵达旦地欢娱。被皇帝赐浴温泉的都是达官显贵，赐与宴饮的没有一个是平民百姓。这几句记述君臣在骊山的游乐之迹。“殷”，盛大，厚重。“膠葛”，深远广大的样子。“缨”，系冠的带子，以二组系于冠，结在颔下。“长缨”，这里代指达官显贵。“短褐”，乃贫贱者所穿，这里代指平民百姓。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把它们进贡给宫廷。这四句是诗人有愤于统治者的耽乐害民，据实加以披露，语意沉痛。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玄宗因为国库充实，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彤庭”，亦作彤廷。彤，朱红色。汉代宫廷，因以朱漆涂饰，故称，这里指代朝廷。“城阙”，京城的宫阙，指代首都长安。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皇上把一筐一筐的绢帛恩赐给群臣，本意是想奖励他们努力工作以使国家兴盛。作臣子的如果忽视这一道理，分帛而不分忧，那么皇上难道不是把这些东西白白扔掉了？黄生《杜诗说》评论说：“本讽朝廷赏赉无节，然但归咎臣下虚糜主上之赐，深得立言之体。”“圣人”，是古代对皇帝的习惯称呼。“筐”，“篚”，都是盛物的竹器。“活”，犹苏醒，指代治理。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众多的官吏站满了朝廷，那些有良心的人见到这种单纯追求赏赐而不为国家分忧的现象，是应该感到后果可怕的。何况听说宫廷里的珍宝器物，都已流落到皇亲国戚的家里。
诗人讥讽赏赐泛滥的同时，暗示出当时国库空虚的重要原因。“多士”句，照应上文的“当今廊庙具”。“卫霍”，卫青、霍去病，是汉代的外戚。此指杨氏家族。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想那厅堂之上，杨氏姐妹在翩翩起舞，透过轻烟一样的舞衣，洁白的肌肤依约可见。宾客穿着轻暖的貂皮大衣，激昂的管乐和清细的弦乐一曲接一曲。由文武百官，到中枢大内，再到皇帝宠妃，诗人一步逼紧一步，言其享乐生活，虽未直言皇帝，其情可想而知。“神仙”，舞女歌伎的代称，这里指虢国夫人或杨玉环。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饭后又端上一盘盘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宫外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细说什么！“朱门”一联，形象而凝炼，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以议论入诗，大大提高了诗的思想性，既深刻地揭露了唐代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戳穿了封建盛世虚幻的帷幕，又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对立的典型概括。
“朱门”，古代王侯以朱红涂户，这里代指贵族之家。“荣”，指门第高贵，钱财众多，申说上面朱门之尊荣。“枯”，指低贱贫困，申说上面的“路有冻死骨”。咫，周制八寸为咫，相当于今制市尺六寸多。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以下写诗人继续北上辛苦跋涉的情状及到家后的境况。向北行进，来到泾渭二水会合处，渡口移动了位置，只好改道寻找。找到新的渡口却又无船可渡，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上游的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官渡”句，官府在泾、渭二水的汇合处昭应（今陕西临潼）设渡口，因水势不定，渡口常移。“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泾河发源于此山。诗人以水势和“天柱折”这一典故，隐喻当时国家形势的危急，寓意深刻。“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幸好桥梁没有断裂，但是支柱已然作响。行旅之人相互搀扶着走在上面，真担心不能平安通过这么宽的河面。“河梁”，河桥。“”，动摇之声。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老妻寄居在异地他乡，严冬的风雪隔断了一家十口。身为妻夫子父，谁能长期不顾及她们？我希望前往与她们共受饥寒。“寄”，客居。“异县”，指奉先县。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我的小儿已被活活饿死。我岂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呜咽流泪。所感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能生不能养，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料到眼下大秋刚过，我们贫苦人家仍然不免于意外的悲伤！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我们这样的人家是免交租税的，也是不用去当兵的，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是这样的辛酸。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的日子当然是更为动荡不安。诗人由自己的不幸看到社会的普遍不幸，不仅见出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在“平人”的扰乱不安中，透出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抚迹”，犹抚事。“平人”，即平民，唐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改“民”为“人”。“骚屑”，骚动不安。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扔下一家老小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与高耸入云的终南山齐巅，像汹涌无边的大海，广漠无涯，无法收敛。
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前两句以悯乱收束，后两句以咏怀总结，身世之患深矣。我之忧尚且如此，推己及人，则下民与戍卒之忧，又有远甚于我的，真是百端交集，所以说“齐终南”，“不可掇”。“终南”，山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澒洞”，相连无际、广漠无边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忧愁。“掇”，拾取、收拾之意。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十一月，杜甫从京城长安去奉先县（治所在今陕西蒲城）探家，安禄山恰在此时造反。杜甫经骊山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无从知晓，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诗人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为沿途所见荣枯之异和到家后得知幼子饿死等事所激发，于是创作了这首名诗。
全诗凡五百字，而其中叙述自京师出发，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其余都是议论或感慨，因为题目毕竟是“咏怀”。作为杜甫五言古诗中的代表作，全诗所咏之怀，主题有二：一是叙说他素怀济世之志，却不得伸展，虽艰难困苦，仍不改初衷。二是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对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动乱的苗头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主线，标志着诗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已经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生活与思想的总结，在艺术上也已达到纯熟境地。
【赏析】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和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