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居原文
庐居
陈子龙
行遁山河改，归来松菊荒。尚余三亩宅，无复万家旁。
祈死烦宗祝，偷生愧国殇。但依亲陇在，含笑此高冈。
庐居赏析
明隆武帝二年（1646）十一月，陈子龙带着“国破家何在，亲亡子独归”的不尽悲怆，回到故乡，安葬已去世八个月的老祖母，并在“彤管（笔）虚长夜，丹旌对落晖”的深切哀思中，写下了《奉先大母归葬庐居述怀》四首。此为原作之三，题目依《明诗别裁集》。
“行遁（隐避）山河改，归来松菊荒。”忧伤的开篇，实包含着一连串令诗人伤痛泣血的往事：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壮烈捐躯，南京弘光政权倾覆。随之而来的，便是松江起兵的失败和至友夏允彝的慨然自沉。正当陈子龙参加太湖义师抗清斗争的时候，从南京东华门外，又传来敬爱的老师黄道周殉国的噩耗。晚明志士的慷慨热血，就这样染红了江南的山河！从血战中突围而出，隐遁于嘉善、苏杭之间的陈子龙，正当潜回家乡的路上，福州的隆武政权，又被浸入一片血泊之中。当年陶渊明解职归园，毕竟还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的慰藉；诗人此次却是在山河改色中返家，更哪堪面对松菊荒弃的一派惨景？这两句以“松菊”之荒对映“山河”之改，表现的正是这种家破国亡的志士之悲。“尚余三亩宅”二句，则是对家乡惨状的进一步展示。“万家旁”暗用了韩信葬母的典故：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母死，家贫无以葬，却偏偏四出谋求宽敞的葬地，“令其旁可置万家”。清军南下之际，曾对拒守扬州、嘉定的百姓，实行了血腥的屠杀。陈子龙当时迁居的青浦富林，本为江南富庶之地，但在清兵南侵后，竟也村墟一空。诗人的“三亩”之宅虽在，往日那“万家”聚居的美好景象，却早已荡然无存！诗中用“尚余”“无复”的反跌之语，表达诗人抚今追昔、四顾茫茫之慨，语词酸楚，读来令人不觉泣下。
作为一位抗清志士，诗人原非偷生苟且之辈。当至友夏允彝沉江之时，他之所以未能共殉国难，实在是不甘心于狂澜之既倒，而寄希望于“义徒逸民”的奋起。正是怀着这一线希望，他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了监国绍兴的鲁王“兵部尚书”，奔走联络于苏、杭之间。八十余岁高龄的祖母尚存，曾使他一度放心不下（诗人五岁丧母，全靠祖母带大）。而今祖母已葬，诗人再无牵挂。国破家亡，烈士岂肯偷生？陈子龙身在祖母茔域，不禁思绪万千：“祈死烦宗祝，偷生愧国殇。”他想起晋国大臣范文子，深忧晋厉公的骄侈败政和家国之难的降临，断然令宗祝为他“祈死”（祈求让己速死）；想起屈原《国殇》所歌咏的楚国将士，为保卫家邦“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的捐身壮举，心中便充满了献身报国的豪情；我又何必像范文子那样烦扰宗祝去“祈死”而忍辱偷生，岂不有愧于“国殇”之毅魄？一个誓将热血洒社稷的信念，已在他胸间萦绕多年，该是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了！陈子龙在焚于夏允彝墓前的长书中，曾这样泣告友人：
夫赵有程婴，智有豫子（豫让），楚士（申包胥）一哭而《无衣》赋……彼千乘之国，一家之臣，而尚有如此之士。岂天下万里，养士三百年，遗民数百万而遂无一人乎？仆虽驽弱，安敢宁处？三冬之际，苟完茔域，将鹑衣跣足，自托汗漫（浪迹天下）。齐鲁文学之儒，燕赵奇节之士，荆楚感激之徒，庶几得一人焉！倘天下滔滔，民望已绝，便当凿坯（砖）待期，归死丘墓。足下其肯营一室于夜台（阴间）之侧以俟（等）我乎？
诗人正是要这样，继续为反清复国事业奔走，倘若失败，就——“归死丘墓”，与祖母、至友为邻，含笑卧于这高高的山冈之上。“但依亲陇（垄，坟也）在，含笑此高冈”，这就是诗人曾经对挚友，此刻又对祖国之灵立下的誓言。从容悲愤的言辞，正与他半年后殉国时高呼“文天祥止有一人”的壮语，铿锵交鸣，表现了一位伟大志士的铮铮壮节！
这首诗写得很朴实，字里行间却蓄满了山河改色中安葬亲人的悲怆，汩汩流淌着辞亲报国的热泪！融化典故来表达襟怀、心志，是此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点。而且在所用的四个典故中，有三个均与古烈之士的高风亮节有关。思接千载，古今相映，把诗人的生死去留之思，表现得分外深切、动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叶燮《原诗》），在“含笑此高冈”的动人结句中，我们不是瞥见了诗人那光争日月的志士之心的辉耀吗？
（潘啸龙）
【作者】
陈子龙（1608－1647），明末爱国志士，著名诗人，字卧子、人中，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与夏允彝、徐孚远等组织“几社”，与“复社”相响应。南明弘光帝时任兵科给事中，南京沦陷后，在松江起兵抗清，兵败匿避山中。后又结太湖义师抗清受挫，更谋松江都督反正举义，事泄被捕，投水而死。其创作以诗见长，多感时伤事之作，诗风“高华雄浑”，后期转为凄怆悲壮，被誉为明诗“殿军”。有《陈忠裕公全集》。